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人生阅历

　　陶渊明
　　田园诗人之祖
　　隐逸诗人之宗
　　提到“魏晋风度”，古代士人那高旷雅逸的丰采的确令人心驰神往。陶渊明是“隐逸诗人之宗”。他的身上，充盈着古代知识分子追求个性价值的信念，激荡着儒、道思想交融的厚重内涵。他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信条的最彻底的实践者，是文人高洁品行的万世楷模。认识陶渊明，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人，体悟其“清高”之三味。
　　隐居，又称退隐，是古代名人雅士们的一种追求“清高”的风尚。究其根由，大略可归为儒家“独善其身”和道家“返朴归真”的处世主张的巧妙融合。晋宋时期，隐逸之风甚盛。著名的院士如竹林七贤、东山谢安等，一直为后代文人所津津乐道。在众多隐士中，陶渊明独领风骚，他别具傲骨，志节高尚，被人称为“靖节先生”，博得后世普遍赞誉。朱熹曾这样评价说：“晋末人物，虽曰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陶渊明一生牢守“固穷之志”在思想上和文学艺术上都对后代产生了巨大影响，被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陶渊明(公元365—427)，字元亮，晚年改名“潜”，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兴宁三年，他出生在一个已经衰落了的封建官僚家庭。他的曾祖是东晋的开国元勋，曾做过大司马、领长沙郡公的陶侃。他的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但陶渊明8岁丧父，12岁丧母，家境很快败落。
　　青少年时期的陶渊明治学极为勤奋。他的外祖父孟嘉，官居“劝学从事”。在孟嘉的指导下，他博览群书，特别是深入钻研了儒家经典。在《饮酒》中，他曾回忆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通过诗句，我们不难想见他求学时的那种心无旁鹜、专心致志的情形。在儒家学说的陶冶下，他树立了积极治世的思想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在《杂诗》之五中所展示的“猛志存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豪迈境界，正是他年轻气盛，立志“大济苍生”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到了晚年，虽然他的退隐思想占了上风，但他依旧不能完全抛却这种政治理想。在《杂诗》之二中，他曾深沉地传达出内心的骚动与郁愤：“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可见即使是到了晚年，他对“志不获骋”还是耿耿于怀的。在他的代表作《归去来辞·序》中，他也没忘了说一句“深愧平生之志”，点明归隐的无奈和壮志不伸的遗憾。
　　造成陶渊明逐渐形成归隐思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时代政治的原因。陶渊明生逢乱世，他的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社会处于空前的大分裂、大动荡的黑暗时期。在这样的社会中，陶渊明的治世理想是难以实现的。晋宋时期，推行的是门阀世族制度，政治极端腐朽。门阀世族制度萌生于东汉末年，形成于魏晋，魏文帝曹丕为篡汉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为门阀制奠定了基础。中正官“计资定品”只重门第，不重乡议。司马家族建晋之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逐渐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官位世袭局面。土族与庶族有着明显的界限，不仅政治、经济地位不同，甚至不通婚，不同乘共坐。士族的权势之大、气焰之盛，这皇权也不能完全控制。晋武帝司马炎时，土族王恺、石崇斗富，石崇对司马炎资助给王恺的一支二尺多高的珊瑚树不屑一顾，随手打碎，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士族的奢侈和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士族官僚的把持下，庶族寒门的人士很难有做官、晋升的机会。当时的名士、犍为李密就曾发出了“朝中无人，不如归田”的慨叹。陶渊明祖上虽做过高官，但仍属庶族，又加之家境清寒，所以在官场上始终受到歧视。从他29岁到41岁这13年的游宦生涯中，他曾五次出仕，五次辞官。第一次，太元十七年(公元393年)，任江州祭酒；第二次，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在桓玄处当僚佐；第三次，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在刘裕手下任参军；第四次，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在建威将军刘敬宣部下任参军。同年秋天，他第五次出仕，任彭泽令。不久，他就脱袍归隐，再未出仕。这五次出仕，他在职的时间前后累加也不过四、五年，所任官职都是些参军、县令之类的小官，根本不可能实现他那“大济苍生”的远大抱负。但他又心存希冀，雄心不死，所以才这样仕而退、退而仕，反复不已。这时期陶渊明的思想在“用世”问题上发生的反复曲折的变化、直到最后政治理想的彻底破灭的思想状况，在他的咏怀诗中都有所表现。
　　其次，陶渊明所受的教育和他个人的性格，也是促成他退隐的重要因素。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以清正廉明而名扬四海的贤臣，陶渊明的祖父陶茂、父亲陶逸，也都是冲和温雅、淡泊名利的人。陶渊明多次写诗文赞美他们的清高品行：“功遂辞归，临宠不忒”，“行不苟且、言无夸矜……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这些都显示了他对祖先的高旷人格的由衷赞诩。家庭的熏陶，对他养成清高淡远的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就陶渊明个人的气质禀赋而言，他那狂狷不阿和缺乏耐心的性格，以及较为脆弱的心理素质，也是造成他在仕隐之间反复不已的原因之一。比如，在桓玄和刘裕当政之初，他都曾雄心顿起，于是便满怀期冀地出仕，但又都很快地失望而辞官，显示了他那书生式的冲动性格。而最后他在做了80天的彭泽令之后，因为不能忍辱纳垢，愤然辞官而归，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心理的脆弱。他那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话，缩编为“不为五斗米折腰”当做追求个人尊严的名言普遍采用，成为一种类似于“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傲人气节，这思想当然是可贵的。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他的原话，恐怕还会发现其中另有歧义，至少说明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完全是艺术家型的。这种性格决定了他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但却难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官员。陶渊明对自己的这种性格也有所认识。在许多诗中，他多次提到“无适俗之韵”，这个“韵”除了政治思想内涵外，当然也包括性格因素。在《与子俨等疏》中，他更明确地承认了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的性格。
　　此外，在晋宋时期，知识分子们由于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道家思想勃然兴起，引导文人们转向大自然中寻求生命的依托和真谛，形成了崭新的审美意趣，回归自然，与自然交融，成为高雅之士的时髦风尚。陶渊明也不可能不受到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
　　尽管陶渊明的退隐有些无奈的成份，但这无奈也是壮志难伸的无奈，单凭他放着现成的县令不做的举动，就已够惊世骇俗的了。诗人那份高雅的气节，已足以令人击节叹赏，浮白喝彩。
　　纵观陶渊明的一生，41岁以前主要在仕隐之间徘徊。仕是自愿，隐也是自愿；仕是不得已，隐也是不得已；仕得积极热烈，隐得恬淡自然。这种矛盾纠葛，既来自于社会的深刻矛盾，也来自于诗人本身儒道思想的冲撞。后半生以隐为主，思想倾向于道家的顺应自然的主张，成为隐逸诗人。但即使在这时期，我们也不能忽视他那“金刚怒目视”的—面。他的隐逸，是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与否定，体现着他追求人生价值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说，他以隐逸的手段来保全自身的品格，即所谓儒家“独善其身”、“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观念的具体表现，是他情操高洁的宣言。在退隐之后，他矢志不渝，与大自然取得了高度的和谐，并且他还亲自参加了劳动，真切地体验到了“重返自然”的乐趣，隐得真诚、坦白、彻底。这与某些文人们借隐居来标榜清高，沽名钓誉，借以抬高自己身价，把隐居当成飞黄腾达的“终南捷径”的行径迥然不同。而且，陶渊明的隐也不是逃避，他始终观照着现实社会，因而他的诗文既充盈着隐士的高逸，又不乏社会的意义和历史的沉重。这正是陶渊明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的理由，也是陶渊明伟大人格的价值所在。
　　从41岁时甩冠而去，陶渊明一直过着隐士生涯。即使是到了贫病交加的地步，他也能淡然处之，照样饮酒赋诗，自得其乐，其志不改。这期间，也有不少高官、友人劝他出仕，他丝毫不为所动。元嘉四年(公元427年)病逝，享年63岁。
　　陶渊明的诗文创作成就很高，获得了“田园诗人”、“山林诗人”、“隐逸诗人”等雅称。他一生写下大量文学作品，流传下来的有120多首诗和一些文赋，其中大部分作品是他在隐居之后创作完成的，他的创作风格在六朝单纯追求形式美而缺乏真实生动内容的文风之中卓然不群，以富于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手法，在对秀丽的田园风光的描绘中，反映他对现实的态度，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形成淡远清新、平实淳厚、意韵悠长的艺术风格。
　　一位幽居于田园之中，不问世事的隐士，竟然能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甚至成为后世士大夫的精神归宿，中国古今大概只有陶渊明一人。陶渊明是中国田园诗的始创者，他的诗不仅反映出田园生活的美好与自然，更流露出他徘徊于出仕与归隐之间的挣扎。他最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决心隐居田园，在后世士大夫心中留下了清高脱俗的典范。

陶渊明

东晋同时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最杰出的文学家是陶渊明。陶渊明（365—427） 字元亮，或云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有《陶渊明集》。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初名将，握强兵镇守长江中游，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声威煊赫一时。 死后追赠大司马。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亲亦曾出仕。陶氏为东晋元勋之后，地位虽不如南下名族高贵，也是浔阳的大族。只是陶渊明这一支，因他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便日渐败落。他从二十九岁时开始出仕，任江州祭酒，不久即归隐。后陆续做过镇军 参军、建威参军等地位不高的官职，过着时隐时仕的生活。
义熙元年（405）陶渊明 四十一岁，再次出为彭泽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脱离了官场。他在家乡有自己的田庄和僮仆，开始一段时期，生活也算安宁自得。有时他也亲自参加一些农业劳动，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人生哲学的实践。在这种劳作生活中，与农民有所接近。 后来由于农田不断受灾，房屋又被火烧，境况愈来愈恶化。但他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 朝廷曾征召他任著作郎，也被他拒绝了。 陶渊明之所以如此，并不是他对政治原就不感兴趣。出身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的陶渊明，本来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杂诗》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出他的胸怀。但同时，东晋士族文人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气，在他身上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归园田居》所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之类，就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方面。他是抱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走上人生道路的。开始时前一种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并。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全感。 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能不有所消减。另一方面，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所以最后 “爱丘山”的素愿就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在他任镇军参军时所作的《始作镇军参 军经曲阿》诗中就说道：“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归班生庐。”任建威参军时所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又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见早已是身在仕途，心在园田。从彭泽令解职时所作《归去来辞》，更把做 官说成“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实际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在诗歌、散文、辞赋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但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诗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田园诗。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
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 “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常常把儒家虚构的淳 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 如《劝农》诗说：“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时运》诗说： “黄唐莫逮，慨独在余。”《饮酒》诗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同样的思想， 又借助虚构，在《桃花源记》中加以形象的表现。在这种“自然”的社会中，人人自耕 自食，真诚相处，无竞逐无欺诈，甚至无君无臣。而历史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个堕落的 过程。由于人们的过度的物质欲望，引起无穷的竞争，产生了种种虚伪、矫饰、残忍的行为，使社会陷入黑暗。 然而上古之世，悠邈难求，世外桃源，也无处可寻。陶渊明只能把淳朴的乡村生活， 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比较现实然而十分有限的寄托。他的大量田园诗中，既有纪实的成 分，反映了他在家乡生活的情况，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并不完全是写实的，而是按照某 种理念要求对现实素材加以处理的结果。《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久享盛名，也有类似的特点：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抒发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中间写景 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 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 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作为自然的生活的一部分，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写到了农业劳动；在他归隐时期，自己也曾参加耕作。他的体力劳动在其经济生活中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大约是很有限，甚至，也许是可有可无。这种农业劳作的实际意义，在于它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具端。孰是都不营， 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 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 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 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渊明的田园诗所反映的社会理想，以及他对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 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 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 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 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 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 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 《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 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 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 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 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 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 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 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 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 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
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 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 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 来独特的效果。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 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 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 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 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 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 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陶诗中最集中的就是写田园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还有《移 居》、《和郭主簿》、《咏贫士》、《杂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
但是， 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 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 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 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 《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 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 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 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 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远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 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 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 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 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 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