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第5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亚洲电影奖这两个耀眼的奖项全部颁给了一部动画长片，出自日本动画导演宫崎骏之手的《千与千寻》，2005年，宫崎骏本人也被授予了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动画片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影类型，伴随着其低龄定位的固定印象常常被置于电影学术视角之外。10年前，宫崎骏以其作品动画长片《幽灵公主》打破动画界为儿童观众制作电视动画短片的时代，红遍亚洲电影院线；10年后，《千与千寻》以动画这一类型片形式史无前例地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最高奖项；这足以留给我们许多思考：显然动画片作为电影的特殊类型之一，看似单薄的画面、出自画笔或电脑软件的人物也能超出我们想象地成功承载导演试图传达的思想、成功传递人类特有的感情，动画电影在票房与艺术上都取得了一定成就，并逐渐走出浅薄单纯的刻板印象，在审美与艺术价值上得到了承认。
一、具有分析意义的动画电影及其美日两大风格
根据动画电影的表现风格与文化影响，人们普遍认为全球动画电影中执牛耳的美国与日本动画电影是两种具有明显不同风格的流派。动画电影的生成机制依赖于人在脑海中的想象与笔在白纸上的描绘，由于背离了传统电影的真实本性，历来以幼稚、简单等刻板印象在各种电影学术视角的边缘徘徊，这种印象的形成与沃尔特·迪斯尼及他的迪斯尼王国通过系列改编自世界童话的动画电影在全球大众通俗文化中产生的重要影响紧密相关。从1923年迪斯尼的第一部有真人参与的动画电影《爱丽丝在卡通王国》开始，诸如《美女与野兽》、《狮子王》等经典动画影片屡屡在全球取得票房成就，在皮克斯、梦工厂等动画工作室出现之前，奥斯卡最佳卡通片奖项长期为迪斯尼所独占。以迪斯尼为代表的美国好莱坞动画生产线历来以儿童为主要观众群，考虑到美国复杂的电影分级制度，动画影片往往回避时事主题与性主题等成年人才能理解的内容，以改编、创编经典童话故事为主，并且始终贯穿着好莱坞对电影技术的崇拜。如最新卖座电影《功夫熊猫》中，其导演与叙事力量已经完全为CG动画造型所带来的震撼所取代，制作商也坦言其生产路线就是制造“针对儿童的梦幻”，其终极目的是让家长掏钱购票，领着孩子走入电影院享受一次娱乐。
与美国动画电影具有的“儿童化”、“超级英雄”、“3D”等风格关键词相比，日本动画电影就有着更宽泛的路线。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在日本社会普及的动画产业如今拥有非常广泛的观众覆盖面，如2007年日本本土电影票房排行中动画电影就占据半壁江山，这些票房冠楚大多是具有各种不同目标观众与风格的本土动画电影，特别是知名连载电视动画的剧场版：如以儿童为观看对象的《宠物小精灵》、《哆啦A梦》；还有讲述清纯恋爱内容的《秒速5厘米》等以少女为观看对象；以及热血格斗主题的《海贼王》、侦探类《名侦探柯南》等以青少年为观看对象；其次才是《美食总动员》这部皮克斯作品[1]。日本作为全球动漫大国，其总人口中视阅动漫的比率高达87%，居全球之冠，动漫产业成为其第三大产业[1]；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动画电影就开始了“输出”之旅，而日本动画电影在全球范围内赢得广泛关注与赞誉多要归功于目前日本国内公认的动画界三大权威：宫崎骏、押井守和大友克洋。这“三大权威”所制作的动画电影以构思复杂、思想深邃、主题哲意为共同特征，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大批拥趸，其中大部分是成年人。宫崎骏自《风之谷》后便在亚洲享有盛誉，2002年更是凭借《千与千寻》一举赢得全世界瞩目，其作品就此迈入全球关注的时代。押井守则是以根据日本科幻漫画教父士郎正宗的漫画原著改编制作的《攻壳机动队》电视动画片与动画电影成名，在全球范围尤其是美国产生了强烈反响，2004年制作的《攻壳机动队》第二部剧场版《Innocent》在戛纳电影节上展播，2008年以《空中杀手》与宫崎骏一齐角逐威尼斯电影节。而大友克洋早在1988年就以由自身创作的连载漫画《阿基拉》改编的同名动画电影惊艳于西方世界，这部承前启后的作品甚至深刻影响了整个西方的科幻电影思想[2]，2004年他制作的《蒸汽男孩》也在当年威尼斯电影节上展映，并成功在国际市场发行。虽然三人的作品风格各异，但目前从影片国际发行数量、所获国际奖项这些标准来看公认宫崎骏是最有影响力与代表性的。
从电影分析的角度来说，电影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艺术作品，它可以衍生一个在叙事结构上以及视觉、音响上建立意义，并对观众产生特殊效应的文本[3]。虽然传统电影分析的视角并未将动画电影置于其中，电影艺术的论述著作中也常常仅将动画作为一种影片类型寥寥简介，但是以宫崎骏及其系列作品为代表的日本动画电影具有显著的美学特征与导演风格痕迹，具有与商业电影对应的票房成果；在影片主题构思、创作水准、艺术效果、视听音像、目标人群上都具有了超越迪斯尼经典改编童话动画电影的高度；其进入国际市场的高品质作品以深沉的内容哲思与独特的画面风格获得了观众与影评人的认可。如此2002年《千与千寻》才获得了除柏林电影节大奖与香港金像奖以外，当年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长篇动画电影奖、纽约电影批评家协会最佳动画片奖、波士顿电影批评家协会特别奖、第30届Annie Awards长篇动画片电影奖、导演奖、脚本奖、音乐奖、第9届好莱坞电影节最佳动画片奖、纽约电影批评家协会最佳动画片奖、日本电影大奖导演奖动画片电影奖等几乎所有动画电影评选的奖项[4]。这样一部动画电影能超越国界得到艺术与市场同时好评，为动画电影这一常常被电影学术界忽略的类型具有放入电影思想与文化视域进行解析的价值做出了旁证。
二、日本动漫产业语境下的宫崎骏电影赏析
日本动漫产业市场除了数量繁杂众多的印刷出版物，还包括动画电影、动画电视片和动画音像（录像带、DVD）与周边产品。在这个巨大的市场内产品内容无所不包，目前全日本有400多家动漫制作公司，科幻、灵异、侦探、恋爱、格斗、人际关系、伦理批判、个人奋斗等各种题材与内容的动画产品每天在这些公司中生产出来，其中也不乏暴力、血腥、尚武、颓废、色情、肉体刺激等充满负面内容的动画作品。在这样一个庞大芜杂的环境内，靠观众以自身脆弱的感知与判断在消费中来辨别动画产品的良莠实在过于勉强，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宫崎骏、押井守和大友克洋这“三大权威”所代表的这部分深刻、人性化、富有哲思并激励感悟的动画电影作品才得以以标杆的位置竖起日本动画电影的发展旗帜。“动画电影作品”与立足于短期收益的“动画电影商品”是不同的，并不是说提倡只观看欣赏权威导演的作品，但是对于日本动画电影的消费与赏析，必须首先选择在内容与思想上有品质与品位，其次是能传递出一定的导演通过世界观、价值观设定所欲表达的创作与人生理念的电影。
对于本文欲讨论的日本动画电影主要代表人物宫崎骏，其作品无论是美学视域还是导演的作者角色都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尤其是成立个人主创的吉卜力动画工作室后，其个人风格在所有作品中一贯延续，并且在这背后还能看到日本民族文化性格的轮廓。
1、“吉卜力”的作者印章
“电影作者论”的命名者、倡导者、实践者是法国电影新浪潮的主将“三剑客”之一的弗朗索瓦·特吕弗；电影作者角色的倡导与实践意义始终限定在三个层面之上：通过编导合一赋予导演在影片视听构成与总体风格的掌控权利；将文学研究中的作家作品论研究方式实践进入电影评价，以导演作品的视角考察其电影；以导演作为划分并指称电影作品的方式，取代此前的主演明星或大制片厂的标示来勾勒电影现象与电影作品[5]。“电影作者论”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导演在坚持艺术理想与平衡大众口味之间取舍，持续培育自身的风格。
原作与编剧、编剧与导演在电影作品内容的理解上产生矛盾与冲突是十分常见的，制作人与投资方提出修改意见也常有发生，编导的冲突与磨合在动画领域中主要表现在原作与脚本间、制片人与导演间。宫崎骏的吉卜力动画工作室创立之初推出的动画电影《魔女宅急便》就是根据小说家角野荣子的原作改编，因为影片加入魔女奇奇失去魔力的情节，曾被原作者认为有违展现魔女奇妙生活的作品精神而遭到强烈反对[2]，虽然最后双方做出了改编的妥协，但无疑原作者的意图是导演意图的干扰因素之一。或许是出于这一原因，宫崎骏创办的吉卜力工作室至今只制作了《魔女宅急便》与2004年《哈尔的移动城堡》两部由原著小说改编的电影，其余作品的原作、脚本、导演、人物设定、分镜全由宫崎骏一人完成，配乐设计也是由合作数十年的老搭档久石让完成。吉卜力工作室的合作制片人德间康快、高田熏等人则是以有名的从不干预导演的任何制作工作而与宫崎骏保持了长时间的合作关系。可以说在宫崎骏吉卜力工作室的作品中，真正实践了“导演作者”的自觉意识。宫崎骏作品的主要题材与重复主题也是十分明显的，以《风之谷》闻名于世的关注自然，批判战争与破坏的“环保教父”头衔在其后的《幽灵公主》、《天空之城》中得到反复印证；每部影片中必然出现的“飞行”场景；每部影片必然出现风格细腻的水彩写实风格自然景观；绝大多数影片主角都是特定年龄段的青少年；绝大部分镜头由细致的手绘画面制作…这些主题与表现上的特点已经形成导演本人的独特烙印，成为宫崎骏的个人风格标志。
可以说，即使没有任何真人明星演员，宫崎骏及其吉卜力动画工作室通过系列动画影片已经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宫崎骏世界”，打上了本人鲜明的艺术烙印，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吉卜力出品”甚至成为票房的保证，每部影片都是当年日本国内票房冠楚。即便是常被人忽视的动画形态，只要打破“给儿童看”这个藩篱，导演也能实践自己的艺术意图，甚至由于人物、背景、色彩等画面设定上的自由性还能更方便的以一以贯之的方式实践导演个人的主题与风格追求。
2、写意的美学追求
写意本是与“工笔”相对的中国画技法，强调以简练的笔墨写出物象的形神，从而表达作者的意境。简言之，写意是以看似简单的笔触体现出描绘对象的精髓。宫崎骏的动画电影画面线条都十分简单，无论是人物还是背景近景等，都是以手绘原图为基础制作出来的2D画面，画面立体感全部依赖色彩表现，主色调突出，色彩柔和丰富。但所有的宫崎骏电影都以流畅的视觉观感与明亮的色彩成功传达出影片的情绪，令观看者脑海中久久留下那简单却纯净的意境。以任何美术研习者都能具备的技巧绘画制作的电影如何给人们产生观看的愉悦？这就是写意的境界。
动画艺术本身是综合性的，它包括造型、动作、语言、绘画和声音等表现手段。这些手段又以不同的方式在动画形象上集中表现，构成了独特的审美价值[6]。宫崎骏的写意手法就在于动画形象的整体意境描绘上。苏珊·朗格在《艺术问题》中提出，一部绘画作品打动观众的方式在于以画布、色彩等物质事物达到一种平衡的形状，从而组成一个蕴含着画面要素的能动关系、充满着张力与驰力的空间，即所谓的艺术作品的“幻象”[7]。借鉴这种分析画作的观点来分析宫崎骏电影中的画面，即是以色调、角色造型、表情细节、背景设计等合力营造出整体的独特“画风”空间。比如《龙猫》中的大龙猫，以简单的灰色调与毛边椭圆造型，配上尖耳朵大嘴巴与富有变化的眼睛和胡子，并添上与巨大身材不相称的小爪子与尾巴这些细节，寥寥几笔背后是深厚的画风积累，成功塑造出具有毛茸茸质感又富有童趣的造型；龙猫出现的场景设计在临近森林的农田中或者是树上，以浅绿这种生动活泼的色调为主要背景，既有细腻得连经络都画出来的树叶，又有以简单化高光与明亮色彩背景化交代的农田，再加入几束阳光投射的光线细节描绘，便将画面衬托的生机勃勃。宫崎骏式“幻象”的营造在于对画面倾注的充沛情感，以写意的手法描绘角色，但是又利用画面的每个细节同时向观众传递关于角色的情绪，因而成功营造出独特的浪漫主义意境。
宫崎骏本人比较排斥电脑技术，他坚持在其制作的动画电影中不使用任何电脑技术，看似简单实则深厚的写意意蕴才是他真正打动观众的美学理念。
3、民族文化的轮廓
同样是“毛茸茸的巨大生物”，可以将龙猫这一角色与迪斯尼2001年制作的影片《怪兽公司》中的主角毛怪做个对比；皮克斯在设计表现“毛怪”这一主角时所采取的是全球最先进的3D技术，毛怪身上的绒毛多达300万根以上，为了详细表现出每根绒毛，并且在动作上同时表现出重力感与灵巧度，皮克斯花了近两年的时间专门开发了一种用于建模设计的电脑软件[8]。制作方花了巨大的代价试图表现一只“可以乱真”的怪兽，影片中以毛怪的动作为表现重点，解救小女孩阿布的情节安排紧凑令人印象深刻，但其角色性格与心理的刻画反而略显牵强。而轮廓化二维化的龙猫虽然没有一句台词，却以乡间森林中憨胖可爱的精灵形象留在了每个孩子的心中，“龙猫”一词与“巨大柔软憨胖精灵”建立起了意指链，影片播出后龙猫形象的毛绒玩具在整个亚洲大受欢迎，至今仍在生产。也许这两位主角甚至这两部动画电影的审美差异折射出的也是东西方之间的审美差异，以汉文化圈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中历来贯穿“天人合一”的理念，从观看画面时的视觉习惯到把握概念时的认知习惯，东方文化都倾向于从“整体”上着手，具有追求整体和谐的习惯；尤其是宫崎骏的美学理念向来在于以柔美舒缓的笔触营造整体意境，以欲言又止的含蓄与意境美触摸观众的心灵。而发轫自欧洲的西方文化则以“人物对立”的理念来统摄其世界观，视觉习惯上关注主要部分，概念把握上关心结论，西方观众尤其是美国观众也更习惯接受主角在画面中心不断地行动、打斗。
艺术无时无处不与主体、社会及其文化等深刻地联系在一起，它总是某种社会文化类型的模型。文化在赋予一个民族以表达方式时，也赋予了该民族观察这些艺术的眼光。在宫崎骏的所有作品中都深深浸润着日本社会文化的审美特性与个性轮廓。
（1）日本社会与平民主角
在《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中，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是一个强调团体与一致，以“耻感”为道德标准的社会，各自拥有固定的角色与责任、倾向合群低调的人群就像同质的汪洋。低调与寡言的日本人面临着职业与家庭的角色责任，背负着社会既定的压力。“中庸”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要素之一被完整移植到了日本社会，并在此之上置入“国家神道”的信仰核心，个人主义在这个社会是不被提倡的。在这种提倡团队精神与社会规则的社会精神下，我们在以宫崎骏为代表的日本动画电影中看不到天赋异禀的美国式超级英雄，片中的主角都是凡人，普通的中小学生少女少年，连魔女都是穿着灰袍自食其力（《魔女宅急便》），即便有位见义勇为的飞行员也是一头猪（《红猪》）；严格来说他们根本不算英雄，他们只是通过战胜生活与心灵的挫折重新找到自信，帮助了身边的人也帮助了自己。
也正是因为如此导演在每部影片中并不仅是讲一个故事，而是将故事中每个角色的性格、心理细细铺陈开来，让观众目睹着身边的平凡人与普通孩子如何在成长的荆棘路中发生变化，找到自己的方向。“平民主角”源于社会文化性格对个人英雄的摒弃，给观众带来的是心灵的贴近与更多的自我感触。毫无疑问在观感撼动性冲击与心理抚慰式感触间，宫崎骏所选择的是后者。
（2）自然神灵与和而不同
日本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多种宗教并存[9]，与此对应的便是多神的观念。多神观念的源头是日本原始宗教神道教，神道教认为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界诸神，日本各地可见的神道神社就多出于山岳信仰而修建。敬畏山岳、河流、森林等自然神灵虽然看起来与现代社会的开发背道而驰，但多神与自然神灵的观念伴随着人类学传承而渗入了日本的民族文化。《龙猫》的创作就直接源于宫崎骏本人幼年听过的传说；而《千与千寻》的原片名为《千与千寻的神隐》，“神隐”就是日本文化中用来表示孩子突然不见或失踪的说法，意为被神灵藏起来了；在宫崎骏的作品中，自然神灵的存在理所当然。
在对自然神灵的崇拜中目睹的是摧残自然的现状，被称为“环保教父”的宫崎骏常常在影片中展现人类对信仰的漠视与大自然沉默的报复，也许不只是对于环境恶化现状的危机感使然，导演更想从自然神灵与现代社会和谐存在的理想图景中召唤那逝去的尊敬自然的崇敬之心。不论是《幽灵公主》中人类与森林生灵血淋淋的战争，还是《千与千寻》中各路神灵悠然自得的异世界，“和而不同”是导演在其所有作品中设定的一以贯之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中徜徉的观众也能回味起日本民族敬畏自然的时代。
（3）含蓄深远的淡雅之美
“含蓄”可以说是概括以儒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美术、文学理念的关键词之一。表现在影片的审美领域，即是“其中深意，欲说又止”的叙事方式，以及传承自“物哀”情结的婉转淡雅气氛的营造。
宫崎骏动画电影常常在120分钟以上的时间里陈述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架构，并安排一段极其复杂的剧情，在人物关系与背景架构交代清楚后，影片便围绕一个核心情节展开，但高潮的铺陈舒缓，主题立意深远，导演有意无意不交代彻底的一些细节为观众留下了无尽的回味与想象空间。如《幽灵公主》中著名的结尾台词“一起，活下去”，又如《千与千寻》中带着些许怅然的千寻离开异世界的脚步，再如《天空之城》中载着生机缓缓升空的大树之城等等，没有“从此幸福快乐”的结论让人安下心来，这种欲说还休的叙事方式以及一些刻意的细节悬念交代，类似于绘画中的“留白”技法，于空白处留出想象的空间，迈入这处空白的观众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导演的世界，这与好莱坞动画电影的直白单调相比是一种别样的体验。
“物哀”则是由《源氏物语》在日本社会所开启的一种审美意识，淡淡的哀伤，婉转的情意自公元1世纪以来就随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散文家、物语作者流传了下来[3]，就连日本的国花樱花也是充满着繁茂枝头转瞬即逝的哀婉与悲伤，而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也是以小说《古都》、《雪国》中物哀、风雅、幽玄这一独特美感与日本文化的内在精神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说浸润在日本文化中的艺术家无不受到“物哀”情结的影响，宫崎骏的作品当然也不例外，即便具有充满异域文化的场景设计，影片的情节内容等仍是十足的东方味。如《天空之城》中孤独的机器人伴随着大树上的都市飞向太空，《幽灵公主》中为了各自生存注定要斗争下去的双方，《红猪》中宁愿变猪、常常留给吉娜期望与等待的波鲁克等等情节的安排，充满着无奈与感伤。而体现在人物关系上，导演则常常描绘一种少年少女间的朦胧倾慕或向往之情，人物细腻的表情、目光移动与面红向观众诉说着心中情愫，婉转淡雅，甚至根本不曾言说过的情感以无声胜有声的方式有力感染观众，以意蕴取胜。
三、结语
作为人类想象的产生物，动画电影这一类型与传统电影源起同步，目前不少优秀动画电影都能以深刻的思想与意蕴在艺术与市场上取得巨大成功，同时不少动画电影导演还能以独特的作者意识使动画这一形式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客观的立场与审美角度出发，在与传统电影平等的视角下对动画电影给予应有的关注与解析。有趣的是，随着全球电影广泛使用进而依赖CG技术，流行商业电影的画面开始有了追求“以假乱真”境界的倾向，也许押井守曾预言过的“所有电影都将成为动画”的时代真的并不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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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篇都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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