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对洋务运动的态度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当他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1894年6月北上,提出《上李鸿章书》时,年方28岁,其政治思想正在由改良向革命演变。他在上书中,对洋务运动赞赏与批评同时并举,最后并赋予殷切期望。他赞赏洋务派敢于冲破“成例”的束缚和“群议”的阻挠,倡导洋务运动,“励精图治”、“勤求政理”,“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由于自己看到“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因而“逖听欢呼,闻风鼓舞”。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应该不是一般的阿谀奉迎之词,而是反映了当时一个爱国青年对洋务新政的看法。他批评洋务运动“仿效西法”,虽取得显著成就,但终因“舍本图末”,“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所以“犹不能与欧洲颉颃”。他明确提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他提出以上四大改革纲领,意在拓展洋务领域,推进洋务运动,并非反对洋务运动,否定洋务派实行的新政,而是认为“今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所谓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对洋务运动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
【施复亮】
在他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一书中,对洋务运动持基本否定态度。他对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军用工业的评价是:“以上所述,都是军用工业时期重要企业,大部分是军用工业。这些军用工业,都是由官僚所创办,由官僚来经营的,所有机器和技师,完全仰给于外国,又不注意养成本国的技术人才。加以那些担负经营责任的官僚,丝毫不懂得军用工业的精神,而认为是一种美差肥缺,只知道尽量搜刮以饱私囊。因此,虽有此种军用工业,而对军事仍无什么补益。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败北,义和团事变八国联军底入京,充分暴露了此种军用工业的失败。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国内统一破坏,这些兵工厂,反成为各地军阀争夺的目标,而为助长内乱的一个祸源了。”他对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的评价是:“这些官办及官督商办的商品工业和矿业,与军用工业一样,差不多完全归于失败。以官僚和绅士为总办的官办工业,自己既无经营能力,完全听信外国工程师经营。那些外国工程师,一点诚意也没有,竭力排斥华人干部参与工厂经营,并助长外国资本的流入,因而种下中国企业界的普遍祸根。”他对洋务企业的总评价是:“中国近代企业的创始者,既然是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所以中国的新式企业,也还与官僚结有不解之姻缘。中国近代企业的迟迟发达,这亦是一个原因。”
【瞿秋白】
认为官僚资本的发展是受外铄,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两个买办化的过程。一是中国大商人的买办化;二是大地主阶级变成官僚买办阶级,这就是洋务派的产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技术上依靠外国技师,在经营管理上采取腐朽的官僚制度,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来维持封建统治。外国侵略势力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结合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①d〕。这是中共党人对洋务运动较早定下的否定基调。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奕䜣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正> 《学术月刊》1983年第1期发表了黄逸峰、姜铎同志《洋务运动总论》一文(以下简称《总论》),对洋务运动的功罪、是非和教训作了较全面的概括和评价,读后受益不浅。但文中有些观点笔者不敢苟同。这里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以就教于作者和史学界其他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