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的故事

国土一再被践踏，自己的人民一再遭杀戮，远在美国的闻一多待不住了。他要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1925年，他提前结束了本该五年的留学生涯，急切地踏上回家的路。

然而，“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相继发生，无情地破坏了闻一多救国救民的愿景，他赖以支持自己的信念支柱倾折了。

失望之余，他撂下了写诗的笔，搁置起那些热血的文字，寄身于象牙塔，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甚至希望这古书中有济世救国的良方。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当时的青岛是一个殖民统治影响相当严重的城市，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

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给校方指责放纵学生。

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找校长评理，一面大声疾呼：“中国!中国!你难道亡国了吗?”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

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学校乌烟瘴气，闻一多遭受了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在青岛大学受到的伤害和刺激，一时难以抹平。闻一多再次回到了清华园，一方书桌，三尺讲台，小楼庭院，妻儿围绕。可是安逸的生活并没有使闻一多忘记对中国时局的关注，并没有磨灭他爱国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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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人物评价：

闻一多不光是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是五四运动之后非常杰出的作家。他还有一首诗《闻先生的书桌》，写得非常好，写他书桌上的笔墨、纸砚，他看着那些东西就开始发牢骚。 

闻一多热爱祖国，爱国主义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他的一生，最后把他引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一生的道路是曲折的，他曾经有过迷茫、失误与苦闷。

但是经过深思和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与帮助，终于找到了真理，而一经找到了真理，他便义无反顾，不屈不挠，勇往直前，为实现真理而英勇奋斗，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闻一多博学多才，除新诗与古文学研究外，在美术、戏剧、书法、篆刻等方面也有相当高深的造诣。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闻一多

1、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

2、1943年，他开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的帮助，党通过不同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他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他表示五四给他的印象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是无法接受的。

3、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

4、1946年6月29日，民盟云南支部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民盟决心响应中共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号召“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

1946年7月11日，民盟负责人、著名社会教育家、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他为《学生报》的《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来！” 

5、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闻一多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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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的成就:

在创建格律体时，闻一多提出了具体的主张，就是三美：诗的实力不独包括着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并且还有建筑的美。音乐美是指诗歌从听觉方面来说表现的美，包括节奏、平仄、重音、押韵、停顿等各方面的美，要求和谐，符合诗人的情绪，流畅而不拗口——这一点不包括为特殊效果而运用声音。

绘画美是指诗歌的词汇应该尽力去表现颜色，表现一幅幅色彩浓郁的画面。建筑美是指针对自由体提出来的，指诗歌每节之间应该匀称，各行诗句应该一样长——这一样长不是指字数完全相等，而是指音尺数应一样多，这样格律诗就有一种外形的匀称均齐。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闻一多

1、身处异乡却心系祖国

1922年，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的行囊里装的还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诗集。美国的发达他看在眼里，中国的贫穷和战乱他刻在心里。在家书中，他说：“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留居美国的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

在美国，有的中国同学去理发，却因为是有色人种，门都没进去，告到法院虽然胜诉，可是店老板还是要求中国学生只能偷偷地来理发。毕业典礼上，惯例是男女生成对上前接受毕业文凭，但六个中国男生只能自己结成三对走向讲台，因为没有美国女生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每每耳闻目睹这些事，闻一多都会痛苦地折断手中的笔。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读的话语，都可以用来形容祖国的苦难，但他写下的诗句却是“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有人说：“国家是腐败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

闻一多痛心地反驳道：“不对，只要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他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国内的朋友们，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误会我想的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2、投身革命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闻一多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

1943年，他开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的帮助，党通过不同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他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他表示五四给他的印象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是无法接受的。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1946年6月29日，民盟云南支部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民盟决心响应中共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号召“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

3、最后一次的讲演

1946年7月11日夜，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有消息说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他避一避。但是闻一多却大义凛然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说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顿了，将何以对死者，何以对人民！”　

1946年7月15日上午，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出于安全考虑，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就在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地报告先生被害经过时，混入会场的国民党特务乘机捣乱。闻一多见状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永垂青史的《最后一次的讲演》。闻一多在讲演中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天下午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多人狙击身亡，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4、教育孩子

闻立勋是闻一多的侄儿，从小由于受到闻一多勤奋好学的影响，成绩非常优异，1930年考入武汉大学。1932年闻立勋转到北京上辅仁大学（现今北京师范大学），在北京上大学期间和四叔闻一多全家吃住在一起。闻一多在生活、学习上对其关怀备至、偱循善诱，从不发脾气，当自己的孩子对待。

有一个月，发工资时间到了，闻立勋就偷偷到四叔房里把抽屉打开，将闻一多私章拿到财务室去领工资。闻立勋长期在叔叔家吃住，财务室都知道他是闻一多的侄儿，以为闻教授忙，叫侄儿来代领，也没在意，就叫闻立勋把闻一多的章子拿出来盖。

当闻立勋把闻一多的章子交给会计时，会计一楞。仔细一看，这不是闻一多每次领工资的那枚章子，心想，闻教授怎么这粗心啦。财务当时觉得有点问题，但不知道闻立勋是来冒领叔叔的工资，就对闻立勋说，今天钱不够，你明日来拿。

钱没领到，闻立勋就偷偷把章子放回了原处。但这一天他是战战兢兢，要是叔叔知道他今天冒领工资还不知道怎么处罚自己。当日，财务室就找闻一多说：闻教授，你怎么回事呀？今天这粗心，把不是领工资的章子拿来叫侄儿来领钱。

闻一多听财务人员这么一说，心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对财务人员说：是我粗心了，慌慌张张拿错了。等他再来领工资时你就把钱给他。

回到家里，闻一多也没声张，把闻立勋找到房里平静的说：立勋啦，你看啦，我领工资是用这个章子，其它章子是我画画上用的，你以后领工资就用这个章子去领。当时闻立勋自知叔叔已知道一切，非常愧疚，脸吓得腓红，一个劲地说，叔叔我对不起你，我错了！我改！闻一多当时也没骂他，更没有打他，他就说，要用钱跟我说一声，知道错了就行了，现在你把这枚章子拿去，明天就去财务把工资领回来。家庭发生了这么一件事，闻一多没有对任何人讲，包括他的家人。闻立勋一生也铭记心中。

5、上课风格

闻一多先生有一次给学生上课时，走上讲台，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2＋5＝？学生们疑惑不解。然而，闻先生却执意要问：2＋5＝？同学们于是回答：“等于……”闻先生说：“不错，在数学领域里，2＋5＝7，这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但是，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也是可能的。”

说到这里，他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国画叫学生们欣赏。只见画面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错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画了五匹马，这五匹马后面是许多影影绰绰的黑点点。先生指着画说：“从整幅画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凡是看过这幅画的人，都会感到这里有万马奔腾，这难道不是2＋5＝10000吗？”

学生们听罢，恍然大悟。原来闻先生用这个简单的算式形象地说明，文学艺术作品的容量是不能像数学公式那样计算的。文学艺术作品贵在储蓄，要给人们以广阔的想象余地。在上述这幅画中虽然只画了七匹马，但是，通过艺术手法，使人们感到了一种万马奔腾的热烈场面，这就是想象的作用。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闻一多

1.闻一多先生教子方法也别出心裁，堪称一绝。

据曾经跟闻一多先生一起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采风的马学良先生回忆：“那时每天记录完毕以后，回到宿营地，稻草铺在地上，闻一多先生老叫我同他在一起整理文献。我们点着蜡烛，整理完才睡觉。他总是支着一只脚，挑脚上的水泡。挑完了，他把挑下来的脚皮，用一个小袋子装好。” 

从水泡上挑下的脚皮可谓登不得大雅之堂，一般人避之而惟恐不及，可为什么闻先生却视之如宝呢？后来，马学良先生才知道闻一多先生这些脚皮的用处：等到它们集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将其寄给自己的孩子，目的是让孩子们记住闻先生所受的苦。

作为一个父亲，闻一多先生没有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万贯家财，然而，满袋的脚皮，满腔的父爱，是后代们一世都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2.闻一多先生有一次给学生上课时，走上讲台，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算术题：2＋5＝？学生们疑惑不解。然而，闻先生却执意要问：2＋5＝？同学们于是回答：“等于……”闻先生说：“不错，在数学领域里，2＋5＝7，这是天经地义、颠扑不破的。

但是，在艺术领域里，2＋5＝10000也是可能的。”说到这里，他拿出一幅题为《万里驰骋》的国画叫学生们欣赏。只见画面上突出地画了两匹奔马，在这两匹奔马后面又错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画了五匹马，这五匹马后面是许多影影绰绰的黑点点。

闻先生指着画说：“从整幅画的形象看，只有前后七匹马，然而，凡是看过这幅画的人，都会感到这里有万马奔腾，这难道不是2＋5＝10000吗？”学生们听罢，恍然大悟。原来闻先生用这个简单的算式形象地说明，文学艺术作品的容量是不能像数学公式那样计算的。

文学艺术作品贵在储蓄，要给人们以广阔的想象余地。在上述这幅画中虽然只画了七匹马，但是，通过艺术手法，使人们感到了一种万马奔腾的热烈场面，这就是想象的作用。

3.身处异乡却心系祖国。

1922年，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的行囊里装的还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诗集。美国的发达他看在眼里，中国的贫穷和战乱他刻在心里。在家书中，他说：“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留居美国的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

在美国，有的中国同学去理发，却因为是有色人种，门都没进去，告到法院虽然胜诉，可是店老板还是要求中国学生只能偷偷地来理发。毕业典礼上，惯例是男女生成对上前接受毕业文凭，但六个中国男生只能自己结成三对走向讲台，因为没有美国女生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

每每耳闻目睹这些事，闻一多都会痛苦地折断手中的笔。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读的话语，都可以用来形容祖国的苦难，但他写下的诗句却是“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有人说：“国家是腐败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

闻一多痛心地反驳道：“不对，只要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他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国内的朋友们，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误会我想的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4.失望之余，潜心象牙塔。

国土一再被践踏，自己的人民一再遭杀戮，远在美国的闻一多待不住了。他要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1925年，他提前结束了本该五年的留学生涯，急切地踏上回家的路。然而，“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相继发生，无情地破坏了闻一多救国救民的愿景。

他赖以支持自己的信念支柱倾折了。失望之余，他撂下了写诗的笔，搁置起那些热血的文字，寄身于象牙塔，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甚至希望这古书中有济世救国的良方。

5.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远离城中心的清华园还处于平静之中。但是这个平静第二天就被打破了。5月5日清晨，悬挂在食堂门口墙上的一幅手书的岳飞的《满江红》，吸引了清华师生的眼睛。“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手抄这首诗激励清华师生的正是闻一多。数日后，他与其他同学一起，从清华园徒步入城，发表街头演说，宣传反帝爱国思想。

那年5月17日，他在家书中写道：“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这时的闻一多年仅21岁，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与个人的一切相比，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扩展资料：

闻一多，本名闻家骅，字友三，生于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新月派代表诗人和学者。

1912年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1925年3月在美国留学期间创作《七子之歌》。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1932年闻一多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闻一多不光是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是五四运动之后非常杰出的作家。他还有一首诗《闻先生的书桌》，写得非常好，写他书桌上的笔墨、纸砚，他看着那些东西就开始发牢骚。（搜狐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闻一多

闻一多的次子（原中宣部宣传处处长）闻立雕先生讲述：父亲对我们子女要求特别严，有两条让我记忆犹新，一条是不能自私自利，一条是不准撒谎。我小的时候贪玩，有一次父亲发现我没做作业，便拿鞋底子打我。后来我的胃病犯了没有回家吃饭，父亲便派保姆端着一杯牛奶送到学校让我喝了，父亲放心不下，就拄着拐杖拿着药，到学校要求我把药吃了，我当时觉得很丢人，所以犟劲就上来了，说什么也不吃药，不料父亲的犟劲也上来了，训了我一通，并在他的监督下，我不得不屈服地把药喝了。但最令我难忘的是，一次父亲在家起草文件的时候，小妹不听话，影响了父亲的工作，被父亲在屁股上拍了两下，我知道后，不知从那儿来的一股劲，直接闯进屋里，冲着父亲说，你是讲民主的，为什么在家不讲民主呢？你怎么动手打人呢？……说完扭头就出去了。过一会儿，父亲出来了，我以为他要训我，结果出乎预料的是，他对我说：爸爸过去就是受这样的教育，我的父母就这么打我，所以我也这么对我的儿女，爸爸错了，希望你们以后长大了，有孩子的时候不要学我这样打他们。父亲的这番话，使我原来的那股勇气全没了。父亲在我眼前，顿时高大了，他是我们可敬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