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辨析题

四、为什么说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而不是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有人说“三个有利于”是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这是不对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只能是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标准，而不可能是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一）“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是区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因而也不是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

社会形态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其中，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经济基础，是区分社会形态的直接的、客观的标准。
首先，按照历史的方法来考察，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历史从原始社会起到社会主义社会止，依次经历了五种不同的社会形态。这五种不同的社会形态，都是由它们自身固有的特殊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原始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以石器工具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原始公社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决定了原始社会制度的性质。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以铜器工具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奴隶主占有制，包括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劳动者——奴隶，这决定了奴隶社会制度的性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以铁器工具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封建主占有制,包括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劳动者——农民，并决定了封建社会制度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建立在以蒸汽机为主要标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制，并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则是建立在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性质。历史事实证明，建立在一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之上的固有的特殊的经济基础，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了该社会的性质，标志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其次，按照逻辑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结构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生产力是一定社会形态的物质技术基础，生产关系则是一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固然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它只能为一定社会形态的产生提供现实可能性。因为生产力是一种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由于人类一刻也不停地进行物质生产，因而生产力经常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不稳定的特征。所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往往不能直接说明上层建筑的性质及生产力同意识形态发展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经济基础相对于一定的社会形态来说，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生产关系，处于核心地位，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性质和基本特征。作为一定生产力形式的经济基础，具有整体性和相对稳定的特点，从而把物质生产活动限制在特定的范围之内。只要经济基础能够满足生产力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发展的客观要求，就可以保持相对不变的状态。在社会结构中，由于经济基础不仅直接反映着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而且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结构的性质，所以经济基础在总体上表征着社会形态的性质和基本特征。正如列宁所说：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列宁选集》，3版，第1卷，6页。据此，把社会区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五种基本社会形态。
第三，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来考察，根据社会经济结构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可以把人类社会区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自由人联合体三种形态。在这里，无论是对社会形态的“五种”划分法，还是“三种”划分法，都必须抓住生产关系，尤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这一区分社会性质的根本标准，才能正确地划分人类社会历史上所经历的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经济时期，准确地把握一定社会的特殊本质。
诚然，生产力水平对我们认识社会发展的程度具有一定的“指示器”意义，但不能以此作为区分社会性质的惟一标准。社会生产力水平只能表明人同物的自然关系，即人们改造、利用自然的能力，而不能解决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即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成果采取什么样的特殊结合方式。所以，用社会生产力水平作为区分社会性质的惟一标准，是片面的、错误的。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公有制是主体，政权在我们手里。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这在实际上就给我们指出了区分社会形态的标准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不是生产力，同时还明确了“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不是区分姓“资”姓“社”的标准，区分姓“资”姓“社”的标准是“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以私有制为主体；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所以我们不能把“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否则就会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混乱和错误。例如，美国的社会生产力发达，综合国力强，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如果我们因此就说美国的社会形态是社会主义社会，那就犯了原则性的错误。因为美国恰恰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原因在于它的经济基础是以雇佣剥削为基础的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制，国家政权的性质是资产阶级专政。

（二）“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整体，具有明显的特点。发展生产力是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和根本；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规定了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和方向。“三个有利于”标准既坚持从实际出发，又坚持从人民利益出发，实现了“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是对实践标准的发展和对生产力标准的引申和深化。它既是改革开放的目的，也是判断这些决策是否正确，改革实践是否成功、效益如何的标准；它既是理论认识和政策是否符合实际即是否是真理的标准，又是改革开放及其政策和措施是否对人民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标准，这就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突出的优越性。所以，它能够有效地检验各种决策、各种措施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成败。
首先，“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经济标准，它体现了坚持生产力标准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社会生产力，最注重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从而保证人的全面发展。他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把生产力的发展是最终决定因素的原理引入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结果。列宁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79页。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彻底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他严厉批评了那种离开生产力标准空谈姓“资”姓“社”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主义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1980年，邓小平进而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他说：“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这就为人们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提供了没有任何主观偏见的客观尺度。所以，“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经济标准。
其次，“三个有利于”是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政治标准，它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利益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共产党人最大的政治。毛泽东一贯强调群众利益至上，从《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到其尾篇《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全部贯穿和体现了毛泽东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从而把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这个检验改革的根本标准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这个最高政治标准有机地统一起来，并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而且将其作为观察、思考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最后归宿，认为：不改革、不发展生产、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死路一条。这就彻底地贯彻了唯物史观，使“三个有利于”标准成为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政治标准。
第三，“三个有利于”为我们大胆引进、大胆试验、大胆创新提供了客观依据。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并不是说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都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旨在说明不能把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东西加以固守；也不能把本来是社会主义的东西、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鞭挞；更不能把虽然不是于社会主义的东西，但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东西加以排斥，而应该借鉴过来为我所用。这实际上就是给我们指出了如何改革开放、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即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都可以为我所用；一切不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都要为我所弃。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一个坚持”、“三个拿来”。“一个坚持”即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先进的制度。对于这一制度，不是改掉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改革除掉其体制上的弊端，使它更充分地发挥优越性的问题。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体现，在不断发展着的实践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本身就意味着使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所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是一致的。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就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三个拿来”，就是要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对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和存在的东西，采取“拿来主义”。有三种基本情况：一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例如，雇佣劳动和剥削等。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允许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就必然存在着雇佣劳动和剥削。因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了发展自己，不能不受资本主义的剥削，但必须以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为原则。对此，列宁称之为“工人国家向世界资产阶级交纳的一种贡赋……交纳这种贡赋对我们是有利的”。《列宁选集》，3版，第4卷，541页。另一种是不具有任何社会制度属性的东西。例如，资源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等，是没有社会性质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必须补上科学技术这一“课”，才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对此，列宁指出：“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列宁选集》，3版，第3卷，525～526页。第三种是中性的东西。例如，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等。经营管理具有两重性，它既体现了经营管理者的生产目的性，又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借鉴使用。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总之，只要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我们就是成功的，就是对的；反之，就是失败的，就是错误的。
（三）把“三个有利于”标准看成是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会严重妨碍改革开放

把“三个有利于”标准看成是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就自然会把区分姓“资”姓“社”的标准当成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从而会导致两种严重的错误倾向，使改革开放步履维艰甚至失败。
一是导致否定改革开放的“左”倾错误。把区分姓“资”姓“社”的标准当成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势必会使改革开放的每一步都面临姓“资”姓“社”的质疑，从而使那些上不了社会主义的“线”但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和完善的东西受到打击和排斥，并产生借口坚持社会主义而否定改革开放的“左”倾错误。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极左思潮就在不断地问姓“资”姓“社”。从农村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建立特区、城市企业改革搞厂长负责制、鼓励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利用外资，再到发展市场经济、实行股份制改革，所有这一切最实质最基本的进步，都难以逃脱姓“资”的厄运！在他们看来，发展私营经济就是要否定、取消公有制，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取消计划经济，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否定按劳分配，就是要搞资本主义。这种姓“资”姓“社”的思维模式经常这样那样地影响着人们，成为一种严重的阻力，使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所以，把“三个有利于”标准看成是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其结果只能是阻碍和葬送改革开放的事业。
二是导致主张“改向”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右倾错误。把区分姓“资”姓“社”的标准当成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势必会为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找到反对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借口，也容易使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迷失方向，犯资产阶级自由化右倾错误，甚至滑向“改向”和“改道”的深渊，背离社会主义。苏联、东欧的悲剧就是非常沉痛的教训。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资产阶级自由化右倾思潮都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借口“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否定共产党领导，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要求取消社会主义，实行私有化，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严重妨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所以，我们决不能用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来作为区分姓“资”姓“社”的标准；同样，我们也决不能用区分姓“资”姓“社”的标准来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否则，就会造成理论和实践的混乱。
当然，区分姓“资”姓“社”的标准同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又是相互联系的。区分姓“资”姓“社”的标准为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提供了政治前提，使它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向前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反过来讲，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为姓“资”姓“社”的标准提供了物质基础，并且使它在此基础上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保证。作为区分姓“资”姓“社”标准的经济基础同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标准的“三个有利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其核心是要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按照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普遍规律，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离开和违背这条规律，就会犯错误，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遭受挫折。这是已为无数事实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有鉴于此，我们就要正确处理好区分姓“资”姓“社”的标准同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的关系，做到既要从区别中看到联系，又要从联系中看到区别，既要反对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又要反对把二者混为一谈的观点，使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以加强理论建设，指导实践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第一条，是从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既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重大贡献；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第二条，是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应该得到不断增强的高度，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既是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高度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贡献；
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第三条，是从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高度，指出了社会主义人民性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一切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不可分割的统一的整体，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综合高度，言简意赅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是生产力标准。

不对，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因此不管姓“社”姓“资”，只要符合这三个标准，都是可以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