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起兵造反是怎么处罚？凌迟还是斩首？

古代起兵造反是怎么处罚？凌迟还是斩首？熙宁）八年，沂州民朱唐告前余姚主簿李逢谋反。提点刑狱王庭筠言其无迹，但谤讟，语涉指斥及妄说休咎，请编配。帝疑之，遣御史台推直官蹇周辅劾治。中书以庭筠所奏不当，并劾之。庭筠惧，自缢死。逢辞连宗室秀州团练使世居、医官刘育等、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诏捕系台狱，命中丞邓绾、同知谏院范百禄与御史徐禧杂治。狱具，赐世居死，李逢、刘育及徐革并凌迟处死，将作监主簿张靖、武进士郝士宣皆腰斩，司天监学生秦彪、百姓李士宁杖脊，并湖南编管。余连逮者追官落职。世居子孙贷死除名，削属籍。旧勘鞫官吏并劾罪。
《宋史·刑法志》记载的一次判处“凌迟”的案件。回头看看《唐律疏议》记载的有关谋反的罪名：
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余条妇人应缘坐者，准此。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
再看《金史》记载的：
甲戌，遣引进使高植、刑部郎中海狗分道监视所获盗贼，并凌迟处死，或锯灼去皮截手足。仍戒屯戍千户谋克等，后有获者，并处死，总管府官亦决罚。

及迁中都，道中以蒲家为西京留守。西京兵马完颜谟卢瓦与蒲家有旧，同在西京，遂相往来。蒲家尝以玉带遗之。蒲家称谟卢瓦骁勇不减尉迟敬德。编修官圆福奴之妻与蒲家姻戚，圆福奴尝戒蒲家曰：“大王名太彰著，宜少谦晦。”蒲家心知海陵忌之，尝召日者问休咎。家奴喝里知海陵疑蒲家，乃上变告之，言与谟卢瓦等谋反，尝召日者问天命。御史大夫高桢、刑部侍郎耶律慎须吕就西京鞫之，无状。海陵怒，使使者往械蒲家等至中都，不复究问，斩之于市。谟卢瓦、圆福奴并日者皆凌迟处死。
来看看盗贼在《唐律疏议》里面的判决：
诸盗大祀神御之物者，流二千五百里。谓供神御者，帷帐几杖亦同。其拟供神御，谓营造未成者。
诸盗禁兵器者，徒二年；甲、弩者，流二千里。若盗罪轻，同私有法。盗余兵器及旌旗、幡帜者，杖九十。若盗守卫宫殿兵器者，各加一等。即在军及宿卫相盗，还充官用者，各减二等。

不得财徒二年；一尺徒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杀伤奴婢亦同。虽非财主，但因盗杀伤，皆是。其持仗者，虽不得财，流三千里；五疋，绞；伤人者，斩。
再看《明史》的记载：
十五年，御史刘良卿言：“律例：‘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盖西陲藩篱，莫切於诸番。番人恃茶以生，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非可以常法论也。洪武初例，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弘治中，召商中茶，或以备振，或以储边，然未尝禁内地之民使不得食茶也。今减通番之罪，止於充军。禁内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课茶，悉聚於三茶马司。夫茶司与番为邻，私贩易通，而禁复严於内郡，是驱民为私贩而授之资也。

洪武时，有告谋反者勘问不实，刑部言当抵罪。帝以问秦裕伯。对曰：“元时若此者罪止杖一百，盖以开来告之路也。”帝曰：“奸徒不抵，善人被诬者多矣。自今告谋反不实者，抵罪。”学正孙询讦税使孙必贵为胡党，又讦元参政黎铭常自称老豪杰，谤讪朝廷。帝以告讦非儒者所为，置不问。永乐间定制，诬三四人杖徒，五六人流三千里，十人以上者凌迟，家属徙化外。
至三十一年十一月甲子昧爽，自朝房至勋戚大臣门，各有匿名书一帙，名曰《续忧危竑议》，言贵妃与大学士朱赓，戎政尚书王世扬，三边总督李汶，保定巡抚孙玮，少卿张养志，锦衣都督王之桢，千户王名世、王承恩等相结，谋易太子，其言益妄诞不经。矩获之以闻，大学士赓奏亦入。帝大怒，敕矩及锦衣卫大索，必得造妖书者。时大狱猝发，缉校交错都下，以风影捕系，所株连甚众。之桢欲陷锦衣指挥周嘉庆，首辅沈一贯欲陷次辅沈鲤、侍郎郭正域，俱使人属矩。矩正色拒之。已而百户蒋臣捕皦生光至。生光者，京师无赖人也，尝伪作富商包继志诗，有“郑主乘黄屋”之句，以胁国泰及继志金，故人疑而捕之。酷讯不承，妻妾子弟皆掠治无完肤。矩心念生光即冤，然前罪已当死，且狱无主名，上必怒甚，恐辗转攀累无已。礼部侍郎李廷机亦以生光前诗与妖书词合。乃具狱，生光坐凌迟死。鲤、正域、嘉庆及株连者，皆赖矩得全。

宋朝“凌迟”刑的持续扩张，但同样地王权拒绝更改刑律，因此《宋刑统》仍然不见“凌迟”的名目。首先，它是遵循人类宗教的牺牲教义，用以对抗流血叛乱的紧急措施。宋真宗诏令禁止大臣杨守珍支解叛乱者。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爆发党派之争，除了凌迟，腰斩也成为当时经常使用的刑罚。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指出，大臣用这些刑罚吓阻想要谋取皇位的官吏。南宋时期，凌迟的刑罚愈来愈多，但也有官吏反对，例如陆游的陈情奏表，我在后文仍有描述。我认为：用于惩治叛国罪中的叛变、共谋，仍属有限，这是可能的情况。元朝也正式将“凌迟”明定为刑法的一种死刑。其次的重点是，他们将它视为蛮族对汉人宣扬威权的工具，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元朝法律和南宋末年一样，将凌迟予以合法化。元朝初年，凌迟不再成为暴动镇压、危险宗派的一种极端手段，而成为特殊犯罪的常见刑罚。凌迟，从宋朝编入法典一直到1905年清朝废除为止，主要用来惩罚三大类的犯罪：
谋逆君主之罪：重大暴动、叛国、谋取皇位。
伦常之罪：子女谋害父母、弟幼谋害兄长，妻子谋害丈夫、奴仆谋害主人。
凶残与不人道之罪：活生生斩断他人四肢（施以巫术）；杀害同一家族三人以上；组织帮派以制造恐怖。
第一类和第三类仅是将古代的肢解之刑予以合法化，附带一提，相当接近欧洲的犯罪惩罚：在法国，谋害君主之罪，处以四马分尸的极刑，帮派首领须遭受轮刑；在英国，他们采用裂体之刑，和中国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行刑、支解，一直实行到十八世纪为止。
中国人有加重刑罚的特质。
首先，第一个特质是君权与父权的同义化。尊亲属如同他们王国中的皇帝一般，是受到保护的，妻妾、子女、仆人是臣民，有共谋权位的倾向。在西方，弑亲罪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还不到惩罚谋害君主之罪的程度。唯有中国人，将独创的方法发扬光大，以平亲属之间的叛乱。
第二项特质是“凌迟”的宣判株连三族，亦即所有父系与母系的尊亲属！甚且，有更荒谬之处，叛乱大都个人所为，但宣判时却视为家族之罪。尽管只有朱元璋有意推行这项法则，大力清除公职官员；但是不要忘了，他的儿子永乐曾屠杀忠于前任建文帝的方孝孺，以及株连他的家族超过八百人。后来，“三族”法不再是株连尊亲属的死罪，而改为放逐。清朝的时候，只有成年的儿子会被放逐，时间长短不定。清朝延续明朝的法律，不过刑罚有减轻，包括第一大类的谋逆君主之罪。因此，文字狱案件经常判处凌迟刑罚，不过任何罪犯都不至于如戴名世等人，真正地遭受支解之刑，他们所犯之罪可以改为斩首或赐死。相反地，其他伦常之罪、凶残与不人道之罪等两大类犯罪，尤其是强盗罪，则会处以凌迟之刑，一直施行到清朝末年刑法改革废除为止。
凌迟发展历史
中国古代各种残酷的刑罚中，最惨无人道的莫过于凌迟。凌迟，原来写作“陵迟”，本意指山丘的缓延的斜坡。荀子说：“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意思是指，三尺高的陡坎，车子便拉不上去，但百仞高的大山因为有平缓的斜坡，车子可以一直拉到山顶。后世将陵迟用作刑罚的名称，仅取它的缓慢之义，即是说以很慢的速度把人处死。而要体现这种“慢”的意图，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直到差不多把肉割尽，才剖腹断首，使犯人毕命。所以，凌迟也叫脔割、剐、寸磔等，所谓“千刀万剐”指的就是凌迟。
这种把活人零刀割死的作法早就有了。宋后废帝刘昱曾亲手将人脔割。北齐文宣帝高洋也常常用脔割的手段来杀人。唐中期安史之乱时，颜杲卿抗击安禄山兵败被俘，与袁履谦等人同时被零割。但将凌迟作为正式的刑罚，人们大多认为始于五代。陆游说：“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凌迟一条。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但在五代时，已有人意识到凌迟之刑过于残酷，主张废弃不用，如后晋开运三年（946），窦俨奏称死刑宜只保留斩、绞二种，而“以短刀脔割人肌肤者”，应当禁止。后晋出帝石重贵准奏，不再使用凌迟之刑。
北宋开国之初，力纠五代弊政，仍然禁止凌迟之刑。宋太祖时颁行的《刑统》，规定重罪应使用斩或绞，没有凌迟。宋真宗时，内宦杨守珍巡察陕西，督捕盗贼，捕获贼首数人，他请示朝廷，拟将他们陵迟处死，用以惩戒凶恶的人。真宗下诏，命令将俘虏转送有司衙门依法论处，不准使用凌迟。到了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才正式将凌迟列为死刑之一。《通考·刑制考》说：“凌迟之法，昭陵（宋仁宗陵号）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熙丰间诏狱繁兴，口语狂悖者，皆遭此刑。”如熙宁八年（1075），沂州百姓朱唐告越州余姚县主簿谋反，李逢在被捕后受审时，供词中又牵连了秀州团练使世居和医官刘育等，朝廷诏令有司审理此案，结果，李逢、刘育和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都被凌迟处死。到了南宋，《庆元条法事例》更明确地把凌迟和斩、绞同列为死刑名目，这样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明清。
凌迟在宋代通称为剐。景德年间，御史台曾审问杀人贼犯，定案之后，知杂王随请“脔剐之”。“剐”字原作“呙”即“骨”字去了“月”（肉），其形状也像人的头颅骨。《说文解字》解释说，其以为“剔人肉，置其骨”，这正是零刀割人的意思。“剐”又作“卨”，明朱国帧《通幢小品》卷十八“字义字起”一节云：“贞元中，宣武兵变，执城将卨之”。并注解说，卨，即“剐”字也。可见，“剐”的含义早已明了，只是到了宋代它成了凌迟的代名词而更加为人所熟知而已。这种情形，也常见于小说中的描写。《水浒传》第二十七回写教唆潘金莲害死武大郎的王婆被东平府尹陈文昭判为“拟合凌迟处死”，之后写道：
大牢里取出王婆，当厅听命。读了朝廷明降，写了犯由牌，画了供状，便把这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索，东平府尹判了一个“剐！”字，拥出长街，两声破鼓响，一棒碎锣鸣，犯由前引，混棍后催，两把尖刀举，一朵纸花摇，带去东平府市心里，吃了一剐。
由于宋代使用凌迟之刑较为常见，所以民间在对仇人进行报仇雪恨时，也仿照作为官刑的凌迟把人脔割至死。《水浒传》中也有这样的情节，请看第四十一回中李逵割黄文炳的一段描写：
（李逵）说：“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以上所引用《水浒传》中的两段文字，可以看出宋代凌迟在执行时的大致情形，这和《宋史·刑法志》中所说的“凌迟者，先断其肢体，乃抉其吭”的做法是基本一致的。
元代法律规定的死刑有斩首而无绞刑，对那些恶逆大罪又规定可以凌迟处死。元代凌迟执行时的情形与宋代相似，如元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中，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复审冤案，宣判说：张驴儿“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赴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这和《水浒传》中王婆被凌迟的做法一样，都必须钉上木驴。这木驴大概是一个木架子，可以把犯人固定在上面，以便在零割的时候该犯人不能乱动，它和古代那种“勾结奸夫害本夫”的女犯受的“骑木驴”的刑罚不是一回事（参见本书《杂刑》）。杂剧《窦娥冤》比《水浒传》更明确地指出了应割的刀数。试想，把人割一百二十刀才致命，其残忍的程度不能不叫人不寒而栗。
明代法律也明确规定凌迟为死刑之一。《大明律·刑律》载：“谋反大逆：凡谋反，谓谋危社稷；大逆，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凌迟之刑的设立，反映了封建专制政治的残酷，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各种犯上作乱的行为，不惜采用一切毒辣手段。明代各朝中，凡是捕获农民起义的首领及其他叛逆者，都用凌迟之刑将他们处死。如万历三十四年（1606），刘天叙等谋反，兵败被擒，为首的七人被磔死。这里的“磔”即是凌迟。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婢杨金英等人谋害明世宗未遂，事发被捕，杨金英、杨莲香等十六名宫女不分首谋和协从，一律凌迟处死，并且锉尸枭首。万历七年（1579）五月，礼部侍郎董传策被府中的奴仆杀死，有司将凶手捕获，下狱审理，第二年把他们全都“剐于市”。
明朝一个太监犯了谋反罪，皇帝钦定3600刀，刽子手有严格的规定，一刀不能多，一刀不能少，必须在第3600刀才能死去，而且要把所有的肉割掉，因为有内脏，人并不会立刻死去。3600刀后，要求出现一副完美的人体骨架。

嗯，古代的话，如果是起兵造反的话，基本上都是凌迟处死，而且的话还竹帘九族，所以说再苦代到一旦造反也被抓住之后不成功是全部要死的

看了几本明朝的书，士兵造反还真的挺多，其实就是没发军饷，出征没有肉菜了，因为明朝兵穷，军户就指望打仗赚钱了，然后几个刺头挑拨大伙闹事，一般事情大了，会安抚底下士兵，事后再算账的时候，挑头的几个，基本都是剐，主要参与者斩，参与者打板子。

造反是诛九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