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楚辞起源密切相关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都有自己的特点。与此同时，楚国又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吸收了中原文化，也发展了它固有的文化。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就是“楚辞”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首先，发达而又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孕育着伟大的诗人，它是楚辞产生的土壤。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一样，在原始时代有着丰富多彩的神话。当中原地区的正统经典把古代遗留下来的美丽神话一概加以“历史化”时，地处南方的楚国仍然存在着许多瑰丽的神话；《汉书》就说，“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这样的风俗，在神话传说的保存和流传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楚辞《九歌》是经屈原加工过的楚国民间祭神的乐歌，其中就可以看出楚地的风俗是如何富有神话的意味和色彩。在《离骚》、《天问》、《招魂》等诗篇中，神话素材经过屈原的精心结撰，都产生了极大的艺术魅力。同时，神话传说扩大了诗人驰骋想象的空间，丰富了屈原创作的内容，为积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道路。
　　楚国山川佳丽，物产丰富，楚国人民，特别爱好音乐舞蹈；而巫风的盛行，更推动了音乐舞蹈的发展。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也说明，楚国人民比中原列国人民更为能歌善舞。这也直接影响了诗歌的创作。王国维就认为《九歌》是后世戏剧的萌芽；闻一多更改写《九歌》为歌舞剧。同时，自然风光不仅陶冶了诗人的性情、丰富了诗人的想象，而且还提供了诗人借以抒情的素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说：“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这确实是屈原得天独厚的地方。

　　其次，中原地区传统的和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与屈原和楚辞的产生也有密切关系。《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多方面描写了现实生活，表现了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艺术手法上，它大量运用比、兴，获得了显著的艺术效果。在南北文化的交流中，《诗经》给楚辞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楚辞中的比兴手法和面向现实的精神，显然继承了《诗经》的传统。
　　谋臣智士积极奔波，在统治者中寻找“知音”；而列 国 君主也愿意倾听他们的游说之辞。这一时代特色，使士所写的说理散文，词章宏丽，感情激越，富有说服力。为了更有说服力，这些散文也大量运用比喻、寓言，使文章更为曲折、生动。百家争鸣及其相应的散文发展，也给屈原的创作以很大的影响。诸子百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屈原作品中更有鲜明的反映。由于这种种原因，所以对屈原来说，象《诗经》那种简单的文体和质朴的语言，似乎已不能充分表达他的思想、抒发他的感情了。因此，他便以楚国民歌为基础，并提炼诸子散文的语言融入诗歌，开创了楚辞这一崭新的形式，在诗坛上开辟了一代新风。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歌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

屈原 (2张)
楚辞的创作手法是浪漫主义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浓郁的楚国地方特色和神话色彩。思想感情。

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严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共373句，是我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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