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是多层次的。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锺书的本意。“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就是点题之笔。钱锺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锺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但钱锺书并不是要简单地演绎这个比喻，他还要下一转语，不时地消除“围城”的象征。钱锺书的夫人杨绛曾经说，如果让方鸿渐与理想中的爱人唐晓芙结婚，然后两人再积爱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围城”的字面原义；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批评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误读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围城却始终不得其门；苏文纨曾经以为已经进入了方鸿渐的围城，其实进入却等于是在外面，而当她与曹元朗结婚并过上真正的市侩生活时——那种生活在钱锺书看来是绝对应该逃离的，她却安之若素；她曾经似乎已经进入了文化的围城，但她只有在成为发国难财的官倒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你用枪逼着她也不愿意出来的。方鸿渐并不想进入孙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涂地就进去了；结婚后，他也有想冲出来的冲动，但他是个被动的人，不敢行动，也不会行动。从表面上看，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经历与“围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实际上，方鸿渐之无法在三闾大学如鱼得水，是因为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分子操守，或者说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高松年、李梅亭、汪处厚，这些人在那里舍得出来么？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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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度洋上驶来的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在上海靠了岸。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围城”。
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并；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苏文纨的倾心相与和方鸿渐的另有所欢，使他们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戏。暴露了苏文纨官宦小姐矜持自负、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对镜花水月的尴尬相，也暴露了方鸿渐纨袴子弟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围绕着他们，作者还写了十里洋场社交生活的各种人物，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买办、喜欢人们唤他jimmy的张吉民，外表时髦、骨子里守旧的董斜川，“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学家褚慎民，满肚子不老实、自我标榜是“新古典主义”的诗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鸿渐当做情敌、枉费了心思的赵辛楣，甚至还有生得漂亮、头脑乖巧的唐晓芙等等，他们都在作者笔下显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们宴饮会客、谈诗论文以及各种应酬交际是那样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以及庸俗不堪，这种生活不会培植健康的爱情，更不会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冲破的“围城”。
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作者在这一单元里，还为下一单元的闹剧准备了新角色：未来三闾大学的训导长李梅亭，副教授顾尔谦和青年助教孙柔嘉。他们和方、赵结伴由沪启航南下，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社会”。发生在这个“小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困扰和嬉戏调侃，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主义画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我们这里所选的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一些学者文士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骗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滑、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样虽然混迹学府、却只在情场上显露头角、推波助澜的名门女士。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做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自然，他们之中也还有没耗尽两肩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些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这些人物，或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像赵辛楣，终竟有一技之长；或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最后，方、孙的矛盾终因后者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面临再次失业时激化了。方鸿渐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解体，他再次冲出一个“围城”，又来到一个“围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这肯定也是一条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说在一阵老式自鸣钟的“当、当……”声中结束。像过去一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它没有提供什么关于社会和人生出路的明确结论，但他描写的生活本身，“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节选自郭志刚《谈钱钟书的〈围城〉》， 《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围城》一书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有知识分子,有名嫒淑女,亦有商贾政客。作者对这些人,有的浓墨重刻,有的轻描淡写,但无论采取何种手法,都生动绘出了他们各异的特征:或卑微、或鄙俗,或勾心斗角,或虚与委蛇。
小说中的一号人物当然是方鸿渐,这个曾留过洋一一或许说游过洋更为恰当些——并客串过一番克莱登大学博士生的尴尬知识分子。他的经历其实仅用一句话即可概括,“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一失足”即指买假文凭事件。或许,方鸿渐当时只是嘲讽世人〈如周经理之类〉而故意为之,但发展到后来,诚如赵辛楣所说:“谎是撤不得的……你那一回事是开的玩笑,可是开玩笑开出来多少麻烦。”确实,有了这回事,他以后在事业上不顺,在爱情上也遭鄙视。方鸿渐仿佛天生不是个会成大事业的人,他总是处于中间状态,坏也坏得不够彻底,却又不是纯然意义上的好人。苏文纨有一句评方鸿渐的话极为中肯:“你在大地方已经玩世不恭,倒向小节上认真,矛盾得太可笑了。”他对人情世故全然不通:对李梅亭,顾尔谦的厌恶摆在脸上;对高校长的不满不加掩饰;对韩学愈的学籍出言试探;对汪处厚曲意逢迎却没能恰到好处;对刘东方的一着险棋算是胜了,一场作媒风波也闹得鸡飞蛋打。可见,方鸿渐学不会如何在别人倾轧自己的情况下保持镇定,他学不来韩学愈的厚颜无耻,因此只能当副教授;他也学不来顾尔谦那副“狗望着主人”的姿态,因此更讨李梅亭的嫌。总之,方鸿渐就是那种无恶意的好人一一不令人十分讨厌却一无用处。
赵辛楣在小说中算是颇为可爱的角色。他活得挺潇洒,“进可以做官,退可以办报”,再不济还能教书,而且是个系主任。他留洋学的是政治,颇有政治家的见地和风度。他为人热情大方,对朋友真心帮助。缺点在于有时候故意拿腔作调,摆弄政治家派头。比如他说:“办报是开发民智,教书也是开发民智……论影响的范围,是办报来的广;不过,论影响的程度是教育来得深。”但是这番话却被方鸿渐以“大话哄人”和“小政客办教育”讥讽得体无完肤。此外,辛楣可说是无可挑剔的人物。 看完《围城》,想象苏文纨这个人物,我总莫名地想起《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这两个女人都属于很有心机的那一类。可苏文纨的心机只让人厌惑,而白流苏的心机倒颇能惹人同情,这大概就在于一个“度”的问题。后者押宝于一个男人身上,而苏文纨却试图激起三个男人的互相嫉妒之心,还怕他们太早分出胜负,“自己身边就不热闹了”。苏文纨选丈夫,不是选所谓“乘龙快婿”,而是选一个易于控制的,比较没用的男人。因此,她不会选赵辛楣。赵辛楣拥有家世,有地位，事业如意,无需苏文纨的施舍,这就减轻了苏文纨的优越感。方鸿渐是个小乡绅的儿子,虽也有“博士”之名,但苏文纨深知其中底细,自忖他端不起这架子。而且,方鸿渐还是她大学时代中国文学系的同学,这也合乎她“女诗人”的浪漫想法一一至少方鸿渐是个知音。她岂知方鸿渐对那首“锁与钥匙”的诗根本不解。当她知道她堂堂女留学生输在一个黄毛丫头手上时,官小姐的自尊迫使她为曾经的自作多情挽回面子。这样,方鸿渐的“失足”就变成他和唐小姐情变的主因。
苏文纨下嫁曹元朗,从男人角度看,自然是“女人傻起来真是没有底的”。其实却不然。首先,苏文纨早已列人大龄女青年行列;其次,对方鸿渐的失败使她急需重建自信;再次,曹元朗总算会写两句“孕妇肚子颤巍巍贴在天上”的歪诗,勉强符合“女诗人”的要求。一言以蔽之,苏文纨是个工于心计,虚伪做作的新派大家闺秀。
孙柔嘉是小说中另一个较有心计的角色。她唯一的缺点在于把婚姻当作事业来经营,但这也无可厚非。她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不被重视的结果让她懂得自己去争取喜爱的事物。对一个她还算倾心的男人,女人耍点小心机不足为怪，实际上,有心机的女孩多半是聪明的女孩。方鸿渐相当需要一个象孙柔嘉这样外柔内刚，颇有主见的内助来克服他自身遇事彷徨患得患失的毛病。可是，他们的婚姻掺入了太多旁人的因素:与方鸿渐相连的是一个没落的乡绅家庭一一号称开明却并不理解儿子的父亲和唯唯诺诺的母亲及虎视眈眈妒忌心重的弟弟弟媳,这样的家庭当然让孙柔嘉受不了;与孙柔嘉相连的则是洋味十足的姑母家,姑母把自己的先生管得服服贴贴还不够,要怂恿孙柔嘉管制方鸿渐。姑母的居高临下同样令方鸿渐无法消受,于是矛盾就产生了。结婚实在不只是两个人的事,结婚前一番考察就涉及祖宗三代,《围城》中也曾有过类似描写：“许多人谈婚姻,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不是看中女孩子本人,是羡慕他的老子或哥哥。”结婚后更不必说,三姑六婆的搬嘴,“内阁高参”的指导,无不有机会闹一场夫妻吵架。总之,孙柔嘉虽有心计,还不失可爱,她是万千平凡女子中的一员。
内容简介: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
方鸿渐海外"游学"数年，回国前花了几十块美金到一个爱尔兰人处弄得一纸假文凭骗过父亲与"岳父"。真才实学的苏文纨喜欢他，而他喜欢美丽纯真的唐晓芙，最后由于他与这对表姐妹之间的种种误会，暂且离开了上海，稀里糊涂地与同在三闾大学教书的孙柔嘉结了婚。婚后，方鸿渐对一直喜欢苏文纨的挚友赵辛楣说："若是你真娶了苏小姐，会觉得也不过尔尔。"这也算是他在婚姻城堡中的感悟吧。
“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那时候它是否吃得到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
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世井百态图。钱钟书先生将自己的语言天才并入极其渊博的知识，再添加上一些讽刺主义的幽默调料，以一书而定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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