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雁哪里去了？
? 蔡蓬溪
（一）
大雁飞行时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是歌谣的描述，上小学的女儿问我，为什么从来没有看到过歌里唱的大雁呢？——是啊，春天是大雁飞来的季节，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可是，河开了，雁没来，多少年没来了？好多年了。静夜中读《里尔克诗集》，想到与女儿的对话，忽觉惆怅，笔下遂为大雁的哀歌：
在童年的记忆里，飞翔着一群群大雁。
绵延着悠长的阵列，遨游于瓦蓝的天空。
“鸣雁唉唉，冬去春来”，祖母的童谣，伴着大雁飞来。
倏忽之间，祖母已逝多年，秋天仰望天空，不见了南飞的大雁。
苍穹寂寥，鸿影不再，大雁哪里去了，为何你一去不返？
《吕氏春秋》说：孟春之月候雁北，仲秋之月候雁来〔1〕。大雁从高高的天空传来略带凄凉的“唉，唉”声，四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听到过，仅就文字的记录而言，鸿雁高翔悲鸣于天际已持续了数千年，而今忽然沉落终断，世界发生了什么？而奇异的是，匆忙的世人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大雁从天空中的消失。有时凝神思之，似有神谶存焉，古人祈盼河清海晏，即使未现，不过失吉，非凶；而今鸿雁寂寥苍穹，该不会有什么大劫波正在世界中悄然地酝酿吧，为躲避内心恐怖，吾人似只有祈祷与自省了。祈祷的方式之一可以是像古代抄经手那样抄录佛经，以“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心经》句），自省的方法则可以是把问题转换为写作可供阅读的散淡文本。
每读王勃的《藤王阁序》“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一句，便想到童年的我秋天站在原野中看那高翔的雁群与闻那凄凉的雁鸣，而这又每与荒凉的野洼、水边随风摇曳的芦苇联系起来，以致我觉得这就是《诗经》里描写的野外情景。大雁在天空飞翔的景象，或者在人类进化史中眼睛明亮那一刻起就发现了，先民逐渐领悟了大雁和季节的关系，他们以大雁的来去定义春秋的轮回。大雁不只是报季的使者，传说曾作为信使穿越山高水长的空间，当它携带寄意别情的诗篇飞向苍淼的云天，在诗人的内心便隐喻了高远的志向；之外更是美的象征。《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云：“雍雍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说的是一个女子在秋天的河水边期盼着爱侣迎娶自己，正是黎明太阳东升的时候，她听见成群的大雁的鸣叫，女子希望美妙的佳期是在河水未被冰封之前；雁群的鸣叫声就与内心的美好心绪综合为一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东方自然主义天堂般的境界。
若通观数百万年的人类进化史，我们与数千年前的先民其实是属于“同时代”，但正是在近千年来人类文明加速度发展，使“同时代”的我们和他们本来差别很小的情愫迅速地拉大了距离，最直接的表现莫过于绘画与诗文的古今之别了。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每在山水画中体现，而山水画中一个被宋元以来文人画家常画的景象，便是平远山水中一抹浅黛的山下，烟波浩淼的湖面上，芦苇边一叶独行的扁舟，扁舟上的隐士悠闲地垂钓，而画面上部大面积的空白所显示的，是天空中一行渺远的芦雁。
最早用绘画艺术表现大雁形象的是古埃及人〔2〕，在公元前两千六百年古埃及第四王朝一个名叫梅杜姆的墓室内，就画了六只野鹅（即大雁），画面中野鹅步态安详，形神皆肖，甚至能辨其雌雄。中国宋元以来画芦雁的画家很多，如北宋的崔白、赵佶，元张中，明林良、汪肇都是画野禽、芦雁的高手；清人以画芦雁出名的画家当属边寿民，我曾见高其佩、八大山人所绘芦雁也别有情致。
遗憾的是今日中国的山河大地，那一行秋雁渐渐地消逝了，古人笔下那荒寒的境界也就失了点睛的一笔。现代人身处喧嚣的旅游景点，那种古人出门即见的荒山野水、飞禽走兽，成了无法企及的梦想。今日画家下笔即为悦目的艳丽，而少悠远的韵味，今人之不如古人，不全是技法的不精，而主要是心境的变迁。今人丧失了与大自然亲近的能力，表现在他们的心灵与自然的关系之“主”与“客”的分立，而非古人天我的“合一”?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雪。大自然因人类的活动而大大变化了，自然中既没了冷僻荒凉的地域，画家也就少了冷僻荒凉的心绪。无论任何名山大川，作为天空点睛之笔的雁阵一旦被高压线或旅游缆车取代，则“心”顿失“远”，“地”立即不“偏”了。
没有天空中高翔的大雁和草丛中嬉戏的走兽野禽，大自然的生机之美在今人和古人之间也就有了巨大的差别：“天”与“人”似乎都不再是当初的二者了。古人诗文中那种神秘、荒寒、悠远而苍莽的意境，来自于他们乘着缓慢的舟车艰难旅行的体验，人烟的稀少、舟车在大自然中的渺小，使古人眼里的自然有无尽的神秘，这种神秘浸染到他们的生活与诗文中，所表现出的是人对“天”的无限敬畏。当初苏东坡在贬谪的途中每日行走不过数十里，时光和行程都同样缓慢，内心推敲着文章的字句，耳闻秋水断桥边的鹤唳溪喧，目送白云千里飞鸿远逝，想像胞弟接到家兄手书的喜悦。而信息时代的现代人，“鸿雁传书”的比喻意义都大半忘却（写亲笔信的人越来越少），也就不在意雁阵从天空中的消失了。
人们忘记了，自然原本不是外在于自己的“客观”风景（更不是实用的矿藏），而是与人类脐带相连的、孕育人类的母亲—子宫；而人一旦作为生物人（脱离动物）之后，在人类心灵觉醒的历史中，自然又以她丰富的意象启蒙人类的心智。而鸿雁的“实际用途”就远不止于工具性的“陆机黄耳”（更非如字典中的“毛可用，肉可食”）；一如华亭鹤唳、上蔡苍鹰所隐喻的对生命的渴望，天际鸿影所蕴涵的意义更多是精神性的，作为自由精神的形而上启蒙者，鸿雁、鸿鹄（天鹅）意象使人类的视野从大地上升到天空延展到宇宙（而牛羊的视野没有离开草地，虎狼的视野没有离开奔跑着麋鹿的原野，它们都没有发现鸿鸟的意象，它们“心灵”中也就没有自由的概念）。“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于太玄”（嵇康《赠秀才入军》）。嵇康欲把先秦哲人的世界呼唤到眼前，其比兴“游于太玄”之自由境界的自然符号是“归鸿”——南归的鸿雁。哲学史家说中国哲学没有“自由”概念，是不对的，每一个发现鸿雁与鸿鹄之诗性的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自由”，或曰鸿鸟的诗性总是启发人类对自由的理解，“逍遥”的“自由”意义在庄子是以大鱼鲲变幻的大鸟鹏“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来比喻的，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或是庄子从对晚霞中雁阵高翔云端排列如巨翅的超现实主义想像而来，是精神自由理想的外化形象，也暗合了生物从远古鱼类到爬行类到哺乳类到人类的演化历程，以及与此平行的自由精神在心灵中的成长——从“物”到达“心”（远古人类祖先如牛羊狼犬动物一样有物—肉的自由，而无现代人心—灵的自由），有如鲲鹏从海洋到达天空。
考证手持汉节被困异国泽畔牧羊的苏武是否把帛书系在雁足上试图与汉帝交通并不重要，《汉书·苏武传》记录的苏武思念故国、渴望自由心灵的真实性才是重要的，因此那只被诗人想像的鸿雁因其承载的历史性心灵以及以其所演义的诗剧浸润到后辈的幽思，苏武悲凉的真情以鸿雁的诗性—神性到达我们，使我们在闭目中仿佛看见了汉代的大地和天空。〔3〕中国的大地之比美洲、非洲乃至欧洲大地显得古老而文明，是因为中国山河大地的诗性—神性被先民很早地发现和吟咏，如“雁门关”、“回雁峰”文字镶嵌在砖石结构的城墙的匾额上、或刻在摩崖巨石上，书法汉字内在的精神性的美和人文意义，使观者即刻感受到了其蕴涵于山川大地的历史性和诗性；而地名如“衡阳”对于读书人就非是单纯的地名，而有太多诗意的韵味，“衡阳雁去”的自然景象在小诗人也可以脱口而出，如唐吴融《望嵩山》句“不觉衡阳遮雁过，如何钟阜斗龙盘”。大雁春秋两次大规模迁徙，绕衡山之南回雁峰而过（北雁至回雁峰不再南飞），长烟落日中谁能“无留意”呢。但“工业文明”对“文明”含义的扭曲使大地的诗性—神性日益丧失，没有“雁”的“雁门关”、“回雁峰”、“雁栖湖”的历史性因缺乏现时性而模糊了它们的诗意，更多时候呈现的是缺乏诗意的高速公路上无美感的简化字。
（二）
在鸟类分类学中，大雁属雁形目，雁形目成员全世界有一百六十一种之多，我国五十一种，占近三分之一，野鸭与天鹅都是大雁的近亲。我们知道，大雁的种群随季节迁徙与其他候鸟的迁徙一样，总是在同一个道路上飞行（雁道），进化史加予它们的生存经验或已保留到基因中（它们的飞行道路依靠自身磁场与地球磁场的感应定位）。为了保护自己，雁群休息时有专门站岗的守夜雁?穴雁奴?雪，殊不知这种智慧只能防范偷猎的野兽，却不能防范偷猎的人。猎人偷袭大雁时，总要故意使雁奴遭众雁的怨恨，先制造小的声响让它报警，众雁纷纷飞起，发现并没有敌情，就埋怨它的误报；猎雁者再次虚张声势，雁奴又报，众雁见仍无敌情，就纷纷啄弄雁奴。如此几番，守夜雁不知道自己为何总出错，想不到是猎人的诡计，它在受了众雁的反复埋怨后便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职责，振翅飞离雁群，猎雁者方才下手。
猎人的小聪明还不至于对大雁的种群造成毁灭性危害，人类的大聪明对大雁乃至整个生物圈的危害才是致命的。机械力、电力代替人力使人类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霸主，人迹罕至的地方越来越少，人类的活动把孵化鸟蛋的芦苇湿地变成了农田，鸟类的天堂湿地变为耕地固然使人类更大数量的繁衍，同时把飞禽走兽驱逐得无家可归。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部电影短片（那时露天电影在正片前先放一新闻短片），记录白洋淀人是如何猎杀大雁的：月夜中几只木船在芦苇里缓行，猎雁者把船用芦苇伪装好，船头露出枪管，悄然驶入雁群，站岗的大雁不曾发现这隐秘的行动，大雁实在不知道那从猿人进化出来的一支早已经超越了它们在与天敌斗争中发扬的智慧，伪装的船只最近距离地接近在芦苇中酣睡的大雁，砰轰之声，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摧动沙砾飞向雁群，月光下的罪恶顷刻发生又结束，生产队的猎人们满怀欢喜地收获他们的“劳动成果”——大屠杀后战场上鸿雁的尸体，满载野味而归的木船吃水很深。
启发了自由精神的飞鸿最终却逐渐毁灭在自由精神者的手里，人类作为自由者忘记了那自由精神的启蒙老师的恩惠，而物质主义地把它们视作飞肉，自由者的俄狄浦斯情结使他们的自由宿命般地昭示在不可违逆的神谕中，他们以自己的智慧来满足自己垂涎欲滴的饕餮欲当然比动物本能的食欲来得凶猛，因此对生物食链的破坏具有毁灭性，但其后果对他们自己同样是灾难性的，就像海盗船的海盗们被迷魂后拼命挖掘自己的船底以寻找宝藏一样，海水将从那个被寄予宝藏希望的漏洞喷薄出死亡。
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斗争”使天空消失了那在地球上存在了数千万年的景象〔4〕，与人类经济加速发展平行，自然界的生物加速灭绝。从宇宙发展史看地球发展史，生物从地球上纷纷消失或预示着地球正处在衰败的段落中，这个衰败的段落以人类的经济持续增长为标志，二十与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见证了自己所处的衰败历史的转折点。让大雁重现天空也许比任何一项科学发明都难，过去的无法挽回，未来的不可预知，历史的不可逆性使敏感的人充满忧愁，人类的聪明正在使自己走一条可能是违背自己愿望的道路。个体的人面对整体的人类行为都有一种无力回天之感，对于野禽翔集郊野的美好时代，除了缅怀，就是无可奈何的悲哀了。当地球上的大型动物只有人类自己，只能从古书上看到各种稀奇的动物，他们会作何感想呢？波德莱尔的《信天翁》里描写水手们对那空中英雄的戏弄，可波德莱尔没有描写风暴是如何戏弄沉船前的水手们的。地球尽管在我们眼里是巨大的，但在宇宙中它显然不是永不沉没的航船，聪明者对不聪明者的戏弄是否也会有一天临到聪明者自己头上，我们人类很聪明，但显然还不如上帝聪明。
古人对未来曾充满憧憬，正如今人对未来也幻想联翩；今人也时常向往古代，就像古人也向往更古的时代。有关世界是从美好堕落为粗俗还是从野蛮进化为文明，在古埃及人、古希腊哲人和中国的先秦诸子有不同意见，哲学所谓美好或粗俗的标准多注重在人性方面，而就人类的大部分成员来说，他们所向往的未来的美好大部分在物质的方面，因为生存问题是人类首先考虑的第一要著。以我自己为例，上小学时自然课本里有一幅画曾使我羡慕原始人的好生活，画面上原始人正把一头鹿用火烧烤，原始人用双手把着鹿角，仿佛正在闻着鹿肉的清香。我当时想，原始人的生活真不错，每天打猎、吃肉，而我所生活的乡村，温饱尚且难求，何谈肉食。后来上初中，上课时在课桌下偷读一本插图本的史前史小册子，才知道原始人的寿命很短，原因于他们生活艰辛，又没有发明医院。
可是既然人类已被上帝赋予了智慧，为了生存，他们就迟早有一天会发明医院的。智慧使人类不断探索自然，其探索的道路是否早已经命中注定了？医院需要器械，所以需要工厂以造钢材，需要车磨铣刨制造机械的车间；医院需要药品，就需要生产医药的工厂；医院使人的成活率越来越高，地球的人口也就以幂级增长，城市高楼就像雨后春笋般生长，生活垃圾因此堆积如山。如此，工厂里的黄黑的污水把古人荒寒的郊野驱向更远的地区，黑烟、垃圾产生的有毒气体如所罗门王封在海底瓶子里的魔鬼被渔夫打捞后释放出来，狰狞的面孔膨胀蔓延，吞噬生灵，让雁道上的大雁从天而落，羽毛腐烂在地里——这一切如此“自然而然”，如此符合“逻辑”。
大雁在天空中消失了，但据说在北京郊区的某些地方还是能看到大雁的，我去过怀柔县的雁栖湖，这里曾是成群的大雁的栖息地，可我却没有看到大雁的踪影，看到的是人们乘坐飞快的游艇嬉戏，我注意到水上的生物似只有蜻蜓，还有很少的鸭子在水里游泳，人工饲养的鸭子在游艇的波浪里起伏，全没有游人的兴奋。在进化链上，鸭子的智慧早被人类大大地超越了，而人类的物质主义使他们把生物们作为审美对象的吸引力拗不过人类对它们的食欲，野鸭已经很少见了。
管桦有一首歌词写道：“湖边的芦苇中，藏着成群的野鸭。”歌词的情景令人神往，荒草甸子的湖泊湿地一眼望不到边际，各种禽鸟在这里安家，无边的芦苇、成群的野鸭，多么令人向往的生机之美呀。但管桦接下来的句子却不敢恭维了：“伐木工人请出一棵棵大树，去建造楼房，去建造矿山和工厂”。在无边的芦苇和成群的野鸭的意境中，伐木、矿山、工厂——未免大煞风景。但检讨我的心理却并没有什么高尚感，我向往无边的芦苇中成群的野鸭，可同样不能拒绝生活方便的诱惑，出门需要自行车、汽车，制造车辆没有矿山、工厂行吗？房子、写字台所需的木材没有伐木工人的砍伐行吗？我们生活行为与心理之间、欲求与审美之间，仔细想来，实在是有太多悖谬。人们渴望现代化生活条件，若能拥有原始人的无污染的水源空气当然更好，不过欲求的满足既然不能得兼，矛盾的解决便以欲求的大小决胜，结果舒适的现代化生活就以牺牲自然生态平衡为代价，因前者更迫切。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保定读书，到白洋淀游玩尚见少许芦雁和野鸭起落，渔民说芦苇深处可捡到野蛋；今年四月我回保定，问起白洋淀还有大雁否，答的人直摇头，说白洋淀最近（2006年春）发生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污染，淀里的鱼几乎死光了，何言大雁，原因是周围的化纤、造纸厂把白洋淀当成了排污池。闻之凄然，归而日记曰：“呜呼，自然育万有，万有孕人伦，自然者，人之古母也；而人不知反哺而反加害之，人伦之祸以祸自然而祸及自身者，命矣夫？”写完了看着我的笔记本出神，暗思说不定此笔记本的纸张就产自白洋淀（起码有一定概率），从经济学的需求决定生产理论来说，我自己的需求是社会总需求的一分子，故与生态灾难不是毫无关系的，尽管我所写的内容正相反对——这之间的背谬在许多人的行为中时刻发生着，异己的力量恰恰来自于许多人的“自己”。
（三）
既然现代人都在参与对自然的破坏，而人已经无法回到原始时代，如此说来，是否意味着人类应该否定自己的生存权呢？人类是宇宙历史进化出的高级生物，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宇宙历史发展出的奇迹，他们的生存权是天赋的，他们有权发掘自己的智力以发展文明，这是要首先需要明确的；同时，正因为人类是上帝之爱所钟，先在地禀有天赋道德，作为万物的灵长，就承担着在地球上的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如何行为才是道德的呢？“文明的进步”既然不可逆转，人们下意识的思维是，文明发展必然带来包括物种消亡等一系列生态后果，与其杞人忧天，不如任生物自生自灭。但是，物质文明的发展已经到了威胁文明本身的程度，与农业时代不同，工业时代人与自然的对立到了以人类奢侈地“生”建立在生物物种的痛苦地“死”的地步，动物的灭绝已不是恐龙时代的自生自灭，而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造成的。以物质生产的花样翻新导致自然界积数亿年之功所育的一种秩序性复杂结构（生物）一去不返的毁灭，是否符合道德？“文明”是否因此而“进步”了呢？
即使从复杂性、自洽性与完善程度来说，一只蚂蚁也比一台巨型计算机更高级（而况灵鸟如大雁），为什么？这是天的造物—生物和人的造物—机器的不能逾越的本质区别：机器属于人类所造之物，其诞生显现了宇宙历史创造出了最高层级的世界即精神世界，但就机器本身来说却属于低级的机械世界，它永远达不到次高级的生物有机世界。我们可以轻易踩死一只蚂蚁，但不能随意毁坏一台机器，毁坏一台机器能够再造，而灭绝一个生物物种则无法再造了。人类尽管能制造宇宙飞船，但他们连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也造不出来（基因技术复制不是创造），人与上帝的区别是绝对性的。
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究天人关系，这个关系的重要方面是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一方面，人们的思维能大致理解这些关系，而做起来却往往随波逐流，这是人类个体知行的矛盾；另一方面，人们又不能精微地理解这些关系，因为“天”除了蕴涵在自然中，还蕴涵在“人”中。人欲中有天理，天理中也有人欲，但天理却不等于人欲，尤其当人之欲从生物时代过渡到精神时代的时候。如果把“道”理解为天的逻辑理性，那么“德”就是天的实践理性。天的逻辑理性让生物圈构成自洽的食物链，天也正是以这种自洽性表达自己的实践理性即爱生之德：众生平等。而自从人类在诸生物类中崛起，人以其理性为工具，与生物的竞争就不再平等了。而天给予人类以理性，是要人理解天的道德，并代表他执法，法的最高理念依然是“众生平等”，而非赋予人类惟我独尊、在地球上滥用执法权的权力。人与自然“强迫交易”——以低级的机械器具制造换取高级的生物牺牲——的“野蛮执法”短视、急功近利，不公平也不符合道德。
即使以人类中心论而论，“众生平等”理念也比狭隘人本主义更符合人类长远利益；而人与自然分离乃至对立的机械自然观是与天我和谐为一的有机自然观背离的。“人定胜天”是口号，不是真理。欲挑战上天，说明人已足够强大，不过人之理性是天赋的，理性不能把矛头对准理性的赋予者，否则人类比堂·吉诃德的风车之战将更少胜算。当人类文明的发展成为否定宇宙文明的力量，就将意味着人类自身的被否定，因而我们需要足够的远见，文明“进步”的异化形态必须被遏制。
是故，以中国道德哲学而论，科技理性不等于天理，无限制的增长不符合天道，发展以灭绝生物为前提违背天法与天德。人若自恃拥有“理性之剑”，不是“替天行道”而是纵容自己所欲而把自然看作被征服的对象，则“天罚”也许为期不远了。
（四）
《水浒传》中，宋江带领梁山好汉南征方腊前（伐王庆后），大军过秋林渡，一行大雁飞过，浪子燕青援臂弯弓，射杀数只飞鸿，宋江耳闻雁鸣凄厉，仰见雁阵惊散，默默有所悟，怨燕青不该射杀此仁义之鸟〔5〕。小说作者或以此情节暗示，梁山好汉如这大雁一般，南征时队伍浩荡壮阔，北返时将凄凉惨淡、十不一二。现在的天空已经没有可供人类显示射技的雁阵了，农药的使用使农作物大面积丰产固然是人道主义的胜利，却没有考虑对鸟类繁衍的灾难性影响，生物们没有自己的哲学向人类论辩，指出人道主义的野蛮。人类以自己为中心，其活动的目的就是掠夺地球资源以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求，对于大部分动物来说，人类是他们最危险的敌人；即使来自人类的“爱”，也还是把它们关在笼子里参观和赚钱。除了老鼠蟑螂蚊虫，天上地下的大部分生物似乎都厌倦与人类为伍，纷纷以灭绝的方式与世界诀别。进化道路上，人类曾与地球上的各种动物大军同行，但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渐渐地，动物的种类变得稀少，面对动物们零落的尸体，人类似乎无宋江哭梁山兄弟的悲哀，也没有多少惟我独尊的得意，有的只是——冷漠。
作为地球的统治者，人类不断以持续的发展显示自己的强大，可当地球被开采为一架狰狞的髑髅时，人类的末日是否也为期不远了呢？大雁，按着季节的变化出现在我们祖先的视野中，而今却在我们时代的天空消失了，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好征兆。在上帝厌倦人类之前是否应该想想未来，“我身后哪怕洪水滔天”——不是理性的人类应抱有的世界观。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才见出老子的反进步主义之于人类文明的恒久意义。如果将来自然资源稀缺到了这样的程度：为了清洁水源和无污染的空气而大动干戈，饲养着少量动物的动物园的门票要用黄金购买，人们幸福的理想是做原始人，富翁的最高级别是园丁，那么，今日所谓“物质文明”理想又意味着什么呢！异化的文明错乱了本末关系，其实老子早就发现了那个治疗文明异化而“合乎道德地生活”的方法——抱朴、虚静、无为。美好的“新世界”其实就是我们百年人生看见、拥有的自然世界，天堂就在清晨鲜花的露珠里，在秋日天空的雁鸣中，在明湖清波的涟漪上。“抱朴”不是要人回归蒙昧时代，而是使文明发展从容悠闲；“虚静”也非抑制人类的理性想像力，而是以深思熟虑取代蛮勇狂暴；“无为”是为了最高之“为”——人类在宇宙中的生存权不因暴疾而终，而是享尽天年。
“合乎道德地生活”的道德担负需要每个具体的人，而非空虚的“人类”概念。人类作为群体是由个体组成，而个体意志似乎不影响群体行为，但群体意志分明是个体意志的综合。如果每个个体能从“我”做起，领悟自然之道并约束自己的行为，则人类理解的道德就可能与“自然”契合，违逆自然的、异己的力量只能靠每个“自己”克服。那么，何种力量能启示“自然”之“道德”理念被众“心”领悟呢？除了来自自然的教训，有什么超越存在能对人类群体“合乎道德地生活”给予巨大的说服力呢？
我们的知性科学既然永远不能解决我们理性提出的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和我们自身生存所面临的困境，我们是否应呼唤我们祖先曾信仰的神明归来？自然神曾使我们的祖先对自然充满敬畏，在科学时代人们却驱逐了他们，是否有一天自然神能返回到人类的心灵中，来限制人类的某些无法预知后果的行为呢？我们来分析一种现象：在许多人看来，木讷的山民不及城市人体面精明。可是，为什么“土著”山民面对“圣山神水”总是满怀虔诚，双手合十，惟恐得罪，何言破坏；而一群现代都市青年男女却可以恣意毁坏云南香格里拉碧沽天池的自然景观？回答是，因为前者心中有神，而后者心中无神。后者也喜欢美景，但美景在他们理智上是纯粹外在的，是“有用”的“东西”——可用来拍摄电影胶片贩卖赚钱；而在前者，山光水色的本体是“我的祖先，我的母亲，我的神”——灵魂的皈依之地。可见，有神的善与无神的恶，并不因受教育程度而颠倒；或者说，自然神论使人类生活更合乎道德。但是，消逝的诸神能重新回到普世人的心灵中吗？
注释：
〔1〕见《吕氏春秋》的《孟春纪第一》和《仲秋纪第八》。孟春之月候雁北，仲秋之月候雁来——两句在《吕氏春秋》中不是连贯语句，原句“孟春之月：日在营室……候雁北……”；“仲秋之月：日在角……候雁来……”。
〔2〕在更早时期（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岩画中也有大雁形象出现，如我国甘肃的黑山岩画，但画面过于简单，还不是成熟的艺术。
〔3〕《汉书·苏武传》：“昭帝继位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可知苏武的信并未到达汉帝，但常惠能教汉使如彼，而单于信，可见鸿雁传书非虚拟，苏武帛书雁传汉帝也就是可能的；因此后世诗人根据《汉书》演义苏武雁足传书故事也就并非传讹。
〔4〕鸟类的出现可追溯到侏罗纪（距今为1.4亿年）的始祖鸟，白垩纪的无齿鸟类的近鸡目与鸡形目、雁形目关系密切。而雁形目（Anseriformes）形成于始新世，距今5300万～3650万年。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Ⅱ》1992年版，第1057页。
〔5〕见《水浒传》百二十回本第一百一十回“燕青秋林渡射雁，宋江东京献俘”；或百回本第九十回“五台山宋江参禅，双林渡燕青射雁。”本文据百二十回本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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