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的政坛生涯以及其文学造诣

政坛生涯：

曹植自小非常聪慧，才十岁出头，就能诵读《诗经》、《论语》及先秦两汉辞赋，诸子百家也曾广泛涉猎。曹操赞赏其文采，宠爱有加。安十一年（206年）八月，15岁的曹植第一次随父东征海贼管承到达淳于（今安丘东北）。

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在邺城所建的铜雀台落成，召集了一批文士“登台为赋”，曹植也在其中。在众人之中，独有曹植提笔略加思索，一挥而就，而且第一个交卷，其文曰《登台赋》。从此曹操对曹植寄予厚望，以为他是最能成就大事的人。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植改封临淄侯。曹植既因为有才而受宠，丁仪、丁廙、杨修等人便都来辅佐他。曹操有些犹疑，好几次几乎要立曹植为太子。然而，曹植文人气、才子气太浓，常常任性而行，不注意修饰约束自己，饮起酒来毫无节制，做出几件让曹操很是失望的事。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他在曹操外出期间，借着酒兴私自坐着王室的车马，擅开王宫大门司马门，在只有帝王举行典礼才能行走的禁道上纵情驰骋，曹操大怒。令曹丕为世子。从此，曹植告别了昂扬奋发的人生阶段，陷入难以自拔的苦闷和浓浓的悲愁中。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困，曹操让曹植担任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带兵解救曹仁。命令发布后，曹植却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受命，于是曹操后悔，不再重用他。

文学造诣：

曹植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应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扩展资料：

黄初元年（220年）正月，六十六岁的曹操病死，曹丕由世子荣升魏王；同年十月，汉献帝被迫禅让帝位，曹丕上位，称帝为魏文帝。由于争封太子这段经历让曹丕无法释怀，在他称帝后，他仍对曹植耿耿于怀。

他担心这个有学识又有政治志向的弟弟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就想着法子要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陷害自己，可自己无法开脱，只好在极度悲愤中七步之内应声成诗。

　　曹植的一生与其政治情结

　　摘 要:传说中七步成诗的曹植,今天大都是以一位文学家的身份为世人所认识。然而作为曹植本人,在当时却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目标来自我期许。早年得志时,他积极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曹氏政权服务。中年后曹丕、曹睿父子相继为帝,曹植被拒于朝廷之外,满腔报国壮志无法实现,以致郁郁而终。可见,强烈的政治情结,实与曹植的一生相始终。
　　关键词:曹植 政治意识 政治情结

　　曹植在文学史上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天才诗人而为世人称道,在杜甫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扮演了中国诗神的角色。钟嵘《诗品》对其评价为:“陈思之於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 鳞羽之有龙凤。”《南史·谢灵运传》中更载有谢灵运的评价说:“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可见前人对曹植的文章才华钦佩之极。但是,对曹植本人而言,他却未将文学视为人生的主要事业,在《与杨德祖书》中甚至直称“辞赋小道”。这话虽也不免有故作谦逊之意,但纵观曹植的一生,他的确从未将文学作为人生的第一追求。事实上,曹植一直以一个政治家的目标来自我期许,这种强烈的政治情结始终萦绕着他,伴随了他的一生。
　　作为传统士人的一员,曹植自然也接受了“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传统观念,其建功立业的心理可以看作古代文人共有的集体无意识。但更为重要的是,曹植身为魏武帝曹操之子,为曹魏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这种特殊的身份极大地强化了曹植的政治意识。曹植生长的年代正值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之时。少年曹植生乎乱,长乎军,跟随父亲的大军南征北战。在父亲的熏陶之下,曹植很早便树立起成为一个优秀政治家的人生目标。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明确宣称:“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勠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可见,曹植是把政治事业作为人生的首要追求,而把文学创作排在次要的位置。
　　曹植的一生以曹操去世为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得志与后期的失意。曹操在世时,曹植深受父亲宠爱,爵封万户侯,并成为邺下文人集团的领袖之一。这时期曹植虽流连于与周围文人的诗酒悠游,但已经显露出自觉的政治意识。在很多作品中,曹植实际上是代统治者立言,为曹魏政权进行政治宣传。例如《辨道论》一文,就是配合曹操网罗方士的政策而作。道术在东汉末年大肆流行,以致最终引发黄巾起义。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但道术在民间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小觑。如果处置不当,难保不会发生第二次黄巾起义。因此,曹操将当时最著名的一批方士集中到邺下,名为收罗人才,实际上是对这些人严加控制以防作乱。但是大众无法理解曹操的深层用意,社会上仍然笼罩着迷信方士的空气。为了矫正舆论,以正视听,曹植及时地站在官方正统的立场上写下这篇《辨道论》。文中点明了曹操收罗方士的真正意图:“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并明确宣称:“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文中罗列了曹植亲眼所见的大量事实,通过近距离的观察,剥下了术士们头上的光环,揭穿了道术的欺骗性。最后又嘲讽历史上曾迷信方士的秦皇汉武:“而顾为匹夫所罔,纳虚妄之词,信眩惑之说……或殁于沙丘,或崩于五柞,临时复诛其身,灭其族,纷然足为天下一笑矣。”其揭露和批判可谓不留余地,以致于在后来中国历史上的佛道之争中,这篇文章竟成了佛徒攻击道教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但事实上,曹植自己也写过很多游仙诗,其名作《洛神赋》更是取材于神仙故事。但是在事关统治集团利益时,曹植还是毫不犹豫地站在政治家的立场上充当了官方的喉舌,旗帜鲜明地对道术进行了批判。
　　作为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同时又是当时社交圈里的核心人物,曹植又时刻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其父笼络人才,安抚人心,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见识。如《赠丁仪王粲》一诗中说:“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声。丁生怨在朝,王子叹自营。叹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面对因不得重用而怀有牢骚的好友丁仪和王粲,曹植耐心开导,并鼓励他们以积极乐观的心态更好地为曹魏政权服务。又如《赠王粲》一诗中说:“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谁令君多念,遂使怀百忧。”同样是安慰好友耐心为曹氏服务,诗中把曹操的封赏比喻成普降甘霖,并表示曹操不会忽略任何一个人的功劳。对日理万机的曹操来说,可能不易察觉自己下属的这些不满情绪。而曹植这些交际性的文学作品无疑为曹操起到了查漏补缺的作用。在收罗人才方面,曹操先后三次下诏求贤。而与父亲的《求贤令》相配合,曹植写了著名的《七启》一文,通过文学的形式,提出了在当时这样的繁荣稳定的政局下,退隐岩穴已不合时宜,从而号召在野的人才都来为朝廷服务。以自己的文学作品与父亲的政令表里配合,可谓相得益彰。
　　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去世,曹丕继位,并于同年代汉称帝。曹植的政治热情并未有丝毫衰减,马上就创作了《魏德论》和《庆文帝受禅表》来替兄长呐喊助威。然而曹丕却对才能出众的曹植心存忌惮,加上之前曹操在立太子一事上曾有过犹豫,让曹丕耿耿于怀。而曹丕的另一个弟弟曹彰也有很高的声望。由于担心自己的皇位受到萧墙之内的威胁,作为皇帝的曹丕便调整了曹操以来的藩国政策。曹操时封诸子为侯,乃“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而曹丕则遣诸侯王就国,并派人监视,诸侯王处境尴尬,形同囚徒。黄初二年(221),曹植更被强加以“醉酒悖慢,劫胁使者”的罪名而险些丧命,政治生涯宣告结束。
　　这之后,曹植远离了政治中心,偏处一隅,郁郁寡欢。这时期曹植对回归政坛的渴望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他最大的心愿便是能回到朝廷中,哪怕只担任低微的官职也好。开始受到曹丕迫害时,曹植心里也有不满和愤怒。《野田黄雀行》一诗中说:“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表达了对曹丕杀害自己的好友丁仪、丁廙兄弟的愤怒。但冷静下来之后,曹植最终选择了委曲求全。因为曹植无法放弃他的政治理想,虽然在文坛上他已名满天下,但那显然不是自己最需要的。为了讨好曹丕,以获得被任用的机会,曹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柔顺和谦卑。为了奉承曹丕,他把之前有司实因曹丕授意而上奏的自己的罪状收集起来贴在门上,绝口不提曹丕迫害自己,而一口咬定是自己的行为不检点,并作有《写灌均上事令》一文表明自己要严格自律。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曹植几乎把曹操当年所有重要的赏赐统统归还朝廷。其集中现存的《上先帝赐铠表》、《献文帝马表》、《上银鞍表》皆为与之相应的表白。在很多对曹丕歌功颂德的文字里面,曹植更是不遗余力。曹植持续不懈的努力最终获得了曹丕的原谅。黄初六年(225),文帝东巡,幸植宫,兄弟二人重归于好,文帝不仅对曹植赏赐颇丰,还增邑五百户。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次年文帝便驾崩,其长子曹睿即位。此时曹植的政治愿望被更强烈地激发起来。作为皇帝的叔叔,他希望自己能重归政坛成为如周公一般的股肱重臣。然而遗憾的是,年轻的曹睿对自己这位名气极大的叔叔心存忌惮,不敢给他任何机会。眼见自己被重新起用的愿望再次落空,而且恰恰是与皇帝骨肉至亲的身份成了自己回归政坛的障碍,这种遭遇让曹植悲愤难平。他在写给明帝的《求自试表》中不禁悲叹道:“犬马之诚不能动人,譬人之诚不能动天。”又说:“臣伏自惟省,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此时的曹植已近不惑之年,但他的政治头脑比以往更加睿智,见解更加深刻。他对曹睿所奉行的疏远同姓而重用异姓的政策深表忧虑,并隐隐感到曹氏江山有被外人篡夺的危险。在上给明帝的《陈审举表》中曹植写到:“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姓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曹植对形势的观察可谓一针见血,真正体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只可惜,自以为是的皇帝曹睿,对叔叔的警告充耳不闻。当不甘于作一个傀儡皇帝的曹髦奋戈一击壮烈的死在战车上的时候,历史见证了曹植的远见。然而这些,都只能在千载之下留给后人们深深的遗憾和叹息。
　　曹植的骨子里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因此他无法像一个隐士那样诗酒自娱过完后半生;他也不能像一个学者那样退而著书立说传诸后世。他始终为壮志难酬的悲愤所折磨,在四十一岁时便英年早逝。当然,如果没有曹植政治上的失意,也许现在我们就欣赏不到他创作的许多感人至深的诗文作品。也许,政治的成功与文学的成就本就是一个不可兼得的二律悖反。

性格决定命运——曹植的悲剧战

在中国文学史上，建安文学以其崭新而爽朗的风格备受后世关注。以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和七子为代表，各位作家成就非凡，各领风骚。其中最负盛名者莫如曹植。曹植，为曹操第四子，曹丕同母弟，累封为陈王，谥为“思”，世称陈思王。曹植文学才华在其兄曹丕之上，政治才干却比不上，加上性格的率性纯真，导致在政治斗争的失败，开始其后生的颠沛生活，报国无门，郁郁而终，可以说，是他“不自雕励、任性而行”的性格酿成了他的悲剧。

曹植生于汉献帝初平年间，时值天下大乱，植自幼随父转徙于军旅，如其自言是“生乎乱，长乎军”。他亲历战乱，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为其创作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素材。建安年间，曹操逐渐统一了中原，他网罗了不少文学之士，为文学的发展提供方便。曹植在这种文学氛围中极大地发展了自己的文学才能。以建安为界，他的创作分前后期，前期宽闲安逸，后期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这完全与其性格分不开的。

曹植曾是一富贵公子，过着斗鸡走马、宴饮无暇的糜烂生活。《斗鸡篇》里说：“长宴坐戏客，斗鸡观闲房。”可以说是整日无所事事。《名都篇》有：“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揪间。”不过他并没有完全沉迷在这种整日斗鸡走马的把戏里，前期有些诗篇可看出积极进取之精神，如《白马篇》描写渴望征战沙场，为国捐躯的英雄精神。有些则有慷慨之气，如《赠丁仪》。雅好慷慨为当时建安风气，不独曹植有。这与当时天下大乱人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多而快，慷慨豪迈的情绪四溢，加之曹操这个活样板的榜样力量，时人渴创一番事业。这也是曹植念念不忘去上表自试，望能一展政治抱负的原因之一。

建安前期，曹植因才干与文学造诣的不凡得到曹操的宠爱。当铜雀台建成时，曹操让各子作赋，“植援笔立成”，一下子引起曹操的注意，“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曹操因此想立曹植为继承人，认为他是“最可定大事”，对他寄以很高的期望。本来，如果按此照样发展，他会接替曹操之位。但是，偏偏他的诗人的纯真率性慢慢为曹操所看不惯，失掉了宠爱，并招来曹丕对他的猜忌。

曹操爱惜文才，这从他网罗各文人学士于府中和到大漠去赎回蔡文姬可看出来。但是，作为政治家、军事家，他更看重政治品质。他不愿意他辛苦一生的江山拱手让人。他逐渐发现了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等坏毛病。作为诗人，曹植的做法和性格无可厚非，常人会认为此乃诗人之特殊。但作为政治家的继承者，太不稳重，易授人话柄，难以服众。

有以上的缺点，在曹操眼中已失掉资本，即使没有曹丕的“以术相倾”，抬高自己，贬低曹植，曹操也不会考虑把王位传给曹植。加上善于机心的曹丕“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收买人心，致使宫人左右纷纷为他说好话。曹操逐渐把天平倾向曹丕也是必然的。曹丕这一手段后来为隋炀帝所效仿，同样是铺平了通往皇座之道路。不同的是杨勇终于没能逃出生天，曹植则保全了性命。

曹植空有政治抱负而无政治头脑，在失掉父亲的宠爱后仍不自知，继续任性罔为，不自雕励。如有次他居然私自“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这显然是不按制度而为！已经触犯了“王法”，使原先认为曹植是“儿中最可定大事者”的曹操大为恼火，彻底改变了对曹植的看法。

大概是想对曹植作个警告，也提醒下属们别忘了自己的本分，曹操杀了曹植的得意谋士杨修。在《三国演义》里，杨修一句“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宣言，猜透了曹操心事。让曹操感受到威胁，借动摇军心的罪名把杨修的头挂到营门上去。曹植深受震动。此时此刻，曹植已失去父亲的信任了。

曹丕趁机落井下石。当曹操派曹植带兵去救被关羽围困的曹仁时，曹丕在曹植将行前“逼而醉之”。曹操要召见曹植，醉到成泥的曹植当然不能接受命令，这无疑让曹操对曹植的坏印象又加了几分。曹植的缺乏政治头脑于此又见一斑。

曹丕称帝后，对曹植的猜忌加深，老想找机会杀掉心头大患。一次，他苛刻地要求曹植七步成诗，故意刁难。曹植作《七步诗》：“煮豆燃斗箕，漉豉以为汁。箕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箕豆相煎喻骨肉相残，内中有无限感伤，其实又是对曹丕的冷嘲热讽。最后，如果没有太后的维护，估计曹植亦难逃大难。因为以曹丕的为人和能力，要在诗中找点什么破绽，不是什么难事。

从此，曹植诚惶诚恐，屡次遭贬，四处迁徙，生活困顿。但肉体所受之苦比不上心灵创伤之苦。黄初四年，诸侯王入京朝见皇帝，任城王曹彰突然死了，死得不明不白；与白马王同归藩地又遭有司横加干涉，兄弟间生离死别，倍感凄酸。《赠白马王彪》说“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对兄长曹丕仍有所保留，一来环境险恶，二来内心仍存在幻想，那种对骨肉亲情的幻想。在黄初三年写的《洛神赋》，就表达了美好愿望幻灭的失落、伤心和苦闷，有冤无路诉。

在其侄曹睿在位时，曹植仍没有放弃“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的努力，先后上《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言词激切，发夫至诚。在经历了曹丕的铁笼统治后，曹植的思想虽有含蓄一面，但对其侄，又露出其率性一面，尽管不如以前的“任性而行”，有点兵行险着之感。或许是想来个激将法之类。可惜曹睿并不在意，于是曹植只得怅然绝望而死。

曹植的一生，勋绩在翰墨、赋辞之中，有远大政治抱负，却受自身性格所困，率性而行，结果是葬送了自己。

曹植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建安之杰”曹植的五言诗,“辞采华茂，骨气奇高”，以其极大的艺术独创性，拓展了五言诗的创作领域，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代表了建安一代诗风。

曹植的五言诗脱胎于汉乐府，又对汉乐府有较大的发展与革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诗歌的文人化。乐府诗以古朴见长，大多采用白描手法，人工加工、改造的成份不多。可谓“天然去雕

饰”，有一股清新可爱之气。至曹植时代，文学开始了自觉的时期，人们对美的创造成份增多。诗歌在构思的方式、词藻的运用、表现的手法上更细致、更艺术化，因而也更具美感。曹植的五言诗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的天然古朴，另一方面又向着“词采华茂”的方向做着开拓性的工作，尤其注重篇章结构的剪裁安排，比如曹植的《美女篇》，对主人公形象的描绘，，既惜墨如金，又浓笔重彩，由简入繁，当简则简当繁则繁，繁简得当，详略适宜，细腻敏锐的审美感知力使他的诗篇空前的精巧纤美。诗篇首二句“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即采用简净之笔，对主人公的外貌、内质及其活动场地进行了总的概括和交待，整体上给读者以初步的印象和感受。接着，作者运用繁复之笔，不厌其烦而具体细腻地描写“美女”的外在的美。作者写道：“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从人物的体态、手的动作轻盈之美到头部、腰间的装束之美，再到整个身体的服饰之美，层次清晰，“妙有次第”，词采丰厚，一幅美女图画历历在目，使人联想到汉乐府的名篇《陌上桑》中对罗敷衣着的描写：“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其中“缃绮”、“紫绮”尚显单薄。从这两首描写美女的诗篇对照看，诗人对《陌上桑》描写手法的借鉴是明显的。《陌上桑》是用装束之美衬托罗敷的容貌之美。而《美女篇》中，诗人并未止步于对美女的衣饰的静态描写，而是与人物的动作形态相结合，化静为动、以动写静，使得诗人行文摇曳多姿更富有美感；另外，在描写美女饰有明月宝玉、罗绮满身的同时，又极为精彩地描绘了美女的神情姿态，写出她内在的美，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跃然纸上。这便是接下来的两句：“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写出了美女迷人的美目，散发出诱人的清香，具有超群的气质和内在的美丽，使人物形象的描写升华到新的艺术高度。此乃传神之处，画龙点睛之笔。为后世文人所叹服、摹拟。曹植还善于剪裁，化繁为简。《陌上桑》中有“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巾肖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六句，运用艺术空白理论，从侧面描绘人们见到的罗敷的情景；而《美女篇》只用两句：“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便十分精炼地烘托出了美女的动人形象。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诗人对汉乐府的学习、发展和提高。

首先，作者注意对偶、炼字和声色的运用。像《公宴》中的“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六句，一连三联对偶，后两联尤为工整，“被”、“冒”字见出作者选词用字的匠心。五、六两句给人以动态感，是声对，第四句本身又是色彩对。前四句从静态着笔，写出环境之美，后两句又从动态方面入手描写居处的优美。《美女篇》中的“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二句，给人以袅娜多姿的美感，表现美女动作的轻盈，是一种柔美。而《赠丁仪》中的“凝霜依玉除，惊风飘飞阁”二句描写，又给人以流畅、整齐的美感。其次，曹植又工于起调。

像“高树多悲风”（《野田黄雀行》）、“高台多悲风”（《杂诗六首其一》）等等，暗示不测之风云降临，使得全篇笼罩着一股悲剧基调。再次，注意结句。余味曲包的收尾产生了意在言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名都篇》，结尾二句：“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二、从叙事开始转向抒情

曹植恰当灵活地运用汉乐府形式抒发自己的身世情怀，具有鲜明的个性。《美女篇》以美女盛年难觅佳偶喑喻志士怀才不遇，抒发了作者壮志未酬，功业不就的苦闷心情。《白马篇》，通过对游侠儿英雄形象的塑造，歌颂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了诗人为国建立功勋的理想和志愿。《七哀》诗，作者以愁妇自况，很可能借以讽君，抒发了君臣不遇和自己不幸遭遇下的怨恨和慨叹。正如黄侃先生所说“古体为今用。”（《诗评讲谈》）

总之，曹植一生写了大量五言诗，显示建安时期文学的最高成就，对于文学作品的艺术美和独特的审美价值的强调，显示了诗歌向文人化、抒情化转变的趋势。曹植写了大量的抒情的乐府诗，对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不愧为“三河少年，风流自赏”①〔P115〕的评价。

注释：

① 敖陶孙：《诗评》，见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参考文献:

〔1〕 〔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2〕 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3〕〔宋〕郭茂倩 编撰 聂世美、仓阳卿校点：《乐府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最好去参考易中天的品三国，品三国商议，刘备不是传说等书就可以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