如何解决社会公德缺失的问题

社会公德是反映社会文明程度的一面镜子,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公德是一面文明镜还是已经成为了变色镜?上公交车拥挤不排队、不让座,乱扔果皮纸屑,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上完厕所不冲水,这些事情每个人天天都能遇到;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层出不穷;犯罪猖獗,大案要案急剧上升;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见惯不怪;见死不救,见利忘义,个体的孤独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不再是个别现象……凡此种种,说明今天的社会公德,已经不是一面凸显人类精神和时代进步的文明镜,而是一面反映社会问题和人的异化的变色镜!所以,我们不能再陶醉在道德大国的虚幻美梦中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道德在滑坡,社会公德已经变色,社会公德建设刻不容缓.要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就必须先找出当今我国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以期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一、传统文化弊病:私德与公德中国被人称为礼仪之邦,儒家伦理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品德被视为圭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情怀更是为世人称道,然而这种天下为公的姿态,很容易让人模糊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缺陷,即先私德后公德.
　　一、文明镜与变色镜——当今中国社会公德状况
　　社会公德在今天的中国,是一面文明镜还是已经变成了变色镜?这个问题是与道德“滑坡论”与“爬坡论”的争论密切相关的.“滑坡论”与“爬坡论”曾在改革开放之初产生过激烈的交锋.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人们认识程度的深入,结论比较明晰了,那就是：爬坡论者当初振振有辞的“时间观念、效率意识的加强”、“社会政治的开明”之类的论证,虽然言之凿凿,但并不属于道德领域,而更多的是属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道德的进步没有绝对的正向相关,经济发展了,但我们的道德状况不但在总体上没有进步,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明显的滑坡.就社会公德领域来看,上公车拥挤不排队、不让座,乱扔果皮纸屑,在公共场合高声喧哗,上完厕所不冲水,这些事情每个人天天都能遇到,已经成为人们的“必修课”.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层出不穷；犯罪猖獗,大案要案急骤上升；吸毒贩毒,卖淫嫖娼见惯不怪.见死不救,见利忘义,个体的孤独焦虑、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不再是个别现象.凡此种种,难以让人产生道德爬坡之感觉.
　　不久前网上披露的事情则具有更典型的意义：2004年10月11日黑龙江大庆市发生了狗主人威逼人力三轮车夫向小狗下跪磕头的事件；一个月后,11月16日,相同的一幕又在安徽合肥市街头上演：一位出租车司机迫于狗主人的威胁殴打,在瑟瑟寒风中向被撞伤的小狗下跪,直到警察赶来现场才起身,而且合肥市一派出所的处理结果是：向狗下跪的司机赔偿狗主人1000元钱.[1]今天的社会公德,已经不是一面凸显人类精神和时代进步的文明镜,而是一面反映社会问题和人的异化的变色镜!
　　所以,我们不能再陶醉在道德大国的虚幻美梦中无法自拔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道德在滑坡,社会公德已经变色,社会公德建设,刻不容缓.要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就必须先找出当今我国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以期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二、私德与公德——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
　　中国被人称为礼仪之邦,儒家伦理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温、良、俭、让等德目被视为圭臬（guīniè [criterion;standard] 指圭表,比喻标准,准则和法度;可以据此作出决定或判断的根据 圭臬星经奥,虫篆丹春广.——杜甫《八哀诗》 适应之说,迄今日学人犹奉为圭臬.——鲁迅《人之历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入世情怀更是为世人称道.这种天下为公的姿态,很容易使人模糊了儒家伦理的缺陷,即先私德后公德.
　　儒家学说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学说,在处理私德与公德的关系、建立道德体系时,它是沿着先私后公的路径展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排在“国”和“天下”之后的.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说：“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对于公德而言,私德是本根性的,是至上性的.公德是以私德为基础,从私德中推延而成的.
　　诚如有论者所说,“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同”或者“求同”.基本方法论是：求同再求同,贯通再贯通,肯定再肯定.”[2]这固然是对的.但当私德与公德发生了矛盾,而且两者的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求同”无方、“贯通”无路、“肯定”无门而只有“舍鱼而取熊掌”之时,私德就会压倒公德.例如孔子对“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做法提出异议,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当“其父攘羊”,在父慈子孝与诚实正直之间出现冲突时,一向强调后者的孔子却主张通过“父子相隐”的方式维系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从而明确地将家庭私德凌驾于社会公德之上.
　　再看孟子,孟子本来主张“责善,朋友之道也”（孟子?离娄下）,然而一遇到父子关系,就变了,他说：“父子之间不责善”（孟子?离娄上）,甚至认为：“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孟子?离娄下）.道德生活中的相互批评固然重要,但一旦涉及到至高无上的血缘亲情,就只有让位了.所以,孟子对舜面对其父杀人的局面,“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做法赞不绝口,在公然地在为徇情枉法、任人唯亲的腐败行为唱赞歌的同时,把公正守法、任人唯贤的社会公德抛诸脑后.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这种复杂效应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由于儒家伦理在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在形成高度重视慈孝友悌等家庭私德的伦理传统的同时,往往又流露出相对轻视社会公德的倾向,以致一些基本的公德规范,如诚实守信、公正守法、遵守公共秩序、讲究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财物等,时常受到漠视.[3]
　　三、集体的理想与个体的虚无——时代背景的局限
　　诚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4]道德是时代的产物,它必然要受到时代的制约；同时,道德的发展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社会公德与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这种特点也就相应地体现得更加明显.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经历了令许多老人至今深深怀念的“温暖、和谐、单纯、明净”的五六十年代,社会公德大崩溃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进入了向现代化进军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有目共睹甚至“举世瞩目”的,但社会公德的建设却令人不敢恭维.从过去的极端集体主义到今天的极端个人主义,从过去的道德理想主义到今天的道德虚无主义,我们只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在这个180度的转弯之后,我们的道德状况却似乎没有太大的进步.——在某些方面,甚至还退步了.例如新中国成立后销声匿迹的黄赌毒,今天又死灰复燃,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钱是个好东西,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出对自由民主的强烈渴求.但是,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道德的进步吗?理性真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吗?我们的精神是越来越健全呢,还是相反?卢梭在18世纪提出的对启蒙理性的警惕的质疑日益凸显出他的真知灼见,他那“科学越发展,道德越堕落”的箴言,至今仍回荡在我们耳边,而且还越来越清晰.
　　所以,奥尔加?希尔的一篇形容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中的都市人的小文章在网上被广泛转载：“我们不断聚敛财富,却逐渐丧失了自我价值；我们话语太多,真爱太少；我们掌握了谋生手段,却不懂得生活的真谛.我们学会了追赶时间,却没学会耐心等待；我们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道德品质却日益沦丧.我们生产更多的电脑用于存储更多的信息和制造更多的拷贝,而相互的交流与沟通却越来越少.……”
　　四、传统体制与现代体制——社会体制的真空
　　现代人越来越意识到体制的重要性.好的社会体制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社会体制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这已经基本上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在奔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体制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破坏,但新的合理体制一时有未能建立起来,于是体制上的真空便为道德上的真空大开了方便之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里的胆大胆小的衡量标准就是对社会公德的破坏.“缺德就能发财”,这在体制不健全的社会里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改革开放之初的暴发户,有许多就是这样发家的.今天我们所面对诸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公加剧,不正当竞争,黑箱操作,等等,它们是导致社会公德缺失的温床.
　　曾经一度引起社会关注的北京“小偷”偷馒头的事件,充分暴露出现有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个在北京找工作没有结果的青年,好几天没吃东西,饿得实在没办法的,无奈之下偷了小卖部的几个馒头,被发现后仓皇逃跑,但因为没有力气,没跑几步就晕倒在地,被“当场抓获”.有些自豪的北京人以此立论,大放阙词：看看,这些外地人,多么没素质.他们到我们首都来,严重破坏了祖国的大好形象.对他们,就是要排斥、限制,不让他们踏进京城半步!但是,北京不是北京人的北京,北京是中国人的北京.文萃报曾转载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就是《想做北京人,为何这么难》,从生活歧视、职业歧视、子女受教育歧视等诸多方面勾勒出中国现有体制上存在的问题,[5]这些问题聚焦在社会公正问题上,而社会公正本身就是最大的道德,当代思想巨擘罗尔斯在他的划时代巨著《正义论》中开篇就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的首要美德一样.……法律与制度无论多么有效率和井然有序,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被改造或废除.”[6]不正义的社会制度为社会公德缺失埋下了无尽的隐患.
　　所以,对于下岗工人聚众赌博、小摊小贩在路旁摆摊设点这样的事情,我们如果无视制度的缺陷,一味地做道德上的批判,摆出一副道德家的姿态,对他们做“正其义不谋其利”、“饿死事小,失礼事大”之类的说教,不说效果甚微,就是面对自己的良心,也觉得羞愧.认真审视从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发展过程中留下的真空,脚踏实地地解决问题,这才是根本.
　　五、上帝死了与人死了——信仰的缺席
　　从理论上论证信仰的重要性并不难,难的是让信仰从嘴边落到心中,在现实的生活中扬起信仰的帆.西方人的信仰经历自然神—上帝—理性—无的过程,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下,我们中国人则是伴随着对传统儒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轴心的入世信仰的颠覆而陷入了虚无.
　　80年代中国大陆摇滚之父崔健的《一块红布》说出了中国式信仰的虚幻性：“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诚如鲁迅所形容的,“梦醒了,却无路可走”,孤独、寂寞、苦闷、彷徨、惆怅一股脑儿涌了上来.爱显得越来越少,越来越珍贵,同时也越来越“变味”,神圣而崇高的爱情不见了,“我会爱你／你会爱我／只是因为寂寞”（《因为寂寞》）,歌词虽然残酷,但却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信仰的缺席导致极端个人主义、极端功利主义的盛行.之所以在前面加上“极端”一词,是为了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相区别.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是西方价值观念的基石,在他们看来,个人权利高于一切,趋利避害、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道德应当顺应它而不是忤逆它.这是西方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最表层的观念,今天的许多中国人,完全认同了者一点,但他们却忽视了它更深层的涵义.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尊严、价值、以至财产的神圣性,是指的每一个人,它具有普世界性；而中国人却把个人仅仅理解为“我”自己.功利主义强调功利,但追求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在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穆勒看来,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和长久利益是功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7]可见,功利主义包含了对他人的尊重和与他人同生共赢的理念,而今天中国的功利主义,则是作为个人的“我”对他人的掠夺性占有,是有我没你的剥夺与被剥夺、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所以,我把它们称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
　　这种极端性表现在三个层次,对于一般的市民而言,他们所信奉的是“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第二个层次更深,还要极端一些,它以颠覆价值,游戏人间为依托,所谓“当个小人真快活”,就是这个意思；更有甚者,到了第三个层次,竟然公然喊出了“千万别把我当人”（王朔）.在这样的语境下,谈社会公德无异于痴人说梦.
　　六、作为主人的“我”与作为奴隶的“我”——主体意识的丧失
　　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在认知领域,人是主体,而且无论如何也是主体；但在价值领域,在涉及包括社会公德在内的道德问题的时候,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丧失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其原因,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人处在受奴役的状态,他常常不能发现自己的奴役地位,有时还喜欢这个奴役”,“自由是个困难的东西.处在受奴役的状态是会更轻松的.”[8]
　　在中国,主体地位的丧失是与公民意识的欠缺密不可分的.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臣民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有的是臣民意识而不是公民意识.所以,打假英雄王海、状告村长的秋菊,在某些“公仆”眼中就是“不稳定因素”,是“动乱分子”.而他们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
　　我们以前所说的“主人翁精神”与公民意识是一致的.因为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公民,是国家的主人,所以会把社会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都当作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对社会的公共规则,也会认同和遵守；对国家所倡导的风尚和价值观,也会由衷地赞成并身体力行.这就是建国后我们的社会公德建设令世界瞩目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在今天,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对国家、社会的认同感正在急剧下降,以往那种“小家”“大家”同为一家的观念渐渐地被“小家”与“大家”的矛盾所代替,私德与公德不再是相通的,而更多的成为了一种对立关系.由爱“小家”推广至爱“大家”的道德发展路径被“顾小家忘大家”甚至是“损大家利小家”代替.反正在这个国家中我只是沧海一粟,有没有我无足轻重,国家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损之何妨?
　　七、公共形象与自我形象——法制观念、规则意识的淡漠
　　公民、法制、规则,这些现代社会的核心词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既然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臣民,既然我存在的意义与别人不一样,那么,在主子没有发觉的时候,偶尔犯犯规、打打擦边球,体验一下不按牌理出牌的快感,获取意想不到的巨大好处,何乐而不为呢?臣民的人格是一种分裂人格.主子在场与不在场,表现截然相反.他表现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我”.公民意识的欠缺,必然带来法制观念、规则意识的淡漠.乱扔果皮纸屑、违章驾车、投机倒把、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在澡堂水池小便,等等,都是法制意识、规则意识欠缺的表现,这些现象在我们身边已经是随处可见,见惯不怪了.
　　更重要的是,法制观念、规则意识的缺失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事”、我们的“一言一行”中,它还关系到民主国家的建设、民族素质的整体提高.我们所称道的负责任的大国德国,在二战即将结束时,由于资源匮乏,不得不让市民上山砍树取暖.林业人员在茫茫树海中搜寻,找到老弱树或劣质树,在上面划一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问题是,谁来执行处罚?当时德国行政管理名存实亡,公务员尽数抽调到前线去了,市内找不到警察,全国几乎处于政权的真空.但直到战争结束,全德国没有发生过一起居民乱砍滥伐的事,他们全部忠实地执行了规定.事隔五十多年,当时被困德国的季羡林老人提起这事仍感叹不已：德国人“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9]至于德国人以及日本人恪守交通规则,即使是路上空无一人,只要红灯亮着,就不会开车或者走道,这些例子中国人早已经耳熟能详了.这就是现代公民的素质,而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发生不知道要等多少年!
　　总之,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在红灯前面要抢行,要有警察在场才能维持秩序,这样的人群已经习惯于被别人管制,他们缺乏相应的社会责任感.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民主社会可以由这样的人群所组成.”[10]
　　八、“取法乎上”与“取法乎下”——一点启示
　　上面所说的六个原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这里所提供的只是审视社会公德缺失的六个不同方位的视角.也可以说,造成今天我国社会公德的丧失,使昔日的文明镜变成了今日的变色镜,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道德问题.只要把它放在社会背景来考察,才能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和途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道德的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忽视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试图用心灵革命的方式,在短期内实现人的“脱胎换骨”,这样的愿望只能是空中楼阁,最终的命运也只能是以失败告终.
　　道德建设不同于经济建设,物质上的投资与精神上的回报并非总是成正比.公正的社会是道德文明的基石,要把变色镜变成文明镜,就必须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入手,对社会进行改造.而要实现社会公正,首先就是要确立规则意识.今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握好公德的度,即不要无限拔高,也不要止于初等水平,即做到“取法乎上”与“取法乎下”的有机结合.
　　所谓无限拔高,就是把“取法乎上”做过了,就是把社会公德泛化,无时不谈德,无处不谈德.以往我们把大学生谈恋爱也作为道德问题来处理,采取“围追堵截”的方式,举起道德的大棍子棒打鸳鸯,这种行为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与人的天性相违背.所以,是公德的就给公德,不属于公德范畴的,不要生拉硬拽地往公德上靠.这是一个基本尺度.在最消极的意义上说,“不干涉别人,对得起自己”,这就是道德的了.
　　同时要注意的是,由于道德有层次上的差别,人们往往把社会公德与处于最低层次的日常行为规范等同起来,认为社会公德似乎与伦理道德规范和信仰价值追求无关.这种在“取法乎下”的问题上又走了极端.正如前面所说的,社会公德不仅仅是一点一滴的小事而已,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精神状况的公民的整体素质.所谓“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无论是儒家、佛家还是基督教,都看到了道德的整体性.“取法乎下”必然导致道德建设的实效低迷.
　　针对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找到实施补救的突破口,这还是第一步.在文章开头所介绍的安徽活人给死狗下跪的案件中,下跪的当事人因害怕狗主人的报复,在警察到来的时候,还不敢把被逼下跪的事情告诉警察,真是应了鲁迅的话：“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以,启蒙之路漫漫而长远,我辈还需抱定“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鼓足干劲,上下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