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文章特点

巴金的散文，从一开始就显示了非常鲜明的个性。五四之后那一代作家的散文中，鲁迅先生的散文以其深刻透彻的思想，冷峻犀利的语言，达到中国新文学散文的高峰自不必说，而朱自清和冰心以温馨婉约的笔调清丽天然的风格各成大家。而巴金在几十年的散文创作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巴金散文的突出特点是：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动读者的心。巴金常常把自己燃烧在作品中，文章中始终激荡着作者真挚、强烈的感情。在解放前的文章中，大部分都是反封建的。他所要倾吐的就是对于封建专制的恨和对于被压迫者的爱。他那些回忆在封建官僚大家庭中所度过的青少年时代的散文，对于早逝的母亲，对于始终没有勇气与封建社会决裂的大哥，对于最早教育他懂得了正直与善良，具有原始的正义感的轿夫仆人，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于摧残人、残害人的封建礼教，他发出了强烈的诅咒和抗议，感情质朴而炽烈。当然，他的笔触没有为家庭与亲人的范围所局限，在他结束少年时代之前，他的目光就投向了社会。当他在更广泛范围内接触到封建统治者与入侵的异族的种种残酷暴行，目睹了人民百姓的种种悲惨遭遇，他就感到无法忍受的痛苦，他又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绝望。这些感情交织混和，奔泻而出，化为文章，成为声讨旧社会的檄文。巴金在后来的文章中多次将他的笔称为“一支写惯了黑暗的笔。”其实，他写的不仅是黑暗，还写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于黑暗的抗议控诉和一代知识分子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艰苦地寻找真理的思想历程。他在散文中所记述的心灵的艰难跋涉的历程，不仅对于他的同时代人发生过启示作用，而且点化了我们后几代知识分子。记录他思想大转折的《我的眼泪》一文，今天重读，仍以一种理想主义的力量激动人心，年青的巴金站在巴黎广场上的卢梭铜像面前，满怀景仰之情所接受的“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民主思想，和他从法国哲学家居伊那里所获得的“在众人的幸福中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的信条，不仅是他本人，而且成为好几代知识分子追求人类大同境界的始点。从此，巴金开始用他的笔，倾其全部感情及对封建思想，反对专制主义，呼吁和争取民主与人道主义。五四时代前后寻求国家民族出路的仁人志士，在探求各种各样救国救民药方的时候，不少人曾经接触过无政府主义的学说。而巴金就其思想体系而言，他属于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要求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民主主义者。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由衷地为新中国唱起赞歌。他写于五十年代的那些热情磅礴的散文，首先歌颂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化。尽管新诞生的共和国仍然贫穷，仍然落后，然而，它终于由“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一变而为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旧日的卑贱者从人身依附的奴仆地位中解放了出来。这是他多年向往、梦寐以求的理想。这使他兴奋不已。而最令他动情是那些为祖国、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无私地献出自己一切的人。在那篇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至今仍为人称颂不已的《我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中，他歌颂的就是在彭德怀身上所体现的那种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当然，更令他感动的是那些出身社会底层，来自穷乡僻壤的志愿军战士，为保卫新诞生的共和国而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事迹。他为之欢欣鼓舞。他写了李大海、孙渭良，在《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里，他写了一系列有名的与无名的志愿军英雄。这些散文以作者发自肺腑的感情力量打动了读者。
巴金散文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把心掏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他常说：“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9]解放前，巴金就写了《家》等长篇小说，也写了大量散文，表达了他对暴政的诅咒和对自由的向往。解放后，作者怀着对新生活的热情写下了对生活的颂歌。可是在反胡风运动、反右斗争和“文革”初期，作者也不能不违背良心，写一些应景文章或批判别人的文章，以保自己过关。然而，他却并没逃脱被打倒、被残酷迫害的命运。作者从惨痛的经验教训中看到了谎言、假话给民族和自己带来的灾难。经过这场炼狱之后，巴金思想臻于炉火纯青。他沉痛地说：“我当初的确认为‘歌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成绩可以振奋人心，却没有想到好听的话越讲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习惯，就上了瘾，不说空话，反而日子难过。”[3]于是他沉痛地忏悔自己的错误，写出了一篇篇说真话，说自己内心想说的话的文章。在这一系列散文中，他首先针对“假大空”的阴谋文艺，重申了自己的文学主张。经过十年的反复思考，他愈益坚定了“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这一主张，更加强调了作家对于社会应有的责任感。从《随想录》第一卷到第五卷，他多次讲到，他所以拿起笔，是以文学为武器，来与旧社会作斗争。他认为文学应该发挥散播火种的作用，作家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当然，他并未将文学的教育功能作简单理解，他再三讲到“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9]是的，一切文艺作品必须通过以情动人，潜移默化的方式达到作者预期的效果。他虽然在自己的写作中始终恪守为社会为人生的原则，但他并不以此做为文学的全部职能，也不以此种创作原则来约束他人。他鼓励作家不安于现状，不断创新。他认为，作家一旦停止探索就写不出有新意的作品。他赞成在文学上也应打破封闭状态、实行开放政策的主张，百花齐放，畅所欲言，敢于“说真话”。在《随想录》中，他多次支持在探索中受到非议的新起的作家。对于艺术技巧，他认为“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我认为，巴金在这里所说的“无技巧”，决不是轻视或否定艺术技巧的作用，他反对的是没有灵魂的游戏文字，反对“舞文弄墨”的技巧来装扮苍白贫血的内容。他认为技巧必须服务于内容，与所要表达的内容相统一，他所推崇的技巧是对于内容的最自然的表现。这种自然是作者具有真情实感，并经过沉思熟虑才能达到的。无论古今中外的哪位作家，不论他在技巧上如何精致，如果他所抒发的内容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漠不相关，是不会成为一位伟大作家的。巴金和那些伟大的作家一样，以他最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无技巧”状态，表现了他对事物的态度，对民族命运的关注，表现了他的人格与道义的力量。
巴金的散文有一大部分内容在于总结十年“文革”的历史。他的回顾与其它许多人不同，他首先从自我剖析开始。作者在《怀念胡风》一文中写道：“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达（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着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我，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在《随想录》序文中说：“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开始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他无保留地展示了自己在那十年经历，展示了自己在强大的压力下的种种表现，并向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为什么？”为什么“别人‘高举’我就‘紧跟’？为什么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为什么别人高喊打倒自己，自己也毫无抵抗地举手响应？为什么自己的妻子萧珊、老友老舍、傅雷一个又一个地被摧残致死，自己不但不能挺身而出、连抗议也不曾发出一声？……沿着这一连串“为什么”，他不留情地揭示出，原来在自己身上也残存着迷信权威、盲目服从。明哲保身等封建思想。作者在《二十年前》中沉痛地说：“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后来打倒自己…想想可笑，其实可耻。”他以最坦率的态度袒露了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并以《十字军英雄记》的两句话进行自谴：“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
作者怀着无比的真诚，沉痛地剖析自己，并进行严格的自我批判，坦露自己的灵魂，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自己的丑”，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有许多大体类似经历的人，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不但全无自我反省的精神，把责任全部推向客观，竭力美化自己，在这方面，我认为巴金前辈为我们树立了敢于解剖自己的榜样。当然，巴金的有些自责过于言重了。当年即使有个别的人挺身而出，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作者主要目的是以此激励人们说真话，阻止“文革”的再来。作者的真诚，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敬爱，也提高了散文的品格，丰富了散文的美学趣味。
巴金散文的总主题就是唤起群众，大反封建，这是巴金散文的第三个突出特点。巴金进行自我剖析时，不仅仅限于单纯的自谴自责。他是以这种形式引发更多的人们进行自我反省。但是他也并不是要求全民族共忏悔，因为他明白这些人不能承担这场历史悲剧的责任。他们是受害者，他在《随想录》中反反复复追究的是，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变成人民为牛马，为猪狗、为虫鱼，而将另一部分人变成豺狼虎豹。他既控诉了豺狼虎豹的种种禽兽行径，同时深入探究他们所以能够得逞的原因。他开始探讨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讲到，“在文革”初期我弄不懂“人怎么会变成了兽？对于自己怎样成为牛马，我有了一些体会。至于‘文革派’如何化为虎狼？我至今想不通。”他认为不弄清这一点就不能了解这场悲剧的来由。他穷究不已，终于豁然顿悟：“文革”初期我还以为整个社会在迎大步向前进，到了‘文革’后期我才发现我四周到处都有‘高老太爷’，……一连几年我称为‘牛鬼’，而一向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真正的‘牛鬼’却穿起漂亮的衣服在大街上闲逛。我指的是封建残余或者封建流毒。他找到了导致这场历史灾难的主要原因：封建主义至今未曾离去。只是那些封建“家长们”都经过了一番装扮，以革命的面目出现，因而蒙蔽了群众。于是他警告人们，“人们认为反封建早已过时，我也认为我们已经摔脱了旧时代。没有想到封建残余在发展、流毒还在扩大。”我不能不发问：五四时期的反封建传统到哪里去了？……总之，不管过时不过时，我还是要大反封建。因此，在他“文革”的创作中，不管刮什么风，下什么雨，不论什么人从哪个方面对他的文章进行挑剔，他都不予理会，从不改变自己的主张。有人反对旧事重提，要求大家向前看，他则坚决主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理想与信念只有建立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是坚实而不是虚幻的。他回信给向他讨教理想的孩子们说：“只要你们把个人的命运同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把人民和国家的位置放在个人之上，你们就永远不会‘迷途’。”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回信中告诫孩子们，那就是要保持头脑的清醒。从历史的整个发展来说，当然在《二十年后》与《“文革”博物馆》中，他就更为明确地提出，只有大家都不再喝“迷魂汤”，而不是只有少数人“清醒”，才能“避免空前大灾难”。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他认为有必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子孙万代牢记封建主义卷土重来给人们的危害。因此“向后看”正是避免出现曲折、保证历史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由此，他的散文已经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一个在新时期继续大反封建的勇士形象！
朴实自然的风格、行云流水般的文采，是巴金散文的第四个特点，巴金的散文，尤其是晚年的《随想录》，有着朴实自然的风格，作者不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而长年积蓄的爱憎悲欢、深切感受，不得不发！而一旦喷发，则随情而走，随物赋形，常行于当所行，常止于不得不止，自然亲切，无迹可寻，犹如真正是百炼钢化为了绕指柔。比如《紧箍咒》一文，如果一般作家来写，一定围绕“紧箍咒”进行起承转合，前辅后垫，层层深化，首尾照应等等。可是巴金却完全甩开这一套“常用技巧”，从林放读了他的《我的噩梦》也写了一篇杂文《“文革”还在揪人》，然后就自然地回忆起他与林放的交往，自然地点出“我看得清清楚楚，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了‘金箍儿’。他也一样。我所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从此我们就一直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念起紧箍咒来叫我们痛得打滚……作者进一步写出他“给压在个人崇拜的宝塔底下一直喘不过气来。”的紧张心情。直到“文革”以后，作者与林放又恢复了联系，与林放一样感觉到“文革还在揪人”。最后作者在号召人们警惕的同时，把“多年苦心修建的”“个人崇拜”的“宝塔”和“紧箍咒”一起掀掉了。作者极为深湛的思想，极为真实的感情，都十分自然地通过与林放的友情写出来，显得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毫无精心雕琢的痕迹；但却又是那样委婉曲折，匠心独运，真是“炉火纯青”！巴金以他的散文创作，为中国散文树立了一座高峰，一块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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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小说题材的重要特点在于:以家庭生活题材为主,具有强烈的自传性和题材的多样性.这一特点体现了他的创作个性:偏爱并擅长表现家庭生活题
材,缩影式地折射出时代的风貌.举报补充回答：
巴金小说的抒情特色借助于他的语言.作为语言大师,他的语言有自己的特色.他的语言朴素、明朗、欧化,亲切自然,本色而热情.而悲剧性的故事通过作者巴金
朴素、明朗、欧化的语言叙述出来,真挚强烈的感情表达出来,就形成了巴金小说创作的独特的美学特征

　　巴金的散文，从一开始就显示了非常鲜明的个性。五四之后那一代作家的散文中，鲁迅先生的散文以其深刻透彻的思想，冷峻犀利的语言，达到中国新文学散文的高峰自不必说，而朱自清和冰心以温馨婉约的笔调清丽天然的风格各成大家。而巴金在几十年的散文创作中，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巴金散文的突出特点是：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动读者的心。巴金常常把自己燃烧在作品中，文章中始终激荡着作者真挚、强烈的感情。在解放前的文章中，大部分都是反封建的。他所要倾吐的就是对于封建专制的恨和对于被压迫者的爱。他那些回忆在封建官僚大家庭中所度过的青少年时代的散文，对于早逝的母亲，对于始终没有勇气与封建社会决裂的大哥，对于最早教育他懂得了正直与善良，具有原始的正义感的轿夫仆人，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于摧残人、残害人的封建礼教，他发出了强烈的诅咒和抗议，感情质朴而炽烈。当然，他的笔触没有为家庭与亲人的范围所局限，在他结束少年时代之前，他的目光就投向了社会。当他在更广泛范围内接触到封建统治者与入侵的异族的种种残酷暴行，目睹了人民百姓的种种悲惨遭遇，他就感到无法忍受的痛苦，他又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绝望。这些感情交织混和，奔泻而出，化为文章，成为声讨旧社会的檄文。巴金在后来的文章中多次将他的笔称为“一支写惯了黑暗的笔。”其实，他写的不仅是黑暗，还写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于黑暗的抗议控诉和一代知识分子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艰苦地寻找真理的思想历程。他在散文中所记述的心灵的艰难跋涉的历程，不仅对于他的同时代人发生过启示作用，而且点化了我们后几代知识分子。记录他思想大转折的《我的眼泪》一文，今天重读，仍以一种理想主义的力量激动人心，年青的巴金站在巴黎广场上的卢梭铜像面前，满怀景仰之情所接受的“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民主思想，和他从法国哲学家居伊那里所获得的“在众人的幸福中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的信条，不仅是他本人，而且成为好几代知识分子追求人类大同境界的始点。从此，巴金开始用他的笔，倾其全部感情及对封建思想，反对专制主义，呼吁和争取民主与人道主义。五四时代前后寻求国家民族出路的仁人志士，在探求各种各样救国救民药方的时候，不少人曾经接触过无政府主义的学说。而巴金就其思想体系而言，他属于反对剥削、反对压迫、要求建立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民主主义者。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他由衷地为新中国唱起赞歌。他写于五十年代的那些热情磅礴的散文，首先歌颂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化。尽管新诞生的共和国仍然贫穷，仍然落后，然而，它终于由“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一变而为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旧日的卑贱者从人身依附的奴仆地位中解放了出来。这是他多年向往、梦寐以求的理想。这使他兴奋不已。而最令他动情是那些为祖国、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无私地献出自己一切的人。在那篇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至今仍为人称颂不已的《我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中，他歌颂的就是在彭德怀身上所体现的那种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当然，更令他感动的是那些出身社会底层，来自穷乡僻壤的志愿军战士，为保卫新诞生的共和国而献出自己年轻生命的事迹。他为之欢欣鼓舞。他写了李大海、孙渭良，在《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里，他写了一系列有名的与无名的志愿军英雄。这些散文以作者发自肺腑的感情力量打动了读者。
　　巴金散文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把心掏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他常说：“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9]解放前，巴金就写了《家》等长篇小说，也写了大量散文，表达了他对暴政的诅咒和对自由的向往。解放后，作者怀着对新生活的热情写下了对生活的颂歌。可是在反胡风运动、反右斗争和“文革”初期，作者也不能不违背良心，写一些应景文章或批判别人的文章，以保自己过关。然而，他却并没逃脱被打倒、被残酷迫害的命运。作者从惨痛的经验教训中看到了谎言、假话给民族和自己带来的灾难。经过这场炼狱之后，巴金思想臻于炉火纯青。他沉痛地说：“我当初的确认为‘歌德’，可以鼓舞人们前进，多讲成绩可以振奋人心，却没有想到好听的话越讲越多，一旦过了头，就不可收拾；一旦成了习惯，就上了瘾，不说空话，反而日子难过。”[3]于是他沉痛地忏悔自己的错误，写出了一篇篇说真话，说自己内心想说的话的文章。在这一系列散文中，他首先针对“假大空”的阴谋文艺，重申了自己的文学主张。经过十年的反复思考，他愈益坚定了“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这一主张，更加强调了作家对于社会应有的责任感。从《随想录》第一卷到第五卷，他多次讲到，他所以拿起笔，是以文学为武器，来与旧社会作斗争。他认为文学应该发挥散播火种的作用，作家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当然，他并未将文学的教育功能作简单理解，他再三讲到“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9]是的，一切文艺作品必须通过以情动人，潜移默化的方式达到作者预期的效果。他虽然在自己的写作中始终恪守为社会为人生的原则，但他并不以此做为文学的全部职能，也不以此种创作原则来约束他人。他鼓励作家不安于现状，不断创新。他认为，作家一旦停止探索就写不出有新意的作品。他赞成在文学上也应打破封闭状态、实行开放政策的主张，百花齐放，畅所欲言，敢于“说真话”。在《随想录》中，他多次支持在探索中受到非议的新起的作家。对于艺术技巧，他认为“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我认为，巴金在这里所说的“无技巧”，决不是轻视或否定艺术技巧的作用，他反对的是没有灵魂的游戏文字，反对“舞文弄墨”的技巧来装扮苍白贫血的内容。他认为技巧必须服务于内容，与所要表达的内容相统一，他所推崇的技巧是对于内容的最自然的表现。这种自然是作者具有真情实感，并经过沉思熟虑才能达到的。无论古今中外的哪位作家，不论他在技巧上如何精致，如果他所抒发的内容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漠不相关，是不会成为一位伟大作家的。巴金和那些伟大的作家一样，以他最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无技巧”状态，表现了他对事物的态度，对民族命运的关注，表现了他的人格与道义的力量。
　　巴金的散文有一大部分内容在于总结十年“文革”的历史。他的回顾与其它许多人不同，他首先从自我剖析开始。作者在《怀念胡风》一文中写道：“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达（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着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我，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在《随想录》序文中说：“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开始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他无保留地展示了自己在那十年经历，展示了自己在强大的压力下的种种表现，并向自己提出了一系列的“为什么？”为什么“别人‘高举’我就‘紧跟’？为什么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为什么别人高喊打倒自己，自己也毫无抵抗地举手响应？为什么自己的妻子萧珊、老友老舍、傅雷一个又一个地被摧残致死，自己不但不能挺身而出、连抗议也不曾发出一声？……沿着这一连串“为什么”，他不留情地揭示出，原来在自己身上也残存着迷信权威、盲目服从。明哲保身等封建思想。作者在《二十年前》中沉痛地说：“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后来打倒自己…想想可笑，其实可耻。”他以最坦率的态度袒露了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并以《十字军英雄记》的两句话进行自谴：“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
　　作者怀着无比的真诚，沉痛地剖析自己，并进行严格的自我批判，坦露自己的灵魂，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自己的丑”，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有许多大体类似经历的人，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不但全无自我反省的精神，把责任全部推向客观，竭力美化自己，在这方面，我认为巴金前辈为我们树立了敢于解剖自己的榜样。当然，巴金的有些自责过于言重了。当年即使有个别的人挺身而出，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作者主要目的是以此激励人们说真话，阻止“文革”的再来。作者的真诚，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敬爱，也提高了散文的品格，丰富了散文的美学趣味。
　　巴金散文的总主题就是唤起群众，大反封建，这是巴金散文的第三个突出特点。巴金进行自我剖析时，不仅仅限于单纯的自谴自责。他是以这种形式引发更多的人们进行自我反省。但是他也并不是要求全民族共忏悔，因为他明白这些人不能承担这场历史悲剧的责任。他们是受害者，他在《随想录》中反反复复追究的是，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变成人民为牛马，为猪狗、为虫鱼，而将另一部分人变成豺狼虎豹。他既控诉了豺狼虎豹的种种禽兽行径，同时深入探究他们所以能够得逞的原因。他开始探讨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讲到，“在文革”初期我弄不懂“人怎么会变成了兽？对于自己怎样成为牛马，我有了一些体会。至于‘文革派’如何化为虎狼？我至今想不通。”他认为不弄清这一点就不能了解这场悲剧的来由。他穷究不已，终于豁然顿悟：“文革”初期我还以为整个社会在迎大步向前进，到了‘文革’后期我才发现我四周到处都有‘高老太爷’，……一连几年我称为‘牛鬼’，而一向躲在阴暗角落里的真正的‘牛鬼’却穿起漂亮的衣服在大街上闲逛。我指的是封建残余或者封建流毒。他找到了导致这场历史灾难的主要原因：封建主义至今未曾离去。只是那些封建“家长们”都经过了一番装扮，以革命的面目出现，因而蒙蔽了群众。于是他警告人们，“人们认为反封建早已过时，我也认为我们已经摔脱了旧时代。没有想到封建残余在发展、流毒还在扩大。”我不能不发问：五四时期的反封建传统到哪里去了？……总之，不管过时不过时，我还是要大反封建。因此，在他“文革”的创作中，不管刮什么风，下什么雨，不论什么人从哪个方面对他的文章进行挑剔，他都不予理会，从不改变自己的主张。有人反对旧事重提，要求大家向前看，他则坚决主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理想与信念只有建立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是坚实而不是虚幻的。他回信给向他讨教理想的孩子们说：“只要你们把个人的命运同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把人民和国家的位置放在个人之上，你们就永远不会‘迷途’。”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在回信中告诫孩子们，那就是要保持头脑的清醒。从历史的整个发展来说，当然在《二十年后》与《“文革”博物馆》中，他就更为明确地提出，只有大家都不再喝“迷魂汤”，而不是只有少数人“清醒”，才能“避免空前大灾难”。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他认为有必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子孙万代牢记封建主义卷土重来给人们的危害。因此“向后看”正是避免出现曲折、保证历史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由此，他的散文已经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一个在新时期继续大反封建的勇士形象！
　　朴实自然的风格、行云流水般的文采，是巴金散文的第四个特点，巴金的散文，尤其是晚年的《随想录》，有着朴实自然的风格，作者不是为写文章而写文章，而长年积蓄的爱憎悲欢、深切感受，不得不发！而一旦喷发，则随情而走，随物赋形，常行于当所行，常止于不得不止，自然亲切，无迹可寻，犹如真正是百炼钢化为了绕指柔。比如《紧箍咒》一文，如果一般作家来写，一定围绕“紧箍咒”进行起承转合，前辅后垫，层层深化，首尾照应等等。可是巴金却完全甩开这一套“常用技巧”，从林放读了他的《我的噩梦》也写了一篇杂文《“文革”还在揪人》，然后就自然地回忆起他与林放的交往，自然地点出“我看得清清楚楚，一九五七年下半年起我就给戴上了‘金箍儿’。他也一样。我所认识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这样。”从此我们就一直战战兢兢地过着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念起紧箍咒来叫我们痛得打滚……作者进一步写出他“给压在个人崇拜的宝塔底下一直喘不过气来。”的紧张心情。直到“文革”以后，作者与林放又恢复了联系，与林放一样感觉到“文革还在揪人”。最后作者在号召人们警惕的同时，把“多年苦心修建的”“个人崇拜”的“宝塔”和“紧箍咒”一起掀掉了。作者极为深湛的思想，极为真实的感情，都十分自然地通过与林放的友情写出来，显得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毫无精心雕琢的痕迹；但却又是那样委婉曲折，匠心独运，真是“炉火纯青”！巴金以他的散文创作，为中国散文树立了一座高峰，一块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