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浩如烟海的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一部漫长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石文化史。人类的祖先从旧石器时期利用天然石块为工具、当武器，到新石器时期的打制石器；从营巢穴居时期简单地利用石头为建筑材料，到现代化豪华建筑中大量应用的花岗岩、大理石装饰材料；从出土墓葬中死者的简单石制饰物，到后来的精美石雕和宝玉石工艺品；各种石头始终伴随着人类从蛮荒，逐步定向现代文明，直至久远的未来。古今一切利用石头的行为及其理论，就构成了石文化的基本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石文化现象不分古今、中外，是全人类所共有的。
赏石文化则是人类石文化现象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基本内容是以天然石块(而非石制品)为主要观赏对象，以及为观赏天然奇石而，总结出来的一套理论、原则与方法。因此，其发展历史要比广义的石文化史要年轻得多，晚得多。而且由于东、西方民族在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的显著差异，东方赏石文化与西方赏石文化是分别经历了各不相同的发展道路而形成的，其内容和特色在许多方面也截然不同。一般来说，东方赏石文化比较注重人文内涵和哲理，有比较抽象的理念和人格化的感情色彩，其观赏主体(自然石种、天然石形)往往丰富多彩，甚至可随心所欲、因人而异；而西方赏石文化则比较注重科学和历史的内涵，有比较直观、明确和科学的理念，其观赏主体常以各种动植物化石和多姿多彩的矿物晶体与标本为主。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东方赏石文化实际上是东方民族传统文化(感情、哲理、信念和价值现)在现赏石领域中的反映与延伸；而西方赏石文化则主要是某些科学、技术的基本知识在具观赏价值的自然物(石头)方面的展示和印证。 中国是东方赏石文化的发祥地。在以自然奇石(而非石制品)为现货对象的话动方面，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至少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据《太平御览·阚子》载：“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大宝，周客闻而观焉。”其实，远在此前的商、周时期(公元前二十世纪)，作为赏石文化的先导和前奏——赏玉活动就已十分普及。据史料载：周武王伐纣时曾“得旧宝石万四千，佩玉亿有万八”。而《山海经》和《轩辕黄帝传》则进一步指出：黄帝乃我国之“首用玉者”。由于玉产量太少而十分珍贵，故以“美石”代之，自在情理之中。因此，中国赏石文化最初实为赏玉文化的衍生与发展。《说文》云：“玉，石之美者”，这就把玉也归为石之一类了。于是奇石、怪石后来也常跻身宝玉之列而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上贡物品。《尚书·禹贡》曾载：当时各地贡品中偶有青州“铅松怪石”和徐州“泗滨浮磐”。显然，这些3000多年前的“怪石”和江边“浮磐”都是作为赏玩之物被列为“贡品”的。很可能这就是早期的石玩，即以天然奇石(而非宝玉或石雕、石刻制品)为观赏对象的可移动玩物。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园圃(早期园林)的出现，赏石文化首先在造园实践中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秦、汉时期古籍、诗文所描述的情景得知，秦始皇建“阿房官”和其他一些行官，以及汉代“上林苑”中，‘点缀的景石颇多。即使在战乱不止的东汉(公元一、二世纪)及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三一六世纪)，一些达官贵人的深宅大院和宫观寺院都很注意置石造景、寄情物外。东汉巨富、大将军梁冀的“梁园”和东晋顾辟疆的私人宅苑中都曾大量收罗奇峰怪石。南朝建康同泰寺前的三块景石，还被赐以三品职衔，俗称“三品石”。南齐(公元五世纪后叶)文惠太子在建康造“玄圃”，其“楼、观、塔、字，多聚异石，妙极山水”(《南齐·文惠太子列传》)。1986年4月，考古学家在山东临肪发现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魏威烈将军长史崔芬(字德茂，清河东武人)的墓葬，墓中壁画多幅都有奇峰怪石。其一为描绘古墓主人的生活场面，内以庭中两块相对而立的景石为衬托，其石瘦峭、鼓皱有致，并配以树木，表现了很高的造园、缀石技巧。这幅壁画，比著名的唐朝武则天章怀太子墓中壁画和阎立本名作《职贡图》中所绘树石、假山、盆景图，又提早了100多年。可见，中国赏石文化早在公元二世纪中叶的东汉便开始在上层社会流行；到南朝(五、六世纪)，已达相当水平。 公元六世纪后期开始的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又一个社会经济文化比较繁荣昌盛的时期，也是中国赏石文化艺术昌盛发展的时期。众多的文人墨客积极参与搜求、赏玩天然奇石，除以形体较大而奇特者用于造园，点缀之外，又将“小而奇巧者”作为案头清供，复以诗记之，以文颂之，从而使天然奇石的欣赏更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这是隋唐赏石文化的一大特色，也开创了中国赏石文化的一个新时期。曾先后在唐文宗李昂、武宗李炎(九世纪初、中叶)手下担任过宰相的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文人墨客和藏石家。李德裕建“平泉山庄”，其中的怪石与奇花异树在当时就极负盛名，号称各地奇石“靡不毕致”，而奇石品种之多，仅有名号者既达数十余种。李德裕“平泉山庄”和诗人王建的“十二池亭”在造园艺术和景石，点缀方面，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大诗人白居易不仅有许多赏石诗文，他的《太湖石记》更是反映唐代赏石盛况及文化水准的代表作之一。
宋代(十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末)是中国古代赏石文化的鼎盛时期，北宋徽宗皇帝举“花石纲”，成为全国最大的藏石家。由于皇帝的倡导，达官贵族、绅商士子争相效尤。于是朝野上下，搜求奇石以供赏玩，一度成为宋代国人的时尚。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如米芾(字元漳)、苏轼(号东坡)等赏石大家，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舜钦等文坛、政界名流都成了当时颇有影响的收藏、品评、欣赏奇石的积极参与者。宋代赏石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出现了许多赏石专著，如杜绍(字季阳)的《云林石谱》、范成大的《太湖石志》、常懋的《宣和石谱》、渔阳公的《渔阳石谱》等。其中仅《云林石谱》便记载石品有116种之多，并各具生产之地、采取之法，又详其形状、色泽而品评优劣，对后世影响最大。又据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怪石辨》载：“怪石小而起峰，多有岩岫耸秀、嵌之状，可登几案观玩。”足见当时以”怪石”作为文房清供之风已相当普遍了。
以书画两绝而闻名于世的北宋米芾(字元肆)是11世纪中叶中国最有名的藏石、赏石大家。他不仅因爱石成癖，对石下拜而被国人称为“米癫”，而且在相石方面，还创立了一套理论原则，即长期为后世所沿用的“瘦、透、漏、皱”四字诀。其实当时癖石者甚众，米芾只是其中之一罢了，“爱石而癖”绝非米氏所独钟者。据文献载：“米尝守涟水，地接灵壁，蓄石甚富，一一加以美名，入室终日不出。”当时有位监察使叫杨杰的，“知米好石废事，往正其癖”。但正当他老先生振振有词地教训米芾时，“米径前以手于左袖中取一石，其状嵌空玲珑，峰峦洞穴皆具，色极清润。米举石宛转翻复以示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殊不顾，乃纳之左袖。又出一石，叠峰层峦，奇巧更胜，杨亦不顾，又纳之左袖。最后又出一石，尽天画神楼之巧；又顾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忽曰：‘非独公爱，我亦爱也!’即就米手攫得径登车去。”这个故事十分生动有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米家奇石多小巧玲咙、富于山水画意的天然特色，和当时上层社会爱石、藏石的浓厚风气。 元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均处低潮，赏石雅事当然也不例外。大书画家赵孟頫(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是当时赏石名家之一，曾与道士张秋泉真人善，对张所藏“水岱研山”一石十分倾倒。面对“千岩万壑来几上，中有绝涧横天河”的一拳奇石，他感叹“人间奇物不易得，一见大呼争摩娑。米公平生好奇者，大书深刻无差讹。”这一时期，在赏石理论上无大建树。
明清两朝(十四世纪中叶以后)是中国古代赏石文化从恢复到大发展的全盛时期。在这数百年间，中国古典园林从实践到理论都已逐渐发展到成熟阶段。明代著名造园大师计成(字无否)的开山专著《园冶》；明·天年间王象晋的《群芳谱》；明·李渔的《闲情偶记》；明·文震亨的《长物志》等相继问世。他们对园林堆山叠石的原则都有相当精辟的论述。“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长物志》)之说，至今仍是‘小中见大’的典范。明·曹昭的《新增格古要论·异石论》，张应文的《清秘藏·论异石》，尤其是万历年间林有麟图文并茂、长达四卷的专著《素园石谱》等，更是明代赏石理论与实践高度而全面的概括。林有麟。不仅在《素园石谱》中绘图详细介绍了他“目所到即图之”、且“小巧足供娱玩”的奇石一百一十二品；还进一步提出：“石尤近于掸”、“芜尔不言，一洗人间肉飞丝雨境界”，从而把赏石意境从以自然景观缩影和直观形象美为主的高度，提升到了具有人生哲理、内涵更为丰富的哲学高度。这是中国古代赏石理论的一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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