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是《庄子》的一大特色。战国文章,普遍多假寓言、故事以说理,但仅仅作为比喻的材料,证明文章的观点。《庄子》不仅如此。从理论意 识来说,庄子这一派本有“言不尽意”的看法,即逻辑的语言并不能充分地表达思想。
与此相关,在表现手法上,许多篇章,如《逍遥游》、《人间世》、《德充符》、《秋 水》,几乎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虚构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化在这些故事和其中人物、动物的对话中,这就超出了以故事为例证的意义。
而且,作者 的想象奇特而丰富,古今人物、骷髅幽魂、草虫树石、大鹏小雀,无奇不有,千汇万状,出人意表,迷离荒诞,使文章充满了诡奇多变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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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影响
庄子的散文批判哲学思想博大精深,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因此,庄子不但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哲学家,也是文学史上一位不朽的散文家、艺术家。
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艺术审美方面,他都给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思想史、文学史、美学史、艺术史、审美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作品主题
《庄子》一书,以冷峻的眼光,犀利的笔触,对当时社会存在的诸多病态现象进行了全方位、整体性的批判。在庄子的批判里,从谋权谋名谋利者到鼓吹仁义道德者,从逞辩者到拙变者,再到最普通的庸者,他们在各自的生活圈子里,以各自不同的生活和思考方式,干扰社会的正常秩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阻遏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庄子
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用寓言故事和形象作为依托,是《庄子》的一大特色。除了超常的想象,大胆的夸张艺术是庄子寓言创作的手法,奇特的变形手法亦是庄子寓言中常用的艺术技巧。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名周,生卒年失考,与孟子同时。战国时代宋国蒙邑(今安徽蒙城人,另说今山东东明县人),曾任漆园吏。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也被称为蒙吏、蒙庄和蒙叟。据传,又尝隐居南华山,故唐玄宗天宝初,诏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其著书《庄子》为南华经。
《庄子》是道家学派的言论著作总汇。司马迁认为庄子思想“其要归本于老子”。庄子的文章,想像力很强,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有很大影响。“意出尘外,怪生笔端。”
用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用寓言故事和形象作为依托,是《庄子》的一大特色。庄子曾说:“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1]”从理论意识来说,庄子这一派本有“言不尽意”的看法,即逻辑的语言并不能充分地表达思想。与此相关,在表现手法上,许多篇章,如《逍遥游》、《人间世》,几乎都是用一连串的寓言、神话、虚构的人物故事联缀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化在这些故事和其中人物、动物的对话中,这就超出了以故事为例证的意义。
《庄子》寓言的独特性还在于它的“多义性”。庄子在创造了如此大量、丰富多彩、变化多姿的艺术形式枣寓言之时,其寓意却是比较隐蔽、模糊的。他极少使用正面的说理文字来直接表现自己的思想,而是在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下让人去领悟他的心绪。“寓实于玄,寓真于诞[2]”是庄子散文的具体体现。在混沌朦胧,能柔能刚,不主故常的“通天下之一气耳”的状态中,庄子自我陶醉在他所描绘的幻想的意境之中,那潇洒飘逸与神奇怪谲的文风同时也在浪漫的美的意境中徜徉。庄子不以推理手法,而是通过象征、寓言和气氛,以情感想象来表达内容,这种主观性色彩,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庄子在讲故事时,并没有明白、精确地点明他要说明的道理,而是靠那卓异的形象思维,通过故事自然流露出来。这样,其寓言的寓意就变得多面、模糊,具有“形象大于思想”的特点。《庄子》中的故事极其繁多。往往在一篇之中,运用好些故事,又层层相套,大故事套入若干小故事,形成天方夜谭式层层迭迭的故事群簇,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说明事理。这么多“寓言”镶嵌在文中,使庄子文章显出扑朔迷离的面貌。一个寓言,需要读者再三体味,才能领悟其深层含义;或者同一寓言,不同的人读之会有不同的理解。
这种含蓄的“暗示”手法的运用,正与庄子“道”之玄虚空灵的精神实质相吻合。这种寓言的背后,包藏的是无穷的万象,不尽的意蕴,让人能够捕捉一二却也难以全部领悟,因而也是增加它内涵的丰富和模糊的美。
除了超常的想象,大胆的夸张艺术是庄子寓言创作的手法,奇特的变形手法亦是庄子寓言中常用的艺术技巧。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怪诞奇幻,不同凡响。“大而无当”的话绝不怕说过了头。正如司马迁所说:“皆空语无事实。”其想象无边无垠,无羁无束,甚而荒唐不经。敢于不拘一格,这恰恰是庄子散文获得显著成就的关键。有些故事的夸张和荒诞到达无法想象却仍能使人受骗的地步。
《庄子》的寓言不是一般的“意在此,而寄言于彼”的单纯象征,作者总是比较巧妙地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寄寓在虚妄荒诞的故事中,在变化无穷的情景中含蕴精妙深奥的意旨,于奇幻中寓真谛,于怪诞中寓真实。另外,庄子在虚构寓言故事的同时,将这些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形象也进行再加工,使他们不以原本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而是根据作者的意图不停地转换形象。庄子除却虚化历史人物外,还充分利用了现实生活的真实,将其穿插在虚幻中,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反而更为人所信服。
《庄子》中的寓言大多是庄子精神的自由想象和对摆脱人生困境的途径方法的种种暗示。从广阔宇宙的长空游尘到无形内心的幽思隐情,从丰富奇特的自然景观到形形色色的人生画面,这种变形手法无处不有,庄子运用这种手法把自我感受和体验假托于对象之中,并借助感性直觉到理性直觉的飞跃,使特定的审美体验上升到以形象来表述的哲理高度,从而使某种抽象的本质化的观念获得感性生命的同时,也使无意蕴的感性事物获得理性生命。
庄子寓言创作思想被后人继承和借鉴。他的浪漫主义的寓言创作方法,对唐代的柳宗元有着深刻的影响。施长州《庄子寓言对柳宗元寓言创作的影响》[3]从创作方法、题材、文风、修辞等方面分析了庄子寓言对柳宗元寓言创作的影响。李务云、张秉政、赵家新等人也撰文讨论此类问题。我们现在寓言上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直接溯源于庄子寓言。
《庄子》内、外、杂篇划分标准(艺术特色):
隋唐以后,《庄子》内、外、杂篇之分。“皆依郭本”,逐渐固定下来。这样,这种划分是根据什么标准?或者说,内、外、杂篇有什么区别?就成了学者们,特别是《庄子》注家探讨和争论的问题了。
最早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的是唐代成玄英,他在《庄子注疏·序》中写道:
内则谈于理本,外则语其事迹。事虽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显;欲先明妙理,故前标内篇。内篇理深,故每于文外别立篇目,“逍遥”、“齐物”之类是也。自外篇以去,则取篇首二字为其题目,“骈蹄”之类是也。很清楚,成玄英提出以标题之有无和内容之深浅为划分、区别内篇与外,杂篇之标准。很长时间内,许多学者一直承认、袭用这个标准,例如宋代罗勉道说。“内篇皆先立篇名而篇中意不出此;外篇与杂篇惟摘篇首字以名之。盖内篇命意已足,外篇、杂篇不过敷演其说尔。”(《南华真经循本·逍遥游》)明代陆长庚也说:“ 内篇七篇,庄子有题目之文也,其言性命道德、内圣外王备矣;外篇则标取篇首两字而次第缩之,盖所以羽翼内篇而尽其未尽之蕴者。”(《南华真经副墨·骈拇》)令人冯友兰亦主张“秦汉以后流传之庄学论文,有有标题者,有无标题着,编《庄子》之书者,将有标题者分为一类,将无标题者分为一类。”(《庄子内外杂篇分别之标准》,载《燕京学报》20期)
具有想象力,能够让人读得很带劲,有浪漫主义色彩
善用比喻,富有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