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观点

施教的方法，它的最大特点是着重在启发。孔子根据每个弟子的性格、主要优缺点，而加以相应的及时的教育。子路曾经问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孔子说：“还有比你更有经验、有阅历的父兄呢，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请教再说，哪里能马上就做呢？”可是冉有也同样问过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呢？”孔子却答道：“当然应该马上实行。”公西华看见同样问题而答复不同，想不通，便去问孔子，孔子说：“冉求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勇敢；仲由遇事轻率，所以要叮嘱他慎重。”
事实上冉有和子路的主要毛病正在这里。冉有曾告诉过孔子：“不是不喜欢你讲的道理，就是实行起来力量够不上呢。”孔子说：“力量够不上的，走一半路，歇下来，也还罢了；可是你现在根本没想走！”这就是冉有的情形。子路不然，子路是个痛快人，孔子曾说他三言两语就能断明一个案子。有一次，孔子开玩笑地说：“我的理想在中国不能实现的话，我只好坐上小船到海外去，大概首先愿意跟着我的准是仲由了。”子路当了真，便欢喜起来。孔子却申斥道：“勇敢比我勇敢，可是再也没有什么可取的了！”这就是子路的脾气。孔子对他们说的话，都是对症下药的。
孔子对其他弟子也同样有中肯的批评。颜渊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但因为颜渊太顺从他了，便说道：“颜回不是帮助我的，因为他对我什么话都一律接受！”又如孔子是主张全面发展的，如果单方面发展，他认为那就像只限于某一种用处的器具了，所以说：“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能像器具一样。”可是子贡就有陷于一偏的倾向，所以他就批评子贡说：“你只是个器具啊！”子贡问道：“什么器具呢？”孔子说：“还好，是祭祀时用的器具。”意思是说，从个别的场合看来，子贡是个体面的器具，却没有注意到全面的发展。

循循善诱：
孔子注重启发，他善于选择人容易接受的机会给予提醒。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发愤求知，我是不开导他的；如果一个人不是到了自己努力钻研、百思不得其解而感觉困难的时候，我也不会引导他更深入一层。譬如一张四方桌在这里，假使我告诉他，桌子的一角是方的，但他一点也不用心，不能悟到那其余的三只角也是方的，我就不会再向他废话了。”
孔子又往往能使人在原来的想法上更进一步。子贡有一次问道：“一般人都喜欢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不够。”子贡又问：“那么，一般人都不喜欢这个人呢？”孔子说：“也不够。要一切好人都喜欢他，一切坏人都不喜欢他才行。”
孔子对弟子使用的语言往往是含蓄而富有形象的，让人可以咀嚼，却又很具体。孔子看到有些人虽然不是不可教育，但根本不努力，又有些人却努力而不得其道，因而也没有成就，便对弟子们说：“庄稼是庄稼，可是光有苗头，长不出穗儿来的，有的是；长了穗儿却是个空壳儿，不结米粒儿的，也还是有的是呢！”
孔子在教导弟子的时候，最反对主观自是。他说要根绝四种东西：一是捕风捉影的猜想，二是把事情看得死死的，三是固执自己片面的看法，四是把主观的“我”看得太大，处处放在第一位。

“三人行必有我师”：
孔子也常常以自己虚心的榜样来教育弟子。他曾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什么的，我不过是喜欢古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很勤恳、很不放松地去追求就是了。”又说：“三个人一块儿走路，其中就准有我一位老师。”还说：“我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空空的。但我一定把人们提的问题弄清楚，我尽我的力量帮他思索。”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一个当惯了教师的人，往往容易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架子，有时甚而不知道的也冒充知道。但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孔子却一贯虚心，对于求知是抱有严肃认真的态度的。孔子曾向子路说道：“仲由啊，你知道什么是教育吗？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是真知道。一个教育者是应该这样的啊。”

活到老学到老：
孔子常常以自己的不断求知、积极学习态度来鼓舞弟子。他说：“我学习的时候，老怕赶不上，又怕学了又丢掉。”他又说：“十户人家的村子，找我这样忠厚信实人不难，可是找我这样积极学习的，就比较少。”他时常以不疲倦的学习，以致忘了忧愁、忘了衰老来形容自己。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习和思考都重要，他说：“光是学习，不去思考，就得不到什么；光是思考，不去学习，也是白费精神。”但孔子更重视学习，他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弟子们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只管想来想去，但是没有什么收获，不如实实在在的学习有益处。”

要有恒心，坚持不懈：
弟子有在学习上松懈的，他就加以批评。宰我白天睡懒觉，孔子就说：“烂木头是不能刻上什么的，烂土墙是不能画上什么的，我对于宰我还有什么办法！”子贡忙着批评别人，而放松自责。孔子便也对他说：“端木赐啊，你这么聪明吗？我就没有这么些功夫！”

不能自满：
孔子最反对人在学习上自满。子路看见古代诗歌上有这么两句：“也不害人，也不求人，走到哪里，也是好人。”便老背这句话，满足了。孔子于是说：“这哪里配称好人呢？”

“温故而知新”：
在学习中，他很注重温习，也就是把学习到的东西要巩固起来。他说：“学习会了的东西，时常温习一下，不也很有乐趣吗？”温习就能熟练，熟练就会有创造，所以他又说：“温习旧的，能产生新的心得，这样就有资格当老师了。”

不耻下问：
孔子学问渊博，可是仍虚心向别人求教。有一次，他到太庙去祭祖。他一进太庙，就觉得新奇，向别人问这问那。有人笑道：“孔子学问出众，为什么还要问？”孔子听了说：“每事必问，有什么不好？”他的弟子问他：“孔圉死后，为什么叫他孔文子？”孔子道：“聪明好学，不耻下问，才配叫‘文’。”弟子们想：“老师常向别人求教，也并不以为耻辱呀！”

孔子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其许多教条，“学而时习之”，“三十而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已复礼为”，对旧时代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均是琅琅于口的。一些思想，如“不患寡而患不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成了许多中国人人格修养的重要内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绕不过孔子这个名字。

孔子及其思想，在相当一个时期，没有人责疑，也不允许人们责疑。责疑孔子，是大逆不道，正如对皇帝出口不逊，也是大逆不道一样。直到近代，在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背景下，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增多，人们才开始反思孔子及其思想的消极性，并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自此，孔子及其思想雄风不再，而科学和民主、个人自由与价值的思想，以不可阻挡之势在社会上蔓延发展开来。这是一种时代进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有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孔子被贴上奴隶主阶级代理人标签，遭到猛烈批判。林彪四人帮被打倒，孔子作为文革受害者，处境有了一些改善。九十年代，中国掀起一场抵制西方文化运动，于是孔子进一步热了起来。一些“资深”学者办起杂志，摇旗呐喊。一些大学办起“国学研究所”，为孔子思想复兴进行理论准备。一些城市办起国子监，向少年儿童灌输孔圣人“治家修身平天下”道理。使人看到，在不久的将来，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尊重，又会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光明前景。

“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可以不讲。它太西方了，不合中国国情。而孔子则绝对不能不讲的。正如前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大人所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长新”。不崇孔子，国将不国，民将非民，中华将无以为中华也！

孔子何许人？儒家、儒教思想，又是何物？果真如此超凡入圣、妙不可及乎？

非也非也。世间既无圣人，也无圣物。夸大孔子及其思想，是荒谬的。愚味了自己的头脑，也愚昧了整个社会。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自幼喜欢传统的仪礼制度。同时也做过其他事情。如仓库管理员、管理牧场牛羊的事。三十几岁时，开始讲学为业。有众多学生，相传收弟子三千多人，其中较有名的有七十二人。他整理上古时代的文化典籍，如《诗》、《书》、《礼》、《易》，在保存古代文化上做出一定贡献。晚年专门编修鲁国的史书《春秋》。孔子热心于政治，曾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但终不见用，郁郁而终。其思想观点，集中见这于后人编撰的《论语》。

作为一个教育家，孔子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他第一个大规模地招收弟子，在中国教育史上开了一个先例。他主张“有教无类”，使一些贫寒之士也受到了教育。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如“因材施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不愤不启”，闪耀着教育思想的光辉。即使是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的今天，人们仍然可以从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借鉴到不少有益的东西。

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用格言方式发表了许多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他的文字很短，缺乏进一步展开。与古代希腊、罗马的一些思想家相比，孔子的思想，显得更直观、表面了一些。

孔子的思想观点，有许多积极的东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十分可取的，与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佛教的慈悲思想，有着相通之处。这也是孔子最大的闪光点吧！“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体现了一位智者对人生的豁达态度。“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的人格境界，令人向往。“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体现其爱护人的生命的朴素情感。“军旅之学，未之学也”，体现其崇尚和平的精神。“古之学者为己”，体现其一种更高的治学态度。“鸟兽不可与同群”，体现其积极的入世精神。尤其是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更是体现了孔子对自由人生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孔子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在世界思想文化中，也有一席之地。正因如此，托尔斯泰、爱默生、伏尔泰，都曾经以尊敬的态度对待孔子。联合国有关单位，也把孔子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但是，孔子的思想毕竟是几千年前形成的。受个人经历和时代条件限制，不可避免地具有深刻局限性。许多思想，不但在现代社会看，是十分落后的，而且也背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不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

试从四个方面进行说明。

其一，孔子是复古的，守旧的，而不是向前，创新的。面对变动不已的时代，人们不知何去何从，迫切需要新的价值观去指导时代，促进时代发展。在寻找新的价值观上，孔子是完全失败的。他梦想的是回到西周社会那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秩序。在《论语》这本记录孔子语言的小册子中，不时可以看到孔子向往西周的言句：“周监于两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周公”。他以复古而沾沾自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面对新时代新现象，孔子感到困惑不解，甚至破口大骂：“八俏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在社会大踏步前进时，孔子却试图用旧办法阻住社会的前进，终究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其二，孔子的泛道德主义，是对社会生活的简单化。人类生活离不开道德。道德可以协调人与人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也有利于个人心灵和谐、事业发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仅仅依靠道德，却是远远不够的。人性是十分复杂的，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要为社会尽必要的责任，又要维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人性的复杂性，要求社会从经济、文化、首先、法律、教育、政治等方面，采取不同措施，引导人的思想和行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但孔子则不然。孔子片面夸大道德的价值，似乎只要倡导了道德，社会便太平无事，一切问题均可解决。而对人的权利，正当欲望和利益上的需要，孔子则强调不多。《论语》的许多格言，都体现孔子这种思想倾向。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德治来排斥法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否认追求个人利益的积极意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种种道德诫条约束人们的个性，，抑制人性的正当需求。这种泛道德化的做法，一方面培养了许许多多“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另一方面又抑制了人们的正当利益和欲望，压制了社会的发展。不能不说，孔子及儒家所主张的泛道德主义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其三，孔子的严格的等级思想，对社会进步，也是一种反动。孔子总是把“孝”字挂在嘴巴。他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为了尽孝道，甚至可以牺牲社会公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他宣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使下一代俨然成了上一代的附属品。孔子还有着很深的忠君情结。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要求每个人都要做与其社会地位相符合的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门生曾子也云：“君子滠不出其位”。孔子把最高统治者放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人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忠实地为最高统治者效劳。严格的等级思维，束缚了民众的自由个性和思维，培养了一个个奴才型人格，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越是现代社会，我们对孔子这种等级思维带来的祸害，体会越深！

其四，孔子缺乏一种穷根究底的思维品质。真正优秀的学者，都是真理本位的。如屈原，“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如亚里士多德，“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但是，对孔子来说，并不是真理本位，而是仁政本位。正如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仁政的人性基础是什么？孔子无力解决，也不想解决。使其仁政，终成一种虚幻的乌托邦。不仅如此，孔子对其它许多重大问题，也缺乏进一步思考。如宇宙是怎么产生，人的生命从何处来，为什么会有爱情，灵魂怎么一回事，等等，统统不予追问，缺少对人的命运和世界发展的终极关注。对哲学有一定研究的人知道，这种终极关注，对于思想的广度和深度的开拓，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不但如此，孔子还缺乏求异思维。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否定不同的思想观点存在的价值。所有这些，都使孔子的思想的价值，大打折扣。

由此看来，孔子思想，也是有其严重不足之处的。过份夸大孔子思想的价值，是不实事求是的。

孔子逝世后，他的思想继续流传。若干年后，又出现了孟子。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许多思想，又有不少新的开拓。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派别。

儒家的出现，并不是一个悲剧。它有积极的地方，也有消极的地方。其实世间哪一种学问，不是如此？儒家的真正悲剧，是从汉代开始的。汉武帝为维护其专制统治，采纳其幕僚董仲舒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宗教意义的儒教，而学者孔子也摇身一变，俨然成了儒教教主。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加强，封建帝王网球罗了许多文人学士，对儒家学说进行全面改造，增加了“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大量体现皇权思想的内容，曾经在百家争鸣中展示过骄人丰采的孔孟之道，终于沦为封建统治者奴役和压迫广大人民的帮凶！

儒家发展成为儒教，是中国数千年思想文化史最大的悲剧。它带来的副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是儒家思想的进步，从此停止。后来只能在孔孟文章的条条框框中去思考，不能质疑，不能批判，从而不能有新的发展。二是其他思想派别，难以得到自由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有百家争鸣。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创造上的无穷活力。经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他思想派别也就遭到严重摧残。与儒家思想不同的观点，被视为洪水猛兽。只有道教，关注的是成仙不老之道，佛教，关注的是死后如何超生极乐世界之术，对儒教主和世俗君主不构成威胁，才网开一面，得以生存和发展。三是个人的自由个性和意志，遭到了严重摧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存天理，灭人欲”，一条条禁规戒律，使亿万民众的思想和个性瘫痪，成了封建社会的驯服工具！作为现代社会的自立公民，又有谁不为这么多的人被培养成为封建社会驯服工具，而无限痛心？

孔老夫子在天有灵，理应为自己创建的儒家思想，堕落到这一地步，而痛心疾首！

近代社会喊出“打倒孔家店”，向孔子及儒家思想开战，实属社会发展之必然。孔子及儒家思想不倒，则皇权有可能借尸还魂，则人的个性难以解放，则民主和科学旗帜没有办法进一步高举，则社会的进步发展无从谈起。正如中国近代最优秀的学者之一胡适先生所言：“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捣碎，烧去。”一个世纪中国的思想解放，就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的。

近年来，国人开始对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一件好事。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批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是有利于我民族前进的。

不过，笔者要提醒的是：一，孔子及儒家思想是几千年前那种宗法社会的产物，总体上是落后的。能为当代人采用的东西，是不多的。当代人的思想文化，归根到底是要根据当今及将来社会发展的要求，去创造建设，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二，儒家、儒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儒家，不过是一种学术思想，有积极之一面，也有消极之一面。而儒教则是一种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完全消极的。三，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儒教是主体，绝不等于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主要部分在于儒家思想。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并不在于儒家，而在于共工怒触不周山、愚公移山、后羿射日这样的古神话，在于唐诗宋词这种明朗的时代精神，在于魏晋时代对个人自由和价值的追求，在于地动仪、印刷术等一个个天才创造中，在于黄宗羲、李挚等许多封建叛逆的新的思想中，在于劳动人民对美好的向往中！这些思想文化，在封建主义社会，是备遭到压制的，却体现了人性中的健康因素，符合社会发展要求。新的时代，理应发扬光大！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推翻封建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在积极致力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必将更高举起五四运动以来的民主和科学旗帜，宏扬人的的个性自由和独立，宏扬人的正当利益和欲望，倡导人的独立思考和创新。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只有经过深刻改造，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希望在未来时代，有一个儒家的伟大复兴，完全是痴人说梦！

日正长，路也正长。迎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大胆创造去吧！有谁扮着“千年圣贤”、“万年祖宗”的面孔，阻住你前进的路，一一把它推翻，无论它是妖是鬼，是神是仙！这样才会有社会的进步，才会有人类的更加美好的生活。

参考资料：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33232/3512142.html

现代民主政治的先驱：非孔子莫属

读《韩非子。显学》，再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人文环境，品读《论语》，有充足的理由证明：孔夫子是现代民主政治，或者说是美国民主政治的先驱。

下文是《韩非子。显学》择录：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造诣最高的，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dí，春秋战国之际宋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倡“兼爱”、“尚贤”、“尚同”之说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子张，孔子弟子，姓颛孙，名师，子张其字之儒，有子思子思，孔子之孙，相传《中庸》《缁衣》等为其作之儒，有颜氏颜氏，孔子弟子，疑即是颜回之儒，有孟氏孟氏，即孟子，名轲，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战国中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今存有《孟子》一书之儒，有漆雕氏漆雕氏，孔子弟子，姓漆雕，名启之儒，有仲良氏仲良氏，鲁人，生平无考之儒，有孙氏孙氏，即荀况，战国时赵人，曾讲学于齐国稷下，为一时儒宗，今存有《荀子》一书之儒，有乐正氏乐正氏，孔子门下曾参的弟子，姓乐正，名子春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相里氏，名勤，生平不详之墨，有相夫氏相夫氏，又作伯夫氏，事迹无考之墨，有邓陵氏邓陵氏，《庄子·天下》称其为“南方之墨者”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相反不同，即互相矛盾，观点歧异，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判别真假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真实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反而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意者，推测之词其不可必确定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杂反，杂乱矛盾之行，明主弗受也。

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份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份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识，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回答者：魔力光圈 - 魔法学徒 一级 12-3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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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施教：
施教的方法，它的最大特点是着重在启发。孔子根据每个弟子的性格、主要优缺点，而加以相应的及时的教育。子路曾经问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孔子说：“还有比你更有经验、有阅历的父兄呢，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请教再说，哪里能马上就做呢？”可是冉有也同样问过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呢？”孔子却答道：“当然应该马上实行。”公西华看见同样问题而答复不同，想不通，便去问孔子，孔子说：“冉求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勇敢；仲由遇事轻率，所以要叮嘱他慎重。”
事实上冉有和子路的主要毛病正在这里。冉有曾告诉过孔子：“不是不喜欢你讲的道理，就是实行起来力量够不上呢。”孔子说：“力量够不上的，走一半路，歇下来，也还罢了；可是你现在根本没想走！”这就是冉有的情形。子路不然，子路是个痛快人，孔子曾说他三言两语就能断明一个案子。有一次，孔子开玩笑地说：“我的理想在中国不能实现的话，我只好坐上小船到海外去，大概首先愿意跟着我的准是仲由了。”子路当了真，便欢喜起来。孔子却申斥道：“勇敢比我勇敢，可是再也没有什么可取的了！”这就是子路的脾气。孔子对他们说的话，都是对症下药的。
孔子对其他弟子也同样有中肯的批评。颜渊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但因为颜渊太顺从他了，便说道：“颜回不是帮助我的，因为他对我什么话都一律接受！”又如孔子是主张全面发展的，如果单方面发展，他认为那就像只限于某一种用处的器具了，所以说：“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能像器具一样。”可是子贡就有陷于一偏的倾向，所以他就批评子贡说：“你只是个器具啊！”子贡问道：“什么器具呢？”孔子说：“还好，是祭祀时用的器具。”意思是说，从个别的场合看来，子贡是个体面的器具，却没有注意到全面的发展。

循循善诱：
孔子注重启发，他善于选择人容易接受的机会给予提醒。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发愤求知，我是不开导他的；如果一个人不是到了自己努力钻研、百思不得其解而感觉困难的时候，我也不会引导他更深入一层。譬如一张四方桌在这里，假使我告诉他，桌子的一角是方的，但他一点也不用心，不能悟到那其余的三只角也是方的，我就不会再向他废话了。”
孔子又往往能使人在原来的想法上更进一步。子贡有一次问道：“一般人都喜欢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不够。”子贡又问：“那么，一般人都不喜欢这个人呢？”孔子说：“也不够。要一切好人都喜欢他，一切坏人都不喜欢他才行。”
孔子对弟子使用的语言往往是含蓄而富有形象的，让人可以咀嚼，却又很具体。孔子看到有些人虽然不是不可教育，但根本不努力，又有些人却努力而不得其道，因而也没有成就，便对弟子们说：“庄稼是庄稼，可是光有苗头，长不出穗儿来的，有的是；长了穗儿却是个空壳儿，不结米粒儿的，也还是有的是呢！”
孔子在教导弟子的时候，最反对主观自是。他说要根绝四种东西：一是捕风捉影的猜想，二是把事情看得死死的，三是固执自己片面的看法，四是把主观的“我”看得太大，处处放在第一位。

“三人行必有我师”：
孔子也常常以自己虚心的榜样来教育弟子。他曾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什么的，我不过是喜欢古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很勤恳、很不放松地去追求就是了。”又说：“三个人一块儿走路，其中就准有我一位老师。”还说：“我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空空的。但我一定把人们提的问题弄清楚，我尽我的力量帮他思索。”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一个当惯了教师的人，往往容易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架子，有时甚而不知道的也冒充知道。但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孔子却一贯虚心，对于求知是抱有严肃认真的态度的。孔子曾向子路说道：“仲由啊，你知道什么是教育吗？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是真知道。一个教育者是应该这样的啊。”

活到老学到老：
孔子常常以自己的不断求知、积极学习态度来鼓舞弟子。他说：“我学习的时候，老怕赶不上，又怕学了又丢掉。”他又说：“十户人家的村子，找我这样忠厚信实人不难，可是找我这样积极学习的，就比较少。”他时常以不疲倦的学习，以致忘了忧愁、忘了衰老来形容自己。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学习和思考都重要，他说：“光是学习，不去思考，就得不到什么；光是思考，不去学习，也是白费精神。”但孔子更重视学习，他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弟子们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只管想来想去，但是没有什么收获，不如实实在在的学习有益处。”

要有恒心，坚持不懈：
弟子有在学习上松懈的，他就加以批评。宰我白天睡懒觉，孔子就说：“烂木头是不能刻上什么的，烂土墙是不能画上什么的，我对于宰我还有什么办法！”子贡忙着批评别人，而放松自责。孔子便也对他说：“端木赐啊，你这么聪明吗？我就没有这么些功夫！”

不能自满：
孔子最反对人在学习上自满。子路看见古代诗歌上有这么两句：“也不害人，也不求人，走到哪里，也是好人。”便老背这句话，满足了。孔子于是说：“这哪里配称好人呢？”

“温故而知新”：
在学习中，他很注重温习，也就是把学习到的东西要巩固起来。他说：“学习会了的东西，时常温习一下，不也很有乐趣吗？”温习就能熟练，熟练就会有创造，所以他又说：“温习旧的，能产生新的心得，这样就有资格当老师了。”

不耻下问：
孔子学问渊博，可是仍虚心向别人求教。有一次，他到太庙去祭祖。他一进太庙，就觉得新奇，向别人问这问那。有人笑道：“孔子学问出众，为什么还要问？”孔子听了说：“每事必问，有什么不好？”他的弟子问他：“孔圉死后，为什么叫他孔文子？”孔子道：“聪明好学，不耻下问，才配叫‘文’。”弟子们想：“老师常向别人求教，也并不以为耻辱呀！”
回答者：chenweisi - 助理 三级 12-3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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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其许多教条，“学而时习之”，“三十而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已复礼为”，对旧时代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均是琅琅于口的。一些思想，如“不患寡而患不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成了许多中国人人格修养的重要内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绕不过孔子这个名字。

孔子及其思想，在相当一个时期，没有人责疑，也不允许人们责疑。责疑孔子，是大逆不道，正如对皇帝出口不逊，也是大逆不道一样。直到近代，在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背景下，随着中西文化交流增多，人们才开始反思孔子及其思想的消极性，并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自此，孔子及其思想雄风不再，而科学和民主、个人自由与价值的思想，以不可阻挡之势在社会上蔓延发展开来。这是一种时代进步。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有一场批林批孔运动，孔子被贴上奴隶主阶级代理人标签，遭到猛烈批判。林彪四人帮被打倒，孔子作为文革受害者，处境有了一些改善。九十年代，中国掀起一场抵制西方文化运动，于是孔子进一步热了起来。一些“资深”学者办起杂志，摇旗呐喊。一些大学办起“国学研究所”，为孔子思想复兴进行理论准备。一些城市办起国子监，向少年儿童灌输孔圣人“治家修身平天下”道理。使人看到，在不久的将来，对孔子及其思想的尊重，又会呈现出一种欣欣向荣的光明前景。

“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可以不讲。它太西方了，不合中国国情。而孔子则绝对不能不讲的。正如前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大人所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长新”。不崇孔子，国将不国，民将非民，中华将无以为中华也！

孔子何许人？儒家、儒教思想，又是何物？果真如此超凡入圣、妙不可及乎？

非也非也。世间既无圣人，也无圣物。夸大孔子及其思想，是荒谬的。愚味了自己的头脑，也愚昧了整个社会。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自幼喜欢传统的仪礼制度。同时也做过其他事情。如仓库管理员、管理牧场牛羊的事。三十几岁时，开始讲学为业。有众多学生，相传收弟子三千多人，其中较有名的有七十二人。他整理上古时代的文化典籍，如《诗》、《书》、《礼》、《易》，在保存古代文化上做出一定贡献。晚年专门编修鲁国的史书《春秋》。孔子热心于政治，曾周游列国，宣传他的仁政。但终不见用，郁郁而终。其思想观点，集中见这于后人编撰的《论语》。

作为一个教育家，孔子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他第一个大规模地招收弟子，在中国教育史上开了一个先例。他主张“有教无类”，使一些贫寒之士也受到了教育。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如“因材施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不愤不启”，闪耀着教育思想的光辉。即使是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的今天，人们仍然可以从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借鉴到不少有益的东西。

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用格言方式发表了许多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他的文字很短，缺乏进一步展开。与古代希腊、罗马的一些思想家相比，孔子的思想，显得更直观、表面了一些。

孔子的思想观点，有许多积极的东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十分可取的，与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佛教的慈悲思想，有着相通之处。这也是孔子最大的闪光点吧！“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体现了一位智者对人生的豁达态度。“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的人格境界，令人向往。“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体现其爱护人的生命的朴素情感。“军旅之学，未之学也”，体现其崇尚和平的精神。“古之学者为己”，体现其一种更高的治学态度。“鸟兽不可与同群”，体现其积极的入世精神。尤其是子路、曾晰、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更是体现了孔子对自由人生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孔子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文化宝库中的一笔珍贵财富。在世界思想文化中，也有一席之地。正因如此，托尔斯泰、爱默生、伏尔泰，都曾经以尊敬的态度对待孔子。联合国有关单位，也把孔子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但是，孔子的思想毕竟是几千年前形成的。受个人经历和时代条件限制，不可避免地具有深刻局限性。许多思想，不但在现代社会看，是十分落后的，而且也背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不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

试从四个方面进行说明。

其一，孔子是复古的，守旧的，而不是向前，创新的。面对变动不已的时代，人们不知何去何从，迫切需要新的价值观去指导时代，促进时代发展。在寻找新的价值观上，孔子是完全失败的。他梦想的是回到西周社会那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秩序。在《论语》这本记录孔子语言的小册子中，不时可以看到孔子向往西周的言句：“周监于两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周公”。他以复古而沾沾自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面对新时代新现象，孔子感到困惑不解，甚至破口大骂：“八俏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在社会大踏步前进时，孔子却试图用旧办法阻住社会的前进，终究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其二，孔子的泛道德主义，是对社会生活的简单化。人类生活离不开道德。道德可以协调人与人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也有利于个人心灵和谐、事业发展。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仅仅依靠道德，却是远远不够的。人性是十分复杂的，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要为社会尽必要的责任，又要维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人性的复杂性，要求社会从经济、文化、首先、法律、教育、政治等方面，采取不同措施，引导人的思想和行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但孔子则不然。孔子片面夸大道德的价值，似乎只要倡导了道德，社会便太平无事，一切问题均可解决。而对人的权利，正当欲望和利益上的需要，孔子则强调不多。《论语》的许多格言，都体现孔子这种思想倾向。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德治来排斥法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把“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否认追求个人利益的积极意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以种种道德诫条约束人们的个性，，抑制人性的正当需求。这种泛道德化的做法，一方面培养了许许多多“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另一方面又抑制了人们的正当利益和欲望，压制了社会的发展。不能不说，孔子及儒家所主张的泛道德主义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其三，孔子的严格的等级思想，对社会进步，也是一种反动。孔子总是把“孝”字挂在嘴巴。他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为了尽孝道，甚至可以牺牲社会公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他宣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使下一代俨然成了上一代的附属品。孔子还有着很深的忠君情结。孟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要求每个人都要做与其社会地位相符合的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门生曾子也云：“君子滠不出其位”。孔子把最高统治者放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人们“行己也恭，事上也敬”，忠实地为最高统治者效劳。严格的等级思维，束缚了民众的自由个性和思维，培养了一个个奴才型人格，给国家和民众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越是现代社会，我们对孔子这种等级思维带来的祸害，体会越深！

其四，孔子缺乏一种穷根究底的思维品质。真正优秀的学者，都是真理本位的。如屈原，“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如亚里士多德，“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但是，对孔子来说，并不是真理本位，而是仁政本位。正如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仁政的人性基础是什么？孔子无力解决，也不想解决。使其仁政，终成一种虚幻的乌托邦。不仅如此，孔子对其它许多重大问题，也缺乏进一步思考。如宇宙是怎么产生，人的生命从何处来，为什么会有爱情，灵魂怎么一回事，等等，统统不予追问，缺少对人的命运和世界发展的终极关注。对哲学有一定研究的人知道，这种终极关注，对于思想的广度和深度的开拓，是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不但如此，孔子还缺乏求异思维。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否定不同的思想观点存在的价值。所有这些，都使孔子的思想的价值，大打折扣。

由此看来，孔子思想，也是有其严重不足之处的。过份夸大孔子思想的价值，是不实事求是的。

孔子逝世后，他的思想继续流传。若干年后，又出现了孟子。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许多思想，又有不少新的开拓。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派别。

儒家的出现，并不是一个悲剧。它有积极的地方，也有消极的地方。其实世间哪一种学问，不是如此？儒家的真正悲剧，是从汉代开始的。汉武帝为维护其专制统治，采纳其幕僚董仲舒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儒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宗教意义的儒教，而学者孔子也摇身一变，俨然成了儒教教主。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不断加强，封建帝王网球罗了许多文人学士，对儒家学说进行全面改造，增加了“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等大量体现皇权思想的内容，曾经在百家争鸣中展示过骄人丰采的孔孟之道，终于沦为封建统治者奴役和压迫广大人民的帮凶！

儒家发展成为儒教，是中国数千年思想文化史最大的悲剧。它带来的副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是儒家思想的进步，从此停止。后来只能在孔孟文章的条条框框中去思考，不能质疑，不能批判，从而不能有新的发展。二是其他思想派别，难以得到自由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有百家争鸣。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思想文化创造上的无穷活力。经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他思想派别也就遭到严重摧残。与儒家思想不同的观点，被视为洪水猛兽。只有道教，关注的是成仙不老之道，佛教，关注的是死后如何超生极乐世界之术，对儒教主和世俗君主不构成威胁，才网开一面，得以生存和发展。三是个人的自由个性和意志，遭到了严重摧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存天理，灭人欲”，一条条禁规戒律，使亿万民众的思想和个性瘫痪，成了封建社会的驯服工具！作为现代社会的自立公民，又有谁不为这么多的人被培养成为封建社会驯服工具，而无限痛心？

孔老夫子在天有灵，理应为自己创建的儒家思想，堕落到这一地步，而痛心疾首！

近代社会喊出“打倒孔家店”，向孔子及儒家思想开战，实属社会发展之必然。孔子及儒家思想不倒，则皇权有可能借尸还魂，则人的个性难以解放，则民主和科学旗帜没有办法进一步高举，则社会的进步发展无从谈起。正如中国近代最优秀的学者之一胡适先生所言：“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捣碎，烧去。”一个世纪中国的思想解放，就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的。

近年来，国人开始对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一件好事。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批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是有利于我民族前进的。

不过，笔者要提醒的是：一，孔子及儒家思想是几千年前那种宗法社会的产物，总体上是落后的。能为当代人采用的东西，是不多的。当代人的思想文化，归根到底是要根据当今及将来社会发展的要求，去创造建设，走出一条新的道路。二，儒家、儒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儒家，不过是一种学术思想，有积极之一面，也有消极之一面。而儒教则是一种为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完全消极的。三，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儒教是主体，绝不等于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主要部分在于儒家思想。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并不在于儒家，而在于共工怒触不周山、愚公移山、后羿射日这样的古神话，在于唐诗宋词这种明朗的时代精神，在于魏晋时代对个人自由和价值的追求，在于地动仪、印刷术等一个个天才创造中，在于黄宗羲、李挚等许多封建叛逆的新的思想中，在于劳动人民对美好的向往中！这些思想文化，在封建主义社会，是备遭到压制的，却体现了人性中的健康因素，符合社会发展要求。新的时代，理应发扬光大！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推翻封建主义制度的同时，也在积极致力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思想文化，必将更高举起五四运动以来的民主和科学旗帜，宏扬人的的个性自由和独立，宏扬人的正当利益和欲望，倡导人的独立思考和创新。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只有经过深刻改造，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希望在未来时代，有一个儒家的伟大复兴，完全是痴人说梦！

日正长，路也正长。迎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大胆创造去吧！有谁扮着“千年圣贤”、“万年祖宗”的面孔，阻住你前进的路，一一把它推翻，无论它是妖是鬼，是神是仙！这样才会有社会的进步，才会有人类的更加美好的生活。

参考资料：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33232/3512142.html

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