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该画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放大表现老农的《父亲》已成为中国当代人像油画里程碑式的作品。作者罗中立（当时还是四川美院的一名学生）也由此被誉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画坛的一面旗帜。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价格为400多元。尽管美术馆收藏作品支付的仅仅是材料费，但对画家来说，作品被国家美术馆收藏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罗中立，1948年出生于重庆郊区，1968年从四川美院附中毕业后主动到大巴山农村生活10年。1980年，尚在四川美院学画的罗中立以一幅超级写实主义作品《父亲》而一举成名，该作品以纪念碑式的宏伟构图，饱含深情地刻画出了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深深的打动了无数中国心。
1975年的除夕夜，罗中立在他家附近的厕所旁边，看到一位从早到晚一直叼着旱烟，麻木、呆滞守粪的中年农民。罗中立回忆当时：“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粪池。这时，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狂乱地向我袭来，我要为他们喊叫！”后来，他画了守粪的农民，之后又画了一个当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最后才画成现在这幅《我的父亲》，开始画的名字是“粒粒皆辛苦”，后改成《我的父亲》（又名《父亲》）。
作为《父亲》的“伯乐”，栗宪庭回忆说：“发现《父亲》其实很偶然。1980年，罗中立创作完油画《父亲》时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当时这幅作品参加四川省青年美展，《美术》杂志社领导去参加了，带回来一些照片。我是《美术》杂志的责任编辑，有发稿权，在办公室看见《父亲》照片时，我跟罗中立并没有交往，之前只是刊发了他的女知青图等作品。但《父亲》让我特别震动，画的尺寸是用画伟人的规格，画里的农民父亲形象强调了真实的面貌，充满了人性关怀。虽然当时他还是个学生，我还是在1981年第1期《美术》杂志封面上选用了。”栗宪庭当时也是顶着压力刊发《父亲》的，但让他欣慰的是，《父亲》得到了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随后《父亲》被评了一等奖。
当然，在那个年代，这幅画不可避免要受到非议。有些批评家说，《父亲》“污蔑了中国农民的形象”，“没有反映解放后中国农民的新变化”。于是，油画《父亲》在最后定稿时，就有了一处细节的修改。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在父亲的左耳上，夹了一支圆珠笔。据说，这样就体现了解放后的农民已经是有文化的农民了。把一切艺术品都贴上政治标签，是“文革”期间最为流行的艺术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有害的思想流毒还远未肃清，对油画《父亲》的影响也不能幸免，圆珠笔这个小小细节是那个时代抹不去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细节深刻地诠释了油画《父亲》本身产生的历史，成了《父亲》的胎记。它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外延意义比用文字来解释要好得多。
2005年，已是四川美院院长的罗中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要重画《父亲》。他说，“当时《父亲》的社会性更胜过艺术性。如果在20年之后的今天，让我再画《父亲》，我会更多的从绘画、艺术本身来构思，不会还是社会属性很多的那种东西”。
油画《父亲》所承载的东西是不可能重写重画的。《父亲》一旦诞生了，它就属于历史了。我赞同当年大胆推荐《父亲》的资深艺术批评家栗宪庭的观点，“重画《父亲》没有意义，即使是画一个当代农民父亲形象也无法超越当年的《父亲》”。我想，甚至连那个不伦不类的圆珠笔都不能修改。它可能是败笔，是政治符号。但它佐证了“文革”后，中国艺术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走得如此艰辛；它让我们今人反省，不要走回头路，不要重演历史的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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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美术》发表了邵养德的长篇文章《创作、欣赏、评论》。文中说：青年画家罗中立同志创作的《父亲》，是幅反映当代农民"疾苦"的油画。自从在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展出以后，得到很多人的赞赏，感动了更多的人。足见创作农村题材的主题性绘画，已受到普遍的重视。但是，艺术家如何反映农民的"疾苦"，这是值得探讨的重大课题。
有的评论者说，《父亲》"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形象"，还是"八亿农民的父亲"呢�这种说法是否恰当，也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作者结合《父亲》的创作思想并针对有关评论，得出不同看法，不一定正确，请大家不吝指教。
我国十亿人口有八亿是农民，艺术家关心农民，热爱农民，并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努力塑造农民的形象，无疑的应当得到有力的支持和鼓励。但由于我国农村幅员辽阔，生产力很低，工具落后，农民辛辛苦苦地干一年，到头来生活还是贫苦的，凡是由城市到农村的人，都会发现农民的苦楚。在这方面，艺术家较一般人会更加敏感些。苦是严酷的事实，无法否认。如果艺术家把他在农村所观察到的一切，都如实地反映在作品中，是不是就等于真实地反映了农民的现实生活�对于这个问题，一般人的认识，可能持肯定态度，但作为艺术家，不应当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一般人的视平线上，艺术家应当比一般人看得更远些，要看到普通人看不见的东西，也就是说，艺术家要有深刻的、积极的潜意识活动，在作品要渗透艺术家的崇高理想，对生活不能采取消极的旁观态度。因此，观察农民的苦，是一回事，如何反映农民的苦，又是另一回事。虽说，艺术是生活的反映，生活决定艺术，但生活不等于艺术，艺术也不等于生活。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然而像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在我们所见到的美术作品中，都得到了很好地解决。
罗中立同志在完成了《父亲》一画的创作之后，曾给《美术》编辑部去过一封谈创作经验的《信》，从《信》中看来，他在构思《父亲》的时候，态度是坦率的，感情是真挚的，思想是朴素的。他在重庆的厕所里偶然碰见了一位衣服褴褛、蓬头垢面的"守粪人"，一下子触动了他那易受感动的心灵，顿时产生了要表现"受苦人"的创作念头。罗中立同志很重视视觉感受，也懂得视觉形象给普通人造成的感染力，所以，他决不能放松对那"守粪人"的跟踪观察和细心推敲：
"那是75年的除夕之夜，雨夹着雪粒不断地向人们扑来，冷极了。在我家附近的厕所旁边，守候着一位中年的农民，早晨我就注意到他在雪水中僵直的动态，他用农民特有的姿势，将扁担竖在粪池坑边的墙上，身体靠在上面，双手放在袖里，麻木、呆滞，默默无声叼着一支旱烟。一直到晚上，他都呆在那儿，不同的只是变换着各种姿势。……"
"夜深了，除夕欢闹的声逐渐安静下来，我最后一次去厕所，只见昏灯之下他仍在那儿，夜来的寒冷将他'挤'到粪池边的一个墙角里，身体缩成了一个团，而眼睛，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粪池，如同一个被迫到死角里，除了保护自己之外，绝不准备作任何反抗的人一样。这时，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狂乱地向我袭来，杨白劳、祥林嫂、闰土、阿Q……生活中的、作品中的、外国的，乱糟糟地挤了我的眼前。我不曾知道他今天吃了些什么度过的，我回家取了两块月饼给他送去，好久他说不出一句话，真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定因他太老实，才叫他来干这份苦差。事情常常是这样的，老实的农民总是吃亏，这，我知道。'我要为他们喊叫�'这就是我构思这幅画的最初冲动，……"
对生活的认识，不能完全建立在直观上。直观有时是会骗人的。以"守粪"而言，并不见得是"吃亏"，是"苦差"。西安市区守粪的农民也很多，据他们说，能够到城里去守粪，是生产队对困难户的照顾，有些老、弱、病、残，干重活有困难，希望干点轻活，守粪属于轻活。虽说，"守粪"有点脏，可能被人瞧不起�这是城里人的看法，农民祖祖辈辈跟粪打交道，对粪不抱什么成见 ，但活不重，工分也不低，绝不像罗中立同志所叙述的那么"乱糟糟"。在农民看来，"守粪"绝不是什么下贱的事，不管"老实"或"不老实"都有"守粪"的可能，当然，"老实"人更可靠，这是用不着"同情"、"怜悯"和"感慨"的�只有那些出于某种优越感的人，才想到："要为他们喊叫�"实际上是完全多余的，甚至是莫明其妙的�
如果说"守粪"是"苦差"，那也不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而是为国家、为集体、为个人，谈不上"吃亏"或"不吃亏"。由"守粪人"联想到杨白劳、祥林嫂、闰土、阿Q等，也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这些人能为自己"守粪"，恐怕命运还不至于那样悲惨�应为当旧社会的农民不能为自己"守粪"而"喊叫"�
旧社会的农民干"苦差"，新社会的农民也干"苦差"。从表面看来，"苦差"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农民在旧社会吃的"苦"，没完没了，在新社会吃"苦"是为了未来的幸福；觉悟很低的农民也懂得"甜"从"苦"来，这样一个朴素的生活道理。
罗中立同志既然把为"守粪人""喊叫"作为创作《父亲》的"最初冲动"，那么，在人物刻画上，就要使农民"吃亏"、干"苦差"形象化，正如他自己描写的那样--
"站在'父亲'巨大的头像面前，就会产生强烈的视觉上的效果，这是我尽量地把画幅加大的原因，如果这幅画缩小一半，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大，也是我的语言之一。只有这样，在这巨大的头像面前，才使我感受到牛羊般的慈善目光的逼视，听到他沉重的喘息，青筋的暴跳，血液的奔流，嗅出他特有烟叶味和汗腥味，感到他皮肤的抖动，看到从细小的毛孔里渗出汗珠，以及干裂焦灼的嘴唇，仅剩下的一颗牙齿。可以想见那张嘴一辈子究竟吃了些啥东西，是多少黄连�还是多少白米�……父亲--这就是生育、养我的父亲，站在这样一位如此淳厚、善良、辛苦的父亲面前，谁又能无动于衷呢�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又是哪些人不了解、不热爱这样的父亲呢��"
罗中立同志用语言描写的这位"父亲"和用绘画手法刻画的那位《父亲》是完全一致的。他的确是怀着极大的热忱描绘农民的，希望通过细节的精致刻画塑造一位"淳厚"、"善良"、"辛苦"的《父亲》，但繁琐的细节描绘反而损害了人物的形象。比如说，《父亲》"仅剩下的一颗牙齿"，不管吃"黄连"，还是吃"白米"，反正迟早总要脱落的，所有生理上的退化现象都是无法防止的，再幸福的人也是要死的，作者仅仅依靠细节维妙维肖的刻画，并不能完成人物的性格的塑造。
从生活实际出发，一个"受苦"的农民，如果牙齿脱落，还要设法镶假牙，不仅为了实用，也是为了美观。追求文明，是人的愿望；爱美，是人的崇高品性。农民的生活条件虽然差一些，但他不愿外人听见他"沉重的喘息"；不愿外人"嗅出他特有的烟叶味和汗腥味"；也不愿外人看见他"干裂焦灼的嘴唇"，这些生理上的缺陷或生活上的不良习惯，农民一样认为不美。如果遇到罗中立同志描写的那样的农民，要是免费给他照个像，他是断然要拒绝的，谁都不想给别人留下一个丑陋的印象，农民也有自尊心。只要到过农村，到处都可以看到农民的住处挂着死者的"遗像"，不论是穷还是富，都穿戴得整整齐齐，坐得端端正正，没有一个是歪鼻斜眼，汗流满面，手里端个破碗，可可怜怜的样子的。为什么�这决不是农民的虚荣心，而是爱美的表现，文明的表现。
我曾经拿着《父亲》征求过农民的意见，他们普遍不喜欢，说它是"要饭的"�叫化子 ，要是让他们把《父亲》挂在自己的墙上，每天欣赏，他们是不愿意的。
不知道，画家为什么喜欢农民的缺点，生理上的缺陷，畸形怪状，也许认为这有画头，能入画，有意境。欣赏丑，以丑为美，是一种病态心理，是一种不健康的审美观。
公元前一世纪，希腊有个名叫安提阿库斯的诗人，在提到一个奇丑不堪的怪人时，曾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没有人愿意看你，谁愿意来画你呢�"近代有人作出答复："不管你是多么奇形怪状，我还是要画你。人们固然不愿意看你，他们却仍然愿意看我的画，这并不是因为画的是你，而是因为这画是我的艺术才能的一种凭证，居然能把你这样的怪物摹仿得那么维妙维肖。"�莱辛：《拉奥孔》，第12页
如果有人借着画农民的"丑"，以证明自己的绘画天才，他是不会受到农民欢迎的。我们反对把农民画的又黑、又暗、又涩，像个"烟鬼子"，但并不是说，画的又红，又亮，又光就"美"，仅仅追求表面效果，任何时候都是不美的。外在美要和内在美相统一。
《父亲》一画，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赞赏，主要是它表现方法新颖，视觉效果强烈，初次接触，使人受到很大震动。这就是照像现实主义造成的效果，说明这种方法还有可取之处。我们欣赏一种艺术品，不能仅仅停留在第一感觉上，初次感觉到的东西还不能很好的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的感觉它。一件富于感染力的作品，未必是坏作品。当然，好作品应当是既有强烈的感染力，又有巨大的渗透力，它不仅诉诸人的感情，还要诉诸人的理智，这才能经得起欣赏者的推敲。
《父亲》一画的内在涵义是经不住推敲的。从这幅画多次改名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罗中立同志最初画了守粪的农民，以后又画成一个当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第一次预定的画题是"粒粒皆辛苦"，经一位老师建议改为《我的父亲》，后来一位老画家定名为《父亲》。题材、主题思想和表现方法，始终未变，只是在名字上改来改去�画名有"画龙点睛"的作用，给一幅画取个好名字是很重要的 ，好名字总是切合内容的，不能游离太远。罗中立同志的这幅画，不管改过几回名字，但它始终是一个老年农民，这个农民在旧社会受过苦，在新社会也没有享过福，始终是个受苦人。这是画面本身告诉人的主要内容。画名始终应当把握这一点。虽然不同的画题或许是表现同一个内容的，但人们可能根据不同的画题写出内容不尽相同的评论。试想，如果罗中立同志画的这幅画，题名是"守粪人"或"巴山老赤卫队员"，评论会成为另一个调子，但改为《我的父亲》，或《父亲》，评论者自然要围绕着"父亲"写文章 。固然，这幅画由"粒粒皆辛苦"改为"我的父亲"，最后定为《父亲》，罗中立同志认为把他的"全部想法和感情都说出来了"。但这样大的题名，画面的内容是否承受得了�题名过大，加重画面的负担，使题名与内容脱节，造成名不符实的弊病。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内容适应画题，就不免要苛求画家，这是很不恰当的；如果让画题勉强适应内容，使人感到题名是强加于画面的，评论也会强加于读者。我们希望画名与内容应当名实相符，不要让人产生歧义；评论与作品应当互相适应，不要使人感到过火或不足。
目前看来，根据《父亲》这个题名所作的评论�包括罗中立同志给自己作的评论 ，都不免有些过火，使人难以心悦诚服。夸张、过火总是不好的，尤其是艺术评论，宁可不足，留有余地，不要过火，失于虚夸。历史是不会埋没杰作的，好作品经过千百万有眼力的反复评论，始有定论。一张作品�即便是佳作 刚一问世，就把它评得很高，几乎是最后的结论，使别人不敢说话，这未必能得出公正的结论。
西来同志在《青春的旋律》一文中说："《我的父亲》的出现，说明艺术从天国向现世回复，无论它的作者是否自觉，它都反映了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趋势，反映了现实主义的胜利和革命人道主义的胜利。"
这种评论，使人感到，好像以往�至少是近一二十年 的艺术都在"天国"游历，没有反映现实，为了抬高《父亲》，贬低以往的艺术�甚至在"十年动乱"中也有一些好作品 ，是很不妥当的；现实主义是我国文学艺术的主流，它的胜利不应以《父亲》为分界线，难道以往的现实主义艺术都失败了�这是无视历史事实的。罗中立同志所描绘的《父亲》，确实反映了农民的"疾苦"，但这些"疾苦"是在农民当了历史的主人以后发生的，有些"苦"是由旧社会延续下来的，有些"苦"是我们的错误政策造成的，总之，这些苦是难免的，看见农民的"不幸"，为他们喊叫几声，也不是不可以的，使社会更加关心农民，改善农民的处境，这没有什么不好。但像这样的主题曲，也不能认为是什么"革命人道主义的胜利"，如果《父亲》一画出现在30年代或更早一点的历史时期，或许还说得过去，即便那样，《父亲》也不是中国美术史上第一幅"革命人道主义的胜利"的作品。
曾景初同志在《画什么·怎么画·美在哪里》一文中说：
"他不是某一个农民的父亲，是我国经过十年浩劫的八亿农民的父亲，也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形象。这个形象所体现的力量，是撑持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伟大力量。但他生活在最下层，过着不声不响的勤劳艰苦的生活，从他身上，可以看出我国农民农村的缩影。"
把《父亲》作为八亿农民的典型代表，是很勉强的，是软弱无力的，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艺术家有权塑造各种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先进的，中间的和后进的。罗中立同志所创作的这位"父亲"，年近花甲，30年生活在旧社会，30年生活在新社会；前半生受苦受罪，给他的肉体和精神留下很深的伤痕，这是令人同情的，怜悯的，感慨的；后半生虽然还受苦罪，但他的处境多少总有些改善：政治上不再受压迫，经济上不再受剥削，他已经成为历史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虽然生活不免苦一些，劳动不免累一些，劳动是免不了的。劳动不仅是农民的第一需要，而且是逐年累月养成的习惯，他们是坐不下来的劳动者。如果，认为劳动就意味着受"苦"，这是不妥当的。把80年代的中国农民描绘得依然"麻木"、"呆滞"，用一双"牛羊般的慈善的目光"，"逼视"着我们�不能认为是健康的、正常的、合乎情理的 ，类似这样的形象，很难使人产生美感。这是有目共睹的。在艺术中刻画这样的形象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旧式农民的性格特征和形象特征，30年后，依然如故，使人难以理解。即便如此，他也只能是个中间人物的典型，根据它的艺术效果："麻木"、"呆滞"，消极等待，逆来顺受，悲观失望�他还是一个没有解放的旧式农民 ，作者在他身上没有注入任何崇高的革命理想，不知道他怎么会成为"八亿农民的父亲"呢�难道八亿农民都是傻瓜，就会接受这样一位"父亲"吗�把这样一位"父亲"强加于八亿农民是没有道理的�至少是不慎重的�
艺术创作要注意社会效果，艺术评论也是要注意社会效果，不要言过其实。过火的评论，表面上是为了拔高艺术品，实际上是伤害了艺术品的客观真实性。当然，评论者的出发点是好的，出于一时的激情，说几句过火的话，也是难免的，如果冷静下来，过一段时间再重新评论，很可能不坚持原来的看法。作品和评论都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不要说一件艺术品好，就好得了不得；说坏就是坏得一钱不值。岂不知当大家说某件作品好或坏的时候，仍然有人持不同看法，应当允许不同看法同时存在，在艺术评论中，不要强求一律，经过不同观点的争论，才可能为正确评论一件艺术品找到共同的思想基础，得出比较公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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