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师生勉励的文章词句啥都行。

世界文化、科技与教育是在相互交流、彼此借鉴中共同提高和协同发展的。正如18世纪以前中国文化通过以利马窦为代表的西方人士的传播，对欧洲的建筑、园林、手工业技术和考试制度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一样，20世纪以后，我国教育界亦与其他领域类似，西风东渐日浓，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通过留美学者胡适和陶行知输入到了中国，欧洲洪堡的科学教育、学术自由和学校自我管理之风气则借助一批旅欧学者的鼓呼在大陆生根发枝。在评价欧洲现代高等教育理念传入我国的途径和中介时，蔡元培被国内绝大多数学者推举为典型代表。而同期与之并驾齐驱、享有“北蔡南马”称誉的另一位著名学者——马君武则由于种种原因被忽视了，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近代教育界，尤其是高等教育界的一件憾事。

马君武(1881-1940，广西桂林人)，青少年时期就读于广西体用学堂，接受反割台杰出人士唐景崧让他攻读数学、英语的意见，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教育，意识到“非精研西学，不足以致中国于富强”的道理。在他21岁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时，就开始翻译《法兰西革命史》、《代数学》。1903年他进入日本西京帝国大学学习应用化学，在此期间翻译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并代理《新民丛报》主编。1907年又转往德国，至1911年回国，在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冶金专业；1913年冬他再次前往德国，进入柏林农业大学攻读农业科学，后成为我国留德学生中获工学博士第一人。

马君武首先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深渊的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知识分子痛感民族面临的严重危机，提倡变法维新，主张君主立宪，并不懈进行宣传。16岁的马君武有机会聆听康有为的演讲，眼界大开，后积极致力于各种维新运动。改良派维新活动屡遭失败后，他开始逐渐认识到自上而下的改革及非暴力革命手段不能拯救中国，在求学过程中广泛地接触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和革命派人士，使他最终和康梁分道而追随孙中山踏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1905年，马君武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的筹备工作，成为该会章程的起草人之一。武昌起义后，他作为广西代表出席了临时政府会议，并参与起草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3年参加了“二次革命”，后又参加“护法运动”，官至孙中山临时政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

经历了十年宦海沉浮和饱尝了各种艰辛之后，马君武毅然决定“再也不从事政治生活了”。1924年以后，他全心全意专注教育，把毕生精力“投身于祖国教育事业，强调利学建国，培养体脑并重的新—代，以期实现其科技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从此直到1940年去世，马君武将自己的民主思想、科技知识、行政管理经验都融会到所致力的教育事业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作为教育家的马君武与蔡元培并肩，一南一北活跃在改造封建中国的教育体制，极力推广欧洲教育、尤其是欧洲现代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的实践中。

1924年，马君武受聘担任上海大夏大学首任校长，以自己的博学带动学校形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吸引了大批如作家郭沫若、戏剧家田汉等著名学者前来任教；1925年，马君武应北京工业大学师生的五次请求出任该校校长。他多方设法聘请专家学者担任教授，还积极筹集资金，充实机械、电机、纺织和化工四个系的实验室和实验工厂，使理论学习和科学实验能比较紧密地结合起来；1930年，应蔡元培之邀，马君武出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之职。莅任之后，整顿财务，革除积弊；贷款扩建学校，增加图书设备；另加聘教授，调整院系，使在校学生规模增至一千多人。

马君武担任的诸多大学校长之职，以在广西大学时间最长，建树最多，最能显示他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1927年，广西省主席黄绍闳提议创办广西大学，任命马君武为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并任校务主任。经过精心策划，广西大学选址在梧州三角嘴的蝴蝶山：“取其交通便利，本省学生皆可顺流而下，外籍的教授亦可朔江而直达”。1928年初，广西大学开始基建施工，历时半年。同年9月13日，广西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马君武被聘为第一任校长。广西大学首批招收农学院、理工学院及矿冶专科学生280人，为广西培养了第一批高层次人才。1929年，由于战乱，校务停顿。1931年，粤桂战争结束后，马君武应邀回广西大学重任校长之职。1936年，马君武被桂系军阀排挤而离职广西大学。1939年，省立广西大学经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改为国立广西大学，马君武不计前嫌，第三次出任校长直至1940年8月积劳成疾病故

2 广西大学与马君武

马君武创造地学习借鉴欧洲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结合中国文化教育传统背景，主动适应办学地的经济现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办学风格，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倡导“公德”教育，崇尚体脑并重

马君武认为大学在培养公民的道德方面具有责无旁贷之任：“欲培养一国人民之公德，舍教育外无第二法也。教育者，改铸社会之机器也”；并把培养学生的“公德”放在首位，主张学生不仅要做好学问，更要先做好人。1932年马在广西大学纪念周演讲上，引用德国柏林大学校长菲希德的话“欲医治国家的疾病，只有施行新教育。施行新教育，目的在培养国民纯洁的意志，以造成坚贞、强固、刚正的品格，形成社会的新秩序”。从马办学的历程中可以看出，修正现有道德、确立崭新公德、塑造公德人才是其德育培养过程中的主要思路。关于现有的道德标准，他认为，中国传统道德最缺的是“公德”，即为国家为社会着想的道德意识。因此在办学中，通过各种形式强调培养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这种“公德”，在1931年的广西大学开学典礼上，他勉励师生“要努力把西大弄成国内有名望的大学，以对得起广西全省的父老”；在其为广西大学亲自撰写的校歌里，“保卫中华，发达广西，是我们立校本意。为国牺牲，为民工作，是我们求学目的。……对内团结，对外抵抗，为祖国奋斗到底”，充分体现了他塑造公德人才的内容与目的。

由于马先后在日本和德国留学，而这两个国家17世纪以来受重商重工主义影响，都是对生产劳动者十分尊重的国度，对此马有着深刻体会并多次阐明，孔子教育学说的最大弊害就是轻视劳动，生产劳动教育应该得到加强。他主张体脑并重，促使两者相辅相成，为兑现他的办学主张，除在教学内容中设置劳动课外，他还在校内发起“锄头运动”，要求学生要热爱劳动，养成刻苦耐劳的精神。

提倡科学教育，强化技术应用

马君武在日本、德国留学期间，亲眼目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较中国先进，究其原因。他认为“西方以科学强国强种，吾国以无科学亡国亡种”，“科学智识是二十世纪的灵魂” “图强之真原因，为智识进步，科学文明”。因此，马君武集“德先生”和“赛先生”于一身，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科学教育，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他勉励学生要“求得科学的知识和为生活而工作的技能，以从事生产”；“要生产就要具备科学的知识和懂得更新的生产力方法。他还要求学生“随时随地都有我们钻研的好机会，不仅在开学期间，即使在假期，也要充分利用时光，努力学习”。

同样，马君武也大力提倡在当时的中国加强应用技术教育。他主张，办教育的宗旨是“立足于复兴民族之基础，以实用教育为方针”，培养学生具有实用的科学知识和基本技能。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改造国民，培养现代性的国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分析认为，发展科学尤其是发展理工科最为迫切。

他本人在广西大学第一届新生开学典礼上阐明：“广西是经济贫困、文化教育落后的省份，首先办实用科学，所以设立理、工、农三个学院，今年先招收理学院的学生，明年起招收工科和农科的学生，以培养广西建设的必需人才”。马君武自兼工学院院长，亲自授课。

在科学与应用技术教育关系的处理上，马君武主张两者有机结合：“学校要养成科学的智识，工作的技能和战斗的本领。……现在已不是纯粹于原理的研究，更注重于实践。读死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后的我们要能工作，为生活而工作，用新的方法改良我们的生产”。因此，他非常重视学生理论联系实践和管理能力的培养，他在大夏大学任校长期间，就给学生讲授经济管理方面的课程；在西大期间，他常组织学生到工厂实习，不仅学习工艺操作，还学习车间管理、工厂技术管理、企业管理。

为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君武十分重视图书馆和实验室的建设。他认为“没有充足的图书资料和完善的仪器设备，就办不好理工科大学”。在广西大学筹建之初，他就开始为图书馆的建设亲自选址，划拨专款，派人四处采购图书，其中购得康有为藏书2万余册。1928年，他赴德为广西大学采购实验仪器；1934年去欧洲考察时，花费巨资购回一批德国生产的化学仪器。当时的西大，理工农科的仪器不仅先进，而且十分齐全，他还建立规章制度，配备专职的图书和实验人员；1935年，马君武建立了植物研究所，它成为大规模采集和系统开发广西植物研究的开端；后又在柳州建立了广西农业试验场。这两大机构的建立，为科学研究、培养人才创造了良好环境与条件。

3 广西大学与马君武

革新传统办学模式，推行现代大学洪堡原则

作为马君武留学地的德国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发祥地。十九世纪初期威廉·冯·洪堡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科学研究也是高等学校主要任务的观点，倡导在大学中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洪堡通过自己创办的柏林大学极力实践他的学说，在随后不长的时间内柏林大学迅速成为了欧洲教学水平和科学研究成果两方面都遥遥领先的学校，成为世界各地包括巴黎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东京大学等高校学习的楷模，她以拥有2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被公认为现代大学的最杰出代表。马君武先后两次到德国学习，时间长达六年之久，并且留学点就是洪堡原则的提出地——柏林，同时他本人先后留学的两所学校柏林工业大学和柏林农业大学也是推行洪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原则的先锋，这些客观因素使得马君武比别人更有条件接触学习、深刻领会洪堡原则的精髓。从后来马君武在广西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任校长期间制定的办学方针来看，马君武确实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一样，在中国充当了推行洪堡思想的旗手。在创办广西大学时，马君武首先设立了理、工、农三个学院。对这些学院的运行，他一方面强调：老师要好好教，学生要好好学，认真做好教学工作；同时要求教师要进行科学研究，通过科研充实教学内容。他身体力行，为学生、教师参与科学研究创造条件和提供机会，经常带领学生、教师到工厂(包括他领导的两广硫酸厂)进行研究实习；组织生物系、林学系、农学系师生到十万大山、花坪林区等地收集植物标本，研究森林群落。为了给师生创造科研场所，他在担任校长的广西大学和北京工业大学都设立了实验工厂，以利于课堂理论知识通过科学实验得以检验和更新。在他的倡导下，广西大学的办学任务自始至终遵循教学科研两条主线，两条主线的并驾齐驱，不但使得广西大学的教学工作如活源之水，与时更新，同时科研成果的实用也为广西地方经济与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正如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传统办学模式的改革在北方大学中声名鹤起一样，马君武推行洪堡原则主持的广西大学在中国南方则享有极高知名度。在其后的几十年中，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洪堡原则在中国的其他大学逐渐被接受采纳，推广实行。当我们今天回顾总结这段历史，如果只把蔡元培认作中国西风东渐的旗手，而忽视马君武的历史贡献，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兼容并包用人，现代理念治校

马君武始终认为，教师是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主体，是办学的根本。因此，他重视教师的选聘，不拘一格地礼聘学术观点虽有不同，但学有专长的学者、教授到校主持院系工作，讲授主要课程，同时实行严格筛选考核和奖优惩劣的制度。他本人亲身经历了西方学术自由之风的熏陶，体会到了兼容并包对学术和学校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办学中，便极力推进广纳贤才，容汇多家学说的用人策略。他在中国公学时，宁冒被撤职的危险也不肯辞退学术精湛、思想进步的教授，当时一大批国内外出名的学者，如何炳松、朱经农、刘湛恩、郭沫若、田汉等曾在该校授课；在广西大学任校长时，他更是多方网罗人才，为其所用， 1935年广西大学成立植物研究所，为聘请时任国际植物学会副主席的中山大学著名教授陈焕镛任所长，马君武曾“五顾茅庐”并特地为他建了一所别墅。除陈焕镛外，竺可桢、陈望道、千里驹、李四光、费孝通、薛暮桥、王力、李达等都曾是该校的教授或兼职教授。广西大学在马君武任校长期间达到发展顶峰；其良好学术空气和名师云集的师资队伍水平都在全国大学中享有较高声誉。

马君武认为，大学教师不应仅局限于阅读译本来获取西方的知识，必须有更多的青年到国外接受教育，把西方的科学知识直接接受过来。他借鉴自己早年留学的经历体会，在缺乏留学专项基金的情况下，首创了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保留原薪、贷款留洋的措施：留学人员先向学校预借费用，回国任教后再逐步归还，归还积累款项再资助后人留学之用。通过这种理念超前的留学基金的运作，马君武扶持了一批中青年教师出国深造，这些教师归国后都成为了广西大学教学和科研的骨干，这对广西大学的发展从师资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马君武借鉴利用欧洲现代教育管理理念，运用经济学理论经营大学的例子还很多，如1930年任中国公学校长时，为建校并扩大在校生规模，主动向上海聚兴银行贷款6万元，很快使在校学生达到1000多人；为了资助出身贫苦而又刻苦读书的学生，马君武通过各种途经募集资金，在广西大学设立苦学基金，专门资助贫苦学生学习；另外在大学中设立工读生，对他们采用弹性学制，规定工读生半工半读，以工助学。很多广西大学学生都是得益于这两项当时中国其他大学没有的政策而完成学业的。

马君武毕其一生追求和实践“教育救国”的理想和目标，从事高等教育事业数十年，为传播欧洲进步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尤其是欧洲现代高等教育办学理念耕行不辍，与蔡元培一道为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时至今日，其具有前瞻性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仍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以及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是真人的,可以吗?

藤 野 先 生

鲁 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象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希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著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泄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