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成功的人物

羊祜(221—278年)，字叔子。
[1]他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还是一位颇有影响的文学家。明代学者胡应麟《诗薮》卷二《杂编·遗逸·中·载籍》中说：“六朝以功名著，而文有其集者，杜预、刘琨世所共知外，录其僻者于左。古率文武相资，非若后世判而为二也。”首先列入的便是“太傅《羊祜集》二卷”。其作品描写了风云迭起的时代巨变，抒发了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是建安文学的遗响和回音。羊祜文学创作的显著成就在当时就赢得了盛誉。西晋文学家孙楚便在其《故太傅羊祜碑》中称其“文为辞宗”。羊祜的学术
然而，羊祜的著述绝大部分已散佚无存，致使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家和学者长期以来被学术界忽略。本文试从纷繁的史料中对其著述作一钩稽，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编辑本段羊枯的评价
[1]青年时代羊祜就表现出了超群的创作才能。《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以下称羊祜本传）云：“ （羊祜） 既长，博学能属文。”入仕之初，羊祜时常参与魏帝高贵乡公的诗赋聚会活动。流传至今的《雁赋》，就是羊祜这一时期的作品。清·光绪《新泰县志》卷十九《艺文·增》引用明代文学家杨慎的评价，说：“辞旨超远，高于词人一等。”在伐吴战争期间，羊祜的创作亦十分活跃。《晋书》羊祜本传说：“（羊）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所谓“言咏”，即谈论、吟咏，今人研究认为，晋人吟咏一是吟前人的诗，二是吟自己的诗。
羊祜岘山之咏，必然写下了一些诗作。对此，法国学者侯思孟（ DonaldHolzman ） 在所著《山水诗的诞生》第五章中甚至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羊祜是专注于欣赏山水风光本身的第一人。他的这一行动，鼓励了一种新的时尚，为山水诗的出现开启了先声。此论确当与否姑置不论，至少可以说明，羊祜的“岘山言咏”是受到研究者关注的。可惜这一时期的羊祜诗作未能流传下来。王文才教授在《〈两汉蜀学考〉叙目》中论述两汉蜀学时指出，“羊祜以杨 （杨雄） 王 （王褒） 严 （严遵） 马 （司马相如） 虽去数百年，览其遗踪，风流文采，宛然如在，疑其典型不泯
段） 、《再请伐吴疏》 （片段） 等。此外，仅知篇目大意的有：《贺太子牋》，见于《晋书》卷二十一《礼志·下》；《贾充留守启》，见于《晋书》卷四十《贾充传》；《王濬留守益州表》，见于《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改平阳为新泰表》，见于《三国志集解》卷十二《鲍勋传》注引西晋《太康三
年地记》，等等。羊祜还写下了一批书信，流传下来的有《诫子书》、《与从弟琇书》、《与吴都督陆抗书》 （片段） 等，这也是其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元代陈绎曾《翰林要诀》所录法书著录了“羊叔子《遗教序》真书”，其文很可能也是出自羊祜之手。在曹魏宗室和司马氏集团激烈争夺的时期，羊祜对《老子》一书曾做过细致的研究，并著成《老子传》问世。羊祜也是《晋礼》、《晋律》的主要修撰者之一。
但是，羊祜的作品从数量上看，真正成稿者并不算多，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羊祜的“慎于言”。羊祜在给子女们的家书中说：“恭为德首，言为行基。愿汝等言则忠信，……无传不经之谈，无听毁誉之语。闻人之过，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后动。”这虽是教子之语，其实也是羊祜做人的原则。体现在为文上，羊祜下笔十分慎重，《晋书》羊祜本传上说，羊祜入仕之初，“时高贵乡公 （曹髦） 好属文，在位者多献诗赋，汝南和逌以忤意见斥， （羊） 祜在其间，不得而亲疏，有识尚焉。”因此，羊祜的作品能够成稿，就十分不易，更何况成稿之后大部分也都散失。羊祜历职二朝，任典枢要，政事损益，皆谘访焉，势利之求，无所关与。其嘉谋谠议，皆焚其草，故世莫闻。”如《贾充留守启》便是羊祜上奏晋武帝的一篇“密”表。甚至连讨论伐吴这样的大政方针，羊祜也是与帝“密谋”，外间人难得其详，对此，杜预曾经在羊祜卒后恳请伐吴时提出批评 ， 《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载杜预上表云：“羊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多异。”——可见，羊祜的大量奏疏、上表等，因其过于慎言，甚至连底稿也不保留，流传于世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编辑本段人物事例
[2]羊祜十二岁丧父，孝行哀思超过常礼。奉事叔父羊耽也十分恭谨。他曾在汶水边上游玩，遇见一位老人，说他“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于天下”(《晋书·羊祜传》)。老人说完就走了，不知所在。 羊祜长大后，博学多才、善于写文、长于论辩而有盛名于世。而且仪度潇洒，身长七尺三寸，须眉秀美。郡将夏侯威认为他不同常人，把兄长夏侯霸的女儿嫁给他。 羊祜被荐举为上计吏，州官四次征辟他为从事、秀才，五府(古代五种官署的合称，所指不一)也纷纷任命他。由于此时曹魏统治阶级内部正进行着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这一斗争主要是在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之间展开的，羊祜与斗争的双方都有姻亲关系。处于夹缝中的羊祜不愿意卷入到旋涡之中，所以采取了回避态度，没有同意。太原人郭奕见到他后说：“此今日之颜子也”(《晋书·羊祜传》) 。
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曹睿去世，继位为帝的齐王曹芳只有八岁。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受遗命辅政，两大集团的斗争白热化。正始初年，曹氏集团在斗争中明显地占据优势。曹爽把司马懿排挤到太傅的闲职之上，将统领禁军、掌管枢要的权力皆掌握到自己的弟兄及心腹的手中，从而控制了政府的实权。司马懿实行韬晦之计，假装生病，暗中却加紧布置，伺机反攻。羊祜虽然年轻，但很有政治头脑。他判断曹爽终将不是司马懿的对手。后羊祜与王沈一起被曹爽征辟，王沈劝羊祜应命就职，羊祜就说：“委质事人，复何容易”(《晋书·羊祜传》)。王沈便独自应召。由于门第关系，尽管羊祜基本游离于两大集团争斗之外，但从思想感情上说来，他对司马氏的一派显得更为亲近一些。 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并诛杀曹爽，夺得军政大权。政变之后，司马懿大举剪除曹氏集团，与曹爽有关的很多人遭到诛连。羊祜的岳父夏侯霸为逃避杀戮，投降了蜀国。王沈也因为是曹爽的故吏而被罢免，于是，对羊祜说：“常识卿前语 。”羊祜却安慰他，说：“此非始虑所及”(《晋书·羊祜传》)。他就是这样，既有先见之明，又不肯显示夸耀。在这场灾难中，羊祜并未因岳父降蜀受罚，这大约得济于他的亲司马氏的政治态度。 夏侯霸投降蜀国，其亲属怕受牵连，大都与其家断绝了关系，只有羊祜，安慰其家属，体恤其亲人，亲近恩礼，愈于常日。 不久，羊祜的母亲和长兄羊发相继去世。羊祜服丧守礼十多年，其间以道素自居，笃重朴实，一如儒者。
正元二年(255年)，司马师病逝，司马昭执政，为大将军。司马昭任大将军，征辟羊祜，羊祜没有应命。于是，朝廷公车征拜羊祜为中书侍郎，不久升为给事中、黄门郎。 时魏帝魏帝高贵乡公曹髦爱好文学，在位者希承上意，多献诗赋，汝南人和迪因为违逆上意而遭贬斥。羊祜在朝廷，虽身处士大夫之间，但持身正直，从不亲亲疏疏，因此，有识之士，对他特别尊崇。 陈留王曹奂时期，羊祜被封为关内侯，食邑一百户。因为羊祜心中对天子不以为然，所以不愿再做侍从之臣，请求出外。后来改为秘书监。曹魏末年已完全是司马氏的一统天下，司马懿父子兄弟相继执政。他们先后废杀两位皇帝，又屡次诛杀大臣，改章变制，发号施令，成为没有皇帝名号的实际统治者。这时，羊祜已加入司马氏集团，并逐渐上升为该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司马炎建五等爵制，羊祜以功被封为巨平子，食邑六百户。当时，钟会颇得天子宠爱，而又心性忌刻，羊祜怕他，敬而远之。钟会被诛之后，羊祜任相国从事中郎，与司马炎的另一心腹荀勖共掌机密。晋代魏前夕，司马炎调羊祜为中领军，在皇宫当值，统领御林军，兼管内外政事。
咸熙二年十二月(266年1月)，司马炎受禅称帝，建立西晋王朝，史称晋武帝。因为羊祜有扶立之功，被进号为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进爵为郡公，食邑三千户。羊祜怕引起贾充等权臣的妒嫉，固让封公，只受侯爵，于是，由本爵钜平子进封为侯，设置郎中令，备设九官之职，并授给他的夫人印绶。 泰始初年，晋武帝下诏：“夫总齐机衡，允厘六职，朝政之本也。祜执德清劭，忠亮纯茂，经纬文武，謇謇正直，虽处腹心之任，而不总枢机之重，非垂拱无为委任责成之意也。其以祜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给本营兵”(《晋书·羊祜传》)。当时，王佑、贾充、裴秀等人均为前朝名高望重之臣，羊祜对他们心存谦让。 晋武帝称帝后，素有吞吴之志。便积极筹划消灭孙吴政权的战争，以实现统一全国的大业。
泰始五年(269年)，司马炎除任命大将军卫瓘、司马伷分镇临淄、下邳，加强对孙吴的军事布置以外，又特地调任羊祜为荆州诸军都督，假节，并保留他散骑常侍、卫将军原官不变。 当时，西晋和孙吴各有一个荆州，形成南北对峙局面。西晋的荆州包括今天的陕西、河南的一小部分和湖北北部地区。吴国的荆州则有今天的湖北和湖南的大部分地区。晋吴间的边界线以荆州为最长，所以这里是灭吴战争的关键地区。 羊祜到任后，发现荆州的形势并不稳固。不但百姓的生活不够安定，就连戍兵的军粮也不充足。于是，羊祜首先把精力放在开发荆州方面。羊祜大量开办学校，兴办教育，安抚百姓，怀来远人。并与吴国人开诚相待，凡投降之人，去留可由自己决定。还禁止拆毁旧官署。当时风俗，官长如果死在官署之中，后继者便说居地不吉，往往拆毁旧府，另行修建。羊祜认为，死生有命，不在居室，命令下属，一律禁止。最主要的是设计使吴国撤掉了对襄阳威胁最大的石城驻军，吴国石城驻军离襄阳七百多里，常常侵扰边境。羊祜深以为患，于是巧用计谋，使吴国撤销了守备。然后羊祜他把军队分作两半，一半执行巡逻戍守的军事任务，一半垦田。当年，全军共垦田八百余顷。羊祜刚来时，军队连一百天的粮食都没有，到后来，粮食积蓄可用十年。 羊祜的这些措施迅速地安定了荆州的社会秩序，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晋武帝为表彰他的功绩，下令取消江北所有的都督建置，授予羊祜南中郎将的职务，负责指挥汉东江夏地区的全部军队。 羊祜在军中，常穿着轻暖的皮裘，系着宽缓的衣带，不穿铠甲。铃阁之下，应命侍卫的士卒也不过十几个人。并且，喜欢打猎钓鱼，常常因此荒废公务。有一天夜晚，他想出营，军司马徐胤手持柴戟挡住营门说：“将军都督万里，安可轻脱 ！将军之安危，亦国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门乃开耳”(《晋书·羊祜传》)。羊祜正色改容，连连道歉，从此很少外出。 不久，羊祜又被加封为车骑将军，并受到开府如三司之仪的特殊待遇。羊祜上表固辞：“臣伏闻恩诏，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来，适十数年，受任外内，每极显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顿进，恩宠不可久谬，夙夜战悚，以荣为忧。臣闻古人之言，德未为人所服而受高爵，则使才臣不进；功未为人所归而荷厚禄，则使劳臣不劝。今臣身托外戚，事连运会，诫在过宠，不患见遗。而猥降发中之诏，加非次之荣。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倾覆寻至，愿守先人弊庐，岂可得哉！违命诚忤天威，曲从即复若此。盖闻古人申于见知，大臣之节，不可则止。臣虽小人，敢缘所蒙，念存斯义。今天下自服化以来，方渐八年，虽侧席求贤，不遗幽贱，然臣不尔推有德，达有功，使圣听知胜臣者多，未达者不少。假令有遗德于版筑之下，有隐才于屠钓之间，而朝议用臣不以为非，臣处之不以为愧，所失岂不大哉！臣忝窃虽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极宠，等宰辅之高位也。且臣虽所见者狭，据今光禄大夫李憙执节高亮，在公正色；光禄大夫鲁芝洁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禄大夫李胤清亮简素，立身在朝，皆服事华发，以礼终始。虽历位外内之宠，不异寒贱之家，而犹未蒙此选，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节，无苟进之志。今道路行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还屯。不尔留连，必于外虞有阙。匹夫之志，有不可夺”(《晋书·羊祜传》)。但朝廷未同意他的辞让。这一年，羊祜四十九岁。
泰始六年(270年)，吴国在荆州的都督换上著名的军事家陆抗。陆抗到荆州后，注意到西晋的动向，立即上疏给吴主孙皓。陆抗对荆州的形势表示忧虑，提醒孙皓不要盲目迷信长江天堑，应该认真备战。他把自己的想法归纳为十七条建议，请求实行。陆抗的到来，引起羊祜的警惕和不安。因此，他一面加紧在荆州进行军事布置；一面向晋武帝密呈奏表。密表建议，伐吴战争必须利用长江上游的便利条件，在益州(今四川地区)大办水军。
泰始八年(272年)八月，吴主孙皓解除西陵(今湖北宜昌)督步阐的职务。步阐因害怕被杀，拒绝返回建邺，当年九月，献城降晋。陆抗闻讯，立即派兵围攻西陵(参见西陵之战)。晋武帝命令羊祜和巴西监军徐胤各率军分别攻打江陵(今湖北江陵)和建平(今四川巫县)，从东西两面分散陆抗的兵力，以实现由荆州刺史杨肇直接去西陵救援步阐的计划。但陆抗破坏了江陵以北的道路，5万晋军粮秣的运输发生困难，再加上江陵城防坚固，不易攻打，羊祜顿兵于城下，不能前进。杨肇兵少粮悬，被陆抗击败，步阐城陷族诛。有司上奏说：“祜所统八万余人，贼众不过三万。祜顿兵江陵，使贼备得设。乃遣杨肇偏军入险，兵少粮悬，军人挫衄。背违诏命，无大臣节。可免官，以侯就第”(《晋书·羊祜传》)。结果，羊祜因此被贬为平南将军，杨肇则被贬为平民。 西陵救援失利后，羊祜总结教训认识到：吴国的国势虽已衰退，但仍有一定的实力，特别是荆州尚有陆抗这样的优秀将领主持军事，平吴战争不宜操之过急。于是，他采取军事蚕食和提倡信义的两面策略，以积蓄实力，瓦解对方，寻找灭吴的合适时机。鉴于历史上孟献子经营武牢而郑人畏惧，晏弱筑城东阳而莱子降服的经验，羊祜挥兵挺进，占据了荆州以东的战略要地，先后建立五座城池。并以此为依托，占据肥沃土地，夺取吴人资财。于是，石城以西均晋国占有，吴人来降者源源不绝。 羊祜于是实施怀柔、攻心之计。在荆州边界，羊祜对吴国的百姓与军队讲究信义，每次和吴人交战，羊祜羊祜都预先与对方商定交战的时间，从不搞突然袭击。对于主张偷袭的部将，羊祜用酒将他们灌醉，不许他们再说。有部下在边界抓到吴军两位将领的孩子。羊祜知道后，马上命令将孩子送回。后来，吴将夏详、邵颉等前来归降，那两位少年的父亲也率其部属一起来降。吴将陈尚、潘景进犯，羊祜将二人追杀，然后，嘉赏他们死节而厚礼殡殓。两家子弟前来迎丧，羊祜以礼送还。吴将邓香进犯夏口，羊祜悬赏将他活捉，抓来后，又把他放回。邓香感恩，率其部属归降。羊祜的部队行军路过吴国边境，收割田里稻谷以充军粮，但每次都要根据收割数量用绢偿还。打猎的时候，羊祜约束部下，不许超越边界线。如有禽兽先被吴国人所伤而后被晋兵获得，他都送还对方。羊祜这些作法，使吴人心悦诚服，十分尊重他，不称呼他的名字，只称“羊公”。 对于羊祜的这些作法，陆抗心中很清楚，所以常告诫将士们说：“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晋书·羊祜传》)。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晋吴两国的荆州边线处于和平状态。 羊祜与陆抗对垒，双方常有使者往还。陆抗称赞羊祜的德行度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晋书·羊祜传》)。一次陆抗生病，向羊祜求药，羊祜马上派人把药送过来，并说：“这是我最近自己配制的药，还未服，听说您病了，就先送给您吃。”吴将怕其中有诈，劝陆抗勿服，陆抗不疑，并说：“羊祜岂鸩人者”(《晋书·羊祜传》)！仰而服下。当时人都说，这可能是春秋时华元、子反重见了。 吴主孙皓听到陆抗在边境的做法，很不理解；就派人斥责他。陆抗回答：“一邑一乡，不可以无信义，况大国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无伤也”(《晋书·羊祜传》)。孙皓无言以对。 羊祜在边境，德名素著，可在朝中，却每遭诋毁。他正直忠贞，嫉恶如仇，毫无私念，因而颇受荀勖、冯紞等人忌恨。王衍是他的堂甥，曾来见他陈说事情，言辞华丽，雄辩滔滔。羊祜很不以为然，王衍拂衣而去。羊祜对宾客说：“王夷甫方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晋书·羊祜传》)。西陵之战，羊祜曾要按军法处斩王戎。所以，王戎、王衍都怨恨他，言谈中常常攻击他。当时人说：“二王当国，羊公无德”(《晋书·羊祜传》)。
咸宁二年(276年)十月，晋武帝改封羊祜为征南大将军，恢复其贬降前的一切职权，开府仪同三司，可以自行辟召僚佐。当初羊祜便认为，要想伐吴，必须凭借长江上游的有利地势。当时吴国有童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晋书·羊祜传》)。羊祜听后，说：“此必水军有功，但当思应其名者耳”(《晋书·羊祜传》)。正逢益州刺史王浚被征召任大司农。羊祜发现王浚的才能可当重任，而王浚的小字又是“阿童”，正应了童谣之言。而当时在西晋朝廷内部，王浚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羊祜极力肯定王浚的军事才能，主张济其所欲，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羊祜的密表，终于使晋武帝改变将王浚调离益州的打算。留王浚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秘密命他修造战船，为顺流伐吴作准备。在后来的灭吴战争中，不出羊祜所料，王浚统率的益州水军起了重要作用，成为首先攻陷建邺、生擒孙皓的西晋军队。 羊祜本人也命令部将缮甲训卒，广为戎备。经过七年的练兵和各项物质准备，荆州边界的晋军实力远远超过吴军，恰巧两年前，吴军主帅陆抗病死，孙吴荆州前线失去唯一能与羊祜抗衡的军事家。而这时，在孙皓高压统治下的吴国境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民怨鼎沸，危机四伏。这一切表明西晋灭吴的条件已经成熟。羊祜不失时机地上疏给晋武帝请求伐吴。这篇奏疏，是一篇重要的文献，至今仍有很高的价值。原文如下： “先帝顺天应时，西平巴蜀，南和吴会，海内得以休息，兆庶有乐安之心。而吴复背信，使边事更兴。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不一大举扫灭，则众役无时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勋，成无为之化也。故尧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宁静宇宙，戢兵和众者也。蜀平之时，天下皆谓吴当并亡，自此来十三年，是谓一周，平定之期复在今日矣。议者常言吴楚有道后服，无礼先强，此乃谓侯之时耳。当今一统，不得与古同谕。夫适道之论，皆未应权，是故谋之虽多，而决之欲独。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蜀之为国，非不险也，高山寻云霓，深谷肆无景，束马悬车，然后得济，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当。及进兵之日，曾无籓篱之限，斩将搴旗，伏尸数万，乘胜席卷，径至成都，汉中诸城，皆鸟栖而不敢出。非皆无战心，诚力不足相抗。至刘禅降服，诸营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宜当时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吴缘江为国，无有内外，东西数千里，以籓篱自持，所敌者大，无有宁息。孙皓孙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名臣重将不复自信，是以孙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而官军悬进，人有致节之志，吴人战于其内，有凭城之心。如此，军不逾时，克可必矣”(《晋书·羊祜传》)。 在上疏中，羊祜追述平蜀之后的南北两国关系。指出，双方边战屡起，根本的原因是吴国的弃信背义。只有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扫灭吴国，才能天下太平，永无兵役。他反对以春秋诸侯争霸的观点类比晋吴关系，劝告晋武帝在广泛听取臣下意见的同时，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羊祜以蜀亡为例，说明两国交战，只有势均力敌，自然环境的险阻才能起作用。如果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光凭山水险阻，无济于事。他分析说，吴国的地理条件远不如蜀国，“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而危机却十分严重，“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在西晋方面，无论军队的数量，还是资储器械，都大比灭蜀的时候丰足。但如果不抓着这个大好的时机，军事优势就会在日常的消耗中丧失。羊祜详细地为未来战争进行了规划，建议“梁、益(今四川、陕西地区)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指在今湖北东北、河南西南一带的晋军)，直指夏口(今湖北武汉)；徐、扬、青、兖(指今皖北、苏北一带的晋军)，并向秣陵(今江苏南京)”。几路大军，同时进击，吴军势分形散，根本无法对抗。孙吴国内人心思乱，兵临之际，绝不会出现奋力死战的局面。吴人长于水战，短于陆战。一旦晋军攻破长江，吴人只能退保城池，去长入短，自就死地。羊祜估计，整个灭吴战争不用很长的时间，就会获得胜利。 奏疏既上，晋武帝深以为然，但却遭到朝内许多大臣的反对，权臣贾充、荀勖等人的态度尤其激烈。他们提出西北地区的鲜卑人骚乱问题，认为那里尚未平定，不应该同时进行灭吴战争。只有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等少数人赞同。 刚好晋兵在秦州、凉州屡有败绩，羊祜遂再次上表说：“吴平则胡自定，但当速济大功耳”(《晋书·羊祜传》)。但仍然持反对意见的人多，羊祜见此事难成，仰天叹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当断不断。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晋书·羊祜传》)！
咸宁三年(277年)，吴夏口都督孙慎侵入西晋边界，掠走弋阳、江夏等地上千家人口。羊祜没有派兵对孙慎进行追击。事后，晋武帝派人追查原因，并打算移徙荆州的治所。羊祜回答说江夏去襄阳八百里，比知贼问，贼去亦已经日矣。步军方往，安能救之哉！劳师以免责，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类皆与州相近，以兵势好合恶离。疆埸之间，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辄徙州，贼出无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据也”(《晋书·羊祜传》)。使臣无言可答。 后来，晋武帝下诏以泰山的南武阳、牟、南城、梁父、平阳五县为南城郡，封羊祜为南城侯，设置相的官职，与郡公同级。羊祜坚辞不受，说：“昔张良请受留万户，汉祖不夺其志。臣受钜平于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谤”(《晋书·羊祜传》)！晋武帝只好同意。羊祜每次晋升，都十分诚恳地退让，因此，名德远播，朝野尊仰，士大夫们都说他应该居于宰辅之位。晋武帝当时正有兼并之志，要依仗羊祜来主持东南的局面，所以搁置了请他入相之议。 羊祜曾在两朝任职，掌握着机要之权，朝廷政治事件的斟酌损益，都要征询他的意见，他从不钻营谋求权势利禄，他的好多嘉谋谠议，草稿都焚毁了，因而世无知者。他所推举荐拔的人，连本人都不知是谁荐举的。有人批评羊祜过于慎密。羊祜说：“是何言欤！夫入则造膝，出则诡辞，君臣不密之诫，吾惟惧其不及。不能举贤取异，岂得不愧知人之难哉！且拜爵公朝，谢恩私门，吾所不取”(《晋书·羊祜传》)。 羊祜的女婿曾劝他“有所营置，令有归戴者，可不美乎”(《晋书·羊祜传》)？羊祜默然不应。回来后对自己的儿子们说：“此可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树私则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识吾此意”(《晋书·羊祜传》)。羊祜还曾给堂弟羊琇写信，信中说：“既定边事，当角巾东路，归故里，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满受责乎！疏广是吾师也”(《晋书·羊祜传》)。 朝廷准许羊祜开府(古代高级官员成立府署，选置僚属)多年，但羊祜心存谦让，不肯征召举用僚属。 羊祜生性喜爱山水，每逢风景佳丽之日，一定要登上岘山，置酒观赏，吟咏品玩，终日不倦。有一次，他面对山仲美景，慨然叹息，对从事中郎邹湛等人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 。”邹湛说：“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晋书·羊祜传》)。

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字国瑞，汉族，明朝开国皇帝，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原名朱重八，后取名兴宗。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元朝暴政，龙凤七年（1361年）受封吴国公，十年自称吴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明，年号洪武，后结束了蒙元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汉族国家，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在位期间努力恢复生产、整治贪官。统治时期被称为“洪武之治”，庙号太祖，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葬于南京明孝陵。

只有成功者，没有最成功，个人理解

啥？成功？从你这个你看还是从人物自己看？

始皇帝绝对符合你的口味！

好多人都很成功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