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谭字君山,沛国郡相县人。他父亲在成帝时是太乐令。桓谭因父亲的关系任为郎,因而爱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把五经读遍了,能解释古书大义。不离章辨句。文章写得好,尤喜爱古学,多次从刘歆、杨雄辩论分析疑难异义,爱好杂戏,为人平易不摆官架子,而喜欢诋毁世俗儒生,由此常遭排斥和攻击。哀帝、平帝年间,地位只是一个郎。
傅皇后父亲孔乡侯傅晏很看得起桓谭。当时高安侯董贤受皇上宠幸,他妹妹被封为昭仪,帝对傅皇后日益疏远,傅晏默默不得意。桓谭对傅晏说:“过去武帝想立卫子夫,暗中搜集陈皇后的过错,陈皇后终于被废,卫子夫竟然被立。今董贤受宠而他妹妹尤为宠幸,可能又有‘卫子夫’之变,可不忧虑吗?”傅晏惊动,说:“是的,怎么办呢?”桓谭说:“刑罚不能加在无罪的人身上,邪气枉道不能胜正人。士以才智侍君,女以媚人的方法求主。皇后年少,还没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有人在内驱使巫医,在外求方技,邪门歪道,这些,不可不加防备。又君侯因是皇后的父亲受尊重而通宾客,宾客必然要借此增强自己的威势,这样就会招来人们的讥议。不如谢宾客遣散门徒,一定要谦恭谨慎,这是修己正家避祸的方法啊。”傅晏说:“好。”于是罢遣宾客,到宫中去告诉皇后,如桓谭所讲的那样。后来董贤果然暗示太医令真钦,搜集傅氏的罪过,就逮捕了傅皇后的弟弟侍中傅喜,审讯中没有抓到罪证,案子得到消除,所以傅氏在哀帝时期终于得以保全。后来董贤当了大司马,听到桓谭名声,想与他交结。桓谭先上书董贤,说以辅国保身的方法,董贤不能用,桓谭就不与他往来。
当王莽摄政和篡弑平帝的时候,当时的知识分子莫不为王莽歌功颂德。或叙述祥瑞徵兆为王莽作舆论讨好王莽,桓谭却清白自守,默默无言。王莽时,为掌乐大夫,更始立,拜为太中大夫。
世祖即位,征召为待诏,桓谭上书言事与世祖旨意不合,没有采用。后来大司空宋弘推荐桓谭,拜议郎给事中,因而上书陈述当时政事应注意事宜,说:
我听说国家的废兴,在于政事;而政事的得失,决定于辅佐是否得人。辅佐贤明,贤俊之士充满朝廷,而治理能与世务相吻合;辅佐不明,议论的事不合时宜,举措就多失误。作为国家的君主,都想兴教化建善政,然而政事不能治理好,是由于贤者意见不一。以前楚庄王问孙叔敖说:“我不懂得如何搞好国事哩。”叔敖说:“国家有事不能定,是大家厌恶的,恐怕大王不能定吧。”楚王说:“不能定只是由于君主呢,还在于臣子呢?”叔敖说:“君主对臣子骄傲,说臣子们离了我就无从富贵;臣子对君主骄傲,说君主离了臣子就无从安身。君主有的到了失国的地步还不醒悟,臣子有的到了无衣无食的境地还不能进身朝廷。君臣不合,国家大事就无从定了。”庄王说:“好。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家大事。”那些焦躁处理政事的人,是根据风俗施教,发现哪里有失误就设法防止,威德兼施,文武交错使用,然后政事调节得切合时宜,而那些焦躁不定的人就可使之定了。以前董仲舒说:“治理国家好比琴瑟一样,如调节不过来就应改弦更张。”改弦更张难行,而违反众人要求就必亡,所以贾谊因才高而被逐,晁错因智多而死。世上有特殊才能的人之所以不敢讲话,就是怕蹈前人的覆辙哩。
且设立法禁,并不能完全堵塞天下的奸人,都合于众人的心意,大体采取便于国,利于事多的就可以。设置官吏,以治理众人,悬赏设罚,以区别善恶,恶人受到诛灭挫伤,好人就得到了幸福。现在人们互相杀伤,虽然已经伏法,但私下里却结了仇怨,子孙还要报仇,后来的仇恨比以前更深,以至全家被杀家产被灭,但风俗上还称他为豪侠健士,所以虽然有些怯弱的人,还勉强向他们学习,这是听人自理再没有什么法禁了。现在应当申明旧令,如果已被官府处决而私相杀伤的,虽然自己已经逃跑了,还应将他的家属迁到边境地方去,相伤的,加常二等,不准许雇人上山伐木赎罪。这样,仇怨就自解了,盗贼也自息了。
治理国家的道理,是加强本业而抑制末业,所以先帝禁人从事二业,禁锢商贾不准做官,这就是抑制末业养廉耻的方法。现在富商大贾,大多放高利贷,中等之家的子弟,为他们作保信的劳役,像臣仆一样勤劳,而他们收的利钱与封邑的贵族一样多,所以众人互相羡慕效仿,弃农经商,不耕而食,以至于奢侈浪费,尽情享受。现在可令诸商贾互相检举揭发,如果不是自己劳动所得,都没收用来奖励揭发有功的人。这样,就会只靠自己的劳力,而不敢雇请别人,一个人事少,力量单薄,就必定要弃商归农。田亩得到修治,粮食就增收而地力就充分利用了。
又看到现在用法令来决定事情,轻重各不相同,或都一件事几种法,罪相同而论处各异,这就给奸吏们以可乘之机,想让活就搬出生的依据,想致死就以死刑论比,这样就为刑法开了两扇门。今可集中一批通义理熟习法律的人,对法律条文逐条进行分析比较,统一法度,颁发到州、郡,把旧条文统统废除。这样,天下人都知朝廷的政策,刑狱就无滥施怨恨了。
书奏了上去,没有见纳。这时帝正迷信谶纬,用谶纬决定嫌疑。又酬赏少而薄,天下有时不安定。桓谭再次上疏,说:
臣前次上书,没有得到回报,感到愤慨,现在冒死再陈。一个普通人出谋献策,对政道有裨益,是因为合人心而当于事理。大凡人情往往忽视事情的本身而对各种不同的传闻反而视为珍贵,先王的记述,都是以行仁义走正道为根本,并没有奇怪荒诞的事。大概天道性命,圣人都认为很难讲的。自子贡以下,没人懂得了,何况是后世的一些浅薄的俗儒,他们能懂吗!现在一些巧慧小才方伎数术的人,造作种种图书,假称是什么谶记,拿来欺惑贪邪的人们,贻误人主,怎么不抵制它抛弃它呢!我听说陛下严厉追究方士点化金银之术,这是何等的英明啊!而竟想听纳谶记,这又是多么的迷误呢!谶记虽有时偶合,这也同卜卦有时说中一样。陛下应当注意明听,发扬自己意旨,排斥小人歪曲的邪说,阐明五经的正义,除去那些人云亦云的俗语,详察精通事理的人的高见。
又听说国家安平就会尊敬道术之士,国家有难就会器重将帅之臣。现在圣朝兴复祖先法统,为人臣的君主,而四方盗贼之所以没有完全归伏,是没有得到好的权谋之故。我桓谭观察陛下用兵,对于投降的,并没有重赏来诱以恩德,有的甚至还掠夺其财物,所以大大小小的将领,各生狐疑,互相勾结,累月经年不能解决。古人说过:“天下都知道取就是取,而不知道给予也是取。”陛下如能轻于封官而重于赏赐,与士卒同享,那么有谁招而不至,有谁说而不通?指向哪里,哪里不开?征讨敌人,哪个敌人不能克呢!这样就能以狭为广,以迟为速,死可以再生,失可以再得。
帝看了奏书,更不高兴。
后来有诏召集群臣讨论灵台的地址,帝对桓谭说:“我想用谶来决定,怎么样?”桓谭深默了很久,说:“臣不读谶。”帝问原因,桓谭再次极力申辩谶怪诞不合常理。帝大怒说:“桓谭非圣无法,带下去斩首。”桓谭叩头流血,好久才得以缓解。调为六安郡丞。桓谭心情忽忽不乐,在路上病逝,时年七十多。
起初,桓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取名为《新论》,上书献之朝廷,世祖称好。《琴道》一篇没有完成,肃宗令班固继续完成。所著赋、谏、书、奏共二十六篇。
元和中,肃宗到东边巡狩,至沛,派使者祭祀桓谭墓冢,乡里引以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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