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的特色论——论文
内容摘要：我国的城市化总体水平在现阶段是滞后的,但是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前景广阔。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既有历史遗留，也有新条件使然，这就决定了城市化道路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推进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还将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产生持久的影响。本文就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从中外对比、特殊作用、制约条件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根据中国城市化过程的特殊性，提出了加快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城市化 城镇化 特色 基本矛盾 工业化
城市化是指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向城市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功能的不断发展完善。这种转化不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而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的转化，是传统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向现代化劳动与生活方式的转化。它带来的是社会面貌的革新，其实质就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水平低，发展潜力很大，进一步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为我国进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经验，但由于各国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研究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的现实条件，研究当前主要现状及形成的历史背景，从而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和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一、中国城市化的历史回顾及现状
（一）中国城市化过程的简单回顾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广、自然资源与自然条件差异极大、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国家。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曾经明确认识到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规律，而且在中国“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城市人口增加了三千万。后来中央政府在“城市化”问题的决策上发生了重大改变。从1958年至1978年，中国采取的城市发展方针均是要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中国城市化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城市数量的减少，其中小城市由115个减少到105个，小城镇由5400个减少到2900个。1978年后在农村经济改革推动下，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方面的作用开始受到更多关注。进入新世纪后，通过对建国以后城市化发展实践的总结和反思，国家在“十五”发展规划中强调要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国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
（二）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有了长足的进展，然而却明显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首先，从数量上看，我国现已有城市667个，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37个，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51个，20万至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26个，20万以下的小城市363个，另外还有19000个建制镇。全国城镇人口为3.89亿。城市化水平达到了30.9%。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相比，我国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目前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7%；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75%；发展中国家为37%。
其次，从速度上看，我国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和人均GDP增长的幅度。据有关专家提供的数据，在城市化水平达到30%左右时，工业劳动人口所占比重与城市人口比重的比例发达国家为2:3，发展中国家为1:3，而我国只有1:0.8。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比例推算，中国在1990年时城市化水平就应该达到50%以上。
再次，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1970年到1980年期间的我国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的水平，但是从1980年至1995年，我国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4.2%，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这标志着我国开始步入了城市化的“快车道”。事实和数据再次提示我们，中国城市化仍远远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之后，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城市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冷静求实地分析和总结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约束条件，积极地制定出有利于加快城市化发展的政策。
此外，自改革开放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乡镇企业在1985—1996年期间有过较快的发展。它在加速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初步打破了城乡分割的体制，创造了1/3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吸收了1.2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与此同时，它还带动了中国县域经济和建制镇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初步形成了约1.7亿的农村城镇人口，小城镇的建设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大特色。
二、中外城市化道路比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城市化是在一个特殊的条件下发生的，将中外城市化发展的启动机制、动因及发展阶段进行对比，可以充分认识中国城市化的特殊性。
（一）城市化启动机制的对比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似，中国的城市化起步于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和实现民族独立之后，走上了一条以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导并带有强烈赶超意识的工业化道路。中国也不例外。5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就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中开始起步和发展的。这种工业化战略对于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却未带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1950-1980年30年间，中国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约0.26个百分点，大大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速度。虽然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的启动机制相同，但中国的城市化的速度却是明显偏低的。
（二）城市化加快发展动因的对比
与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相吻合，改革开放以来工农及城乡的共同进步成为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动因 。实际上，不论是在发达的西欧工业国还是新兴的亚洲工业国，在城市化早期阶段，农村及农业的发展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对于城市化的促进作用显得尤为重要。英国早期城市化是建立在以纺织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亚洲国家如韩国及新加坡是建立在以乡镇对外加工业为主体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则是以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为主要特色。依靠于此，中国乡村工业开始迅猛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从1980到2000年期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0.8年百分点，是世界同期城市化速度的2.3倍。
（三）城市化经历阶段的对比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基本上经历了一个由分散到集中，再由集中到分散的演变过程，而中国的城市化则呈现出多个演变阶段交叉进行的现象。
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依次经过了工业化和信息化阶段。与此密切相关，西方国家的城市化也基本上经历了城市化和逆城市化两个阶段。城市化阶段主要以人口大量向中心区高度集聚、城市人口高速增长为主要特征，这一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高峰。其后，发达国家的人口和产业由中心市区开始向周围地区分散，继而向远离中心市的外围地区扩散，开始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这表现为大城市地区的人口净迁出增加，城市人口数量减少。由于信息时代的到来，便利的信息、交通网络以及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促使了这种转变的实现。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在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之时，又需迎接信息化浪潮的冲击。受此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表现出演变阶段交叉进行的态势。一是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城市中心区的集聚与郊区化同时存在；二是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所经历的城市化发展阶段有所不同。中西部地区许多城市以向心聚集的城市化阶段为主体，而一些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是沿海地区则已进入以扩散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叠加及不同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上的交叉，使得中国城市化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三、城市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就业、调整经济结构是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这些问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加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难度。笔者认为加快城市化发展将在综合解决这些问题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城市化对启动消费扩大内需发挥着重要作用
消费不仅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巨大动力。在现阶段。我国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启动消费、扩大内需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必然内容。在中国经济告别短缺逐步向市场化转变的新形势下，全体居民消费在引导生产、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中，最终消费占60%左右，对经济贡献率保持在50%以上。而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到2001年已达到80.2%，这意味着居民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农村居民消费比重的大副下降导致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从1978年的31.43%，降至为2001年的4.04%，这表明农民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大的潜在消费市场，13亿人口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但是农村市场的启动却非常缓慢， 9亿农民还没有成为市场的主体。从消费总量分析：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3倍，但消费总量仅为城市消费总量的91%，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只有城市居民的1/8按家庭人均消费水平计算，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消费的2.7倍；从消费结构上分析，1998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然高达55%，属温饱水平，其消费支出仍以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为主。耐用品的消费比重比较低。因此，无论从消费数量、质量和结构来看，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至少比城市落后了近10年。
著名的经济学家D.W乔根森在补充和发展二元经济理论中，从消费结构变化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问题。他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消费结构变化是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根本原因。因为人们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是有生理极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则是无极限的。当农产品能充分满足需求时，农业发展就失去了需求的拉动，农村劳动力开始转向需求旺盛的工业部门。乔根森的消费结构理论对我们分析城市化与改变农民消费结构的关系具有启迪性，如果在未来的十年中城市化水平每年以1.2%的速度递增，即从目前的30%提高到2010年的45%，这意味着每年将新增城市人口约2000万人。这样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所产生的需求是巨大的。
（二）、城市化为充分发展第三产业提供了平台
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2.5%，而世界平均水平为63%，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45%左右。造成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缓慢的直接原因就是我国城市化水平偏低，不能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条件和相应的产业载体。没有城市，没有人口的积聚，就没有第三产业的发展。从生产部门关系上看，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生产要素具有更强的人力密集特征；从消费上看，第三产业的消费与生产具有高度的同一性，这两个条件构成了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础，因此只有加速城市化，才能从根本上为第三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分散居住的农村人口比重过大，不但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强烈抑制，就业吸收能力难以提高，而且反过来又加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摩擦。
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只有26.8%，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0%左右，发达国家为60%以上，美国则高达80%，基本与其城市化水平一致。今后要实现我国第三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首先必须解决农村非农化和农村居民的城市化问题。有关专家测算，若能够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把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则可增加90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将大大缓解。
（三）城市化有利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实质上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三大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偏大，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比较突出的症结。通过加快城市化，大量人口的集中必然为第二、三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平台，对我国的旧的产业结构造成冲击，改变当前不合理的现状。当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后，它不仅会促进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而且必然又会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两者相得益彰。可见加快城市化无疑是一个经济调整的必然的最优选择。
四、制约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分析
（一）建国初工业化自身的结构缺陷是农村城市化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的影响，因此在工业化过程中我们也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重工业。但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必然会产生“资本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而且在改革之前政府投资又不断向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倾斜，使得工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不断减弱。例如，“一五计划”时期国家投资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重分别为36％，6％和7％。据统计，每亿元投入轻工业可吸收1.8万人就业，而重工业仅能吸收6千人就业。在国家工业化的1952年到1977年间,工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上升了30个百分点,而工业就业份额只上升10个百分点，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差距十分明显。我国早期的结构不合理的工业化没有为农村的城市化提供必要的条件。
（二）政府城乡隔绝政策人为地限制了城市的发展。
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为了早日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保证工业部门能够从农业部门获得资本来源，我国实行了一系列将城乡割裂开来的政策：一是限制人民公社内部非农产业的发展（如1962年国家规定公社内的非农产业不得超过5%）；二是实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三是在城乡实行完全不同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粮油供应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等限制城市规模的扩大。这些政府行为在城乡之间构筑了一道屏障，使城市不能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发展。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些制度现实地造成了人们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扩大了城乡之间的鸿沟，这恰恰偏离了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要消灭城乡差别的设想。
（三）对城市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的认识。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在某种意义上，是由政府人为设定的。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政府的一系列制度规定不仅没能导致就业结构的同步调整和城市化发展，而且为了保证城市大工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又建立了一套特殊的城市保障制度，这就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这一矛盾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农业大国的薄弱基础与短期内要实现工业化之间的矛盾。特殊的历史进程造成了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与农业部门的相对落后，这一矛盾至今难以解决，70%的农村人口仍然停留在半自给状态。事实上，中国农村经济的落后已严重制约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造成了人口结构、资源占用和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笔者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打破这种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而加快中国城镇化进程，又是冲破这一障碍的现实选择。
五、加快城市化发展的道路选择及对策
加快城市化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现阶段，我国不仅受到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的制约，而且还受到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矛盾的制约。因此，我们在道路选择上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制定出在两个矛盾制约下的最优对策。
（一）加快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一国在经济发展初期，会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传统的自给自足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低下、收入低的农业部门和以现代化的生产方式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高、收入高的工业部门并存。农业部门为现代工业部门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使工业部门的剩余产品和资本积累增加，而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又会吸引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直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吸收为止。随着经济活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的非农产业的转移，也必然使传统的农业发展为现代农业，从而社会的整体生产力水平将会提高，二元经济逐步转化为一元经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必然受这一规律支配，因此，加快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笔者认，由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城乡差距巨大，农村人口众多），我国在加快城市化过程中必须要经过一个先城镇化，然后再到城市化的过渡阶段。而在这个过渡阶段中，城市化和城镇化是相互渗透、交织在一起的。这是因为我国不仅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矛盾制约，而且受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的制约。研究表明：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产生了巨量的剩余劳动力和小农经济，而城乡分割体制和小农经济又使这些巨量的劳动力被留置在越来越小的土地上，加剧了人地关系的紧张，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不是现有城市的扩张和现有城市的优化，而是实现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小城镇正是在这一先决条件下实现农民参与市场经济的最佳方式。它一方面满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乡镇企业进行工业化产品的创造、带动广大的农村地区参与市场经济建设、从而实现以城镇为中心的农村地区居民在原地的意识城市化；另一方面农民不需另置房产定居等社会成本，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情矛盾。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城市化固然重要，但并不是目的，实施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的城镇化过程，才是我们加快中国城市化的现实选择。
（二）加快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在改革中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些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许多做法，如改变了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在打破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取消限制农村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改变了对农民及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确定了加快我国城市化、小城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为小城镇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在小城镇的发展和建设中，我们仍面临着资金、土地、行政管理及人文等因素的制约。
首先从资金因素方面来说，我国现阶段小城镇建设正在受到资金投入不足的制约，而且随着其快速发展这种表现将更加明显。研究近年来小城镇发展的现状，可以得到很多建设项目因缺乏资金而停滞的例子，如路况交通改善、城镇排水系统优化等关系民生的项目被搁置。一方面从小城镇自身来说，其与大中城市相比缺少吸引资金的优势；另一方面从当地管理结构来说，吃紧的财政收入对小城镇建设的支持是极其有限的。因此，我认为国家应该一方面加大对小城镇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尽快建立有效的小城镇融资机制，使其资金的来源充裕、稳定、多样化以满足其建设需要。
其次从土地因素方面来说，由于我国存在着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国情矛盾，因此，土地问题将是决定我国城镇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本质上来说，市场化是城镇化的真正内涵，土地要素市场是构成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建设用地的扩张，使建设用地供需矛盾将越来越尖锐。而且在现行土地制度安排下，由于整个土地市场发育较晚，土地的交易成本是过高的。这又必然造成城镇化的成本的提高，从而限制城镇化的进程。根据调查：我国目前耕地保有量只有19.14亿亩，为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我国在2010年必须保有耕地19.2亿亩。可见，城镇化的空间利用将成为今后建设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建设在土地利用上、自身建设上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城镇建设利用率低，许多城镇盲目外延，土地利用粗放现象严重。二是城镇建设用地结构不尽合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工业用地等生产性用地普遍偏大。三是小城镇其自身的建设普遍具有狭隘性，注重建设不注重优化管理，产生了如脏、乱、差等小城镇病。
第三从行政管理因素来说，在现阶段，基层管理比较混乱，乡镇级管理机构与村级、县级管理机构的冲突比较频繁，尤其突出地表现为对当地经济利益的占有及经济政策的调控上。这种基层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必然导致较高的管理成本，从而影响经济的交易成本。这必然将影响城镇化的进程。
第四从人文因素来说，城镇化建设根植于农村，主体为农民，城镇化必然受到当地的风俗习惯、整体科学技术文化水平、参与市场的思想意识发展程度等人文因素的影响。只有正确的处理好这些因素，因地制宜，才能真正地使城镇化具有当地的特色，满足居民在城镇文化建设方面的要求，从而实现经济与人文和谐健康地发展。
针对上述小城镇建设中的问题和困难，笔者认为：
1、进一步取消不利于乡镇企业及农业部门进行融资的歧视政策，同时加快有利于融资体制的创新，并出台优惠政策鼓励投资于城镇经济建设，实现拓宽融资渠道。
2、解决与小城镇发展相关的产权问题，特别是土地相关的产权问题。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应推广农民共有的股份合作制，保持其原有的以社区公共福利和劳动就业最大化为目标的属性。农村小城镇的土地制度必须体现农民作为农村财产的所有者权益
3、理顺基层管理关系，加快基层体制的改革。如实现农村管理机构的直选，加强农民对乡镇级管理机构的监督力度可能是一条有效的办法。开展由政府主持多方（如投资方）参与的对农民工有针对性的专业技术培训，同时鼓励社会培训服务的开展。
4、意识的城市化。意识的城市化是相对于区域的城市化扩展来说的，在我国人地关系紧张的突出矛盾下，提高广大农民的投资，消费，文化建设等意识，可能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法。因此，在广大农村地区，可进行切合实际的宣传活动。农民意识的城市化必然与区域的城镇化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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