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同孔子虽然也是社会上层人士,但他们都不是社会的直接管理者,他们在讨论社会管理问题时是学术性的,认为社会管理者要想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立足于取信于民是根本。“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理想的状态,如果不能同时满足,前两者可以暂时放弃,但取信于民是永远不能放弃的。而季康子是鲁国的执政,是社会的直接管理者,他向孔子提出的是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如果孔子以前面那种学术讨论的理想状态来回答季康子的问题就脱离实际了,也会让季康子觉得孔子是站着说话不腰痛。
《论语》同问异答的情形并不少见,同样的问题对于不同对象给予不同的回答,是回答具有针对性的表现。对于为什么相同的问题,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回答,孔子也曾进行明确解释。比如有一次子路问孔子“闻斯行诸”,孔子回答“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接着冉有又向孔子问同样的问题,“闻斯行诸”。孔子却回答“闻斯行之”。一旁的公西华就感到疑惑了,问道“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回答“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这是因为子路与冉有的性格不同,所以孔子因材施教,给予他们不同的答案。
1.取信于民,以德治国。
2.因为“问政”的对象不同。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尚未入仕参政,需要告诉他立国的必备条件;而季康子是大权在握的重臣,且有“暴政”倾向,因而孔子希望他能“正己”“以德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