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2025-02-09 03: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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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史官文化存在于三代，昌盛于西周；平王东迁以后，渐趋衰落。我国最早书籍，以史官文化作为产生的土壤；又随着史官文化在西周繁荣而走向繁荣。由史官文化产生的官书制度，铸就了先秦书籍的全部特征，与汉以后书籍迥然不同的特征。可以说，没有史官文化，就没有最早书籍；不了解史官文化，就不能完全了解先秦书籍。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周大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故姓董氏。据说今翼城县东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董狐秉笔直书的事迹，实开我国史学直笔传统的先河。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干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策，又充秘书，即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具体职责，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实际就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据以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为违合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抒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因此，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已为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笔的含义逐渐摆脱了以礼义违合为内容的书法局限，从司马迁开始，赋予了它“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具备了唯物史观的实质。这一传统为后代进步史学家弘扬发展，编著出许多堪称信史的著作，是我国史著中的精华。其开启之功，实源于晋太史董狐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的直书精神。
　　

回答2：

史官的设置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夏商周
　　在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机构中，已设置了史官。《吕氏春秋·先识篇》记载：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说文解字》：“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即史的初义是指古代记事之官吏，即史官。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周礼·春官》记载周王室设有五史。（一）大史职位很高。新王登基，大史参加策命典礼。王为国家大事有时还会访问大史。如《国语
　　·晋语》载胥臣曰：“文王访于辛、尹（辛甲、尹佚，二人皆周大史）。”有时大史还命令百官规诫王的缺点，如《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曰：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箴王缺。”此外，大史还掌记录时事，保管文书等。
　　（二）小史秩卑，金毓黻说：在古代史籍中一般称之为“史”。《周礼》云：“凡国事用礼法时，佐大史，掌其小事。”
　　（三）内史其秩最尊。《周礼》说内史掌策命诸侯及孤卿大夫，掌书王命。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有时，内史还奉王命出使诸侯国，《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周内史叔兴骋于宋。”
　　（四）外史秩卑，《周礼》云其职务是“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
　　（五）御史秩卑，又一名柱下史。其职务是掌管图书等。
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
秦汉以后
　　秦汉以后，史官的名称繁多，职务各异，但史官的设置却一直保留下来。秦归太史令，汉置太史公，史官职责由太史公负责，常务工作由史书令史承担。唐设起居郎，还有兰台令、柱下史、著作郎、左右史等等，历朝历代都有史官。
　　唐朝刘知几著《史通》，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有详细记述。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因此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其实，对于“史之为用”，历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不过，他们设置史官，沿用“君举必书”的春秋传统，并不考虑什么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问题，目的只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流芳百世。《史记·孟尝君传》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侍史记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大概是记述他“好客自喜”的善举，总不会让侍史记述他在路经赵国时，只因赵人出观，笑称他“乃眇小大夫”，便击杀数百人的罪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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