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教育传统，历朝历代都对教育看得极其之重，乃至于将“教化”列入官吏考核的重要指标。
封建时代的教育，尤其是官办教育，有着不同的目的:首先最常见于史书的，是以培养统治者为目的的“教育宗室/贵胄”；
其次便是以培养官员为目的的、我们极为熟悉的国学、州学、县学教育体系，但封建社会中，私学学塾往往占据了主要地位；
第三，就是以“移风易俗”为目的的广泛兴学，这一持续数千年的行动在蜀地尤为普遍而有效，从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持节入蜀、平复西南，而蜀地文学从此大兴，再到北宋仁宗朝，彭乘在四川普州兴学、“俗遂以变”，也开启了蜀人治蜀的先河——教育，在封建时代，从来都被赋予了特别的政治意义。
那么，古代是不是和现代一样，有着专门的“教材”、乃至于有着全国通行的“标准教材”呢？
事实上，和今人想象的不太一样，即便在古代人眼里，“四书五经”
一类的东西也属于高难度内容，并不能作为启蒙教材。而由于微言大义的存在，即使皓首穷经也不能通读经典，因此，古人也往往只治一科，余者不过通读而已。
而学习儒家经典的年纪，也往往是成年长成后最为合适。比如官学制度较为严密的明朝为例，地区“社学”就以识文断字、粗通文化、了解法律为主，至多教授《论语》、《孟子》；十五岁后，优秀的学生考入地方县学、州学、府学，按规定也只需要习一经，直到二十岁考入国子监，才会要求学习四书五经。
而早在西周时，就出现了“标准识字课本”，也就是周宣王命太史官所作《史籀篇》。如今史料记载足足有九千字的《史籀篇》已经失传，被认为最接近的文字是《陈仓石鼓文》。
周宣王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至于被国人杀死、共和执政的周厉王之子，也是“烽火戏诸侯”以至于葬送西周的周幽王之父。周宣王时期，虽有“宣王中兴”的成就，但宗周对周围方国控制力下降、彼此间愈加离心离德已成为无法挽回的事实。
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文字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不同地区的人们沟通交流越加困难，周宣王于是开展了“书同文”的努力尝试，其成果就是太史官“留”所作的《史籀篇》。按照当时的规定，所有的“史童”都需要学习《史籀篇》，既能读史又能识字。
在春秋战国结束后，秦朝统一天下，秦始皇下令“车同轨，书同文，人同轮”
实施大一统，而其中所谓的“书同文”，就是从《史籀篇》中取字，其中的大篆改写成秦朝小篆、确认秦篆字体在山东六国的统治地位。当时，按照要求，作出了三篇“标准识字课本”。
其中，丞相李斯所作的称《仓颉篇》，赵高所作的称《爰历篇》，太史胡毋敬所作称《博学篇》，后来这三篇被汉初的民间教师合力编纂到一起、断其字章，于是又统称《仓颉篇》，这是因为秦初三篇取名都是以文章内容前两个字命名，比如残存的《仓颉篇》开头就是“苍颉作书，以教後嗣。幼子承诏，谨慎敬戒。”
（《爰历篇》、《博学篇》已失传。）三篇共计三千余字。
《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是最早的具有明确识字课本功能的文字作品，其内容为四字韵文，前后文没有什么逻辑性，也不具备叙事功能，某种意义上，近乎于现代的“字典”。而汉朝人则将其扩展续编，自西汉而至东汉，许多著名大儒，譬如杨雄和蔡邕，都曾续写过“仓颉识字课本”，而汉朝人编写的《急就篇》、《训纂篇》、《劝学篇》也因为内容广博、符合时代等原因，逐渐淘汰掉了字形生僻的《仓颉》三篇。
整个汉朝，都颇受“不能识别前人文字”的困扰。这里的“前人”并非是指的先秦古人，而是有些字在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失传、无人能够识别。因此，武帝、宣帝、元帝、成帝时期都有过“编纂字典”的行动，
意图将天下仍在通行使用的汉字全部记录下来并加以分析整理，成果便是杨雄的《训纂篇》。
而自汉以后，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异体字的现象逐渐减少，官方组织的“断字”活动也越来越少。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也出现了两套并行的“识字教材”体系：一类是官府所承认的“官方识字教材”，譬如梁朝周兴嗣所作《千字文》，文采斐然、内容雅致；
另一套则是流行于民间的“杂字书”，虽不登大雅之堂，但更加浅显易懂、贴近生活，比如面向商人子弟的《山西杂字必读》中有“人生世间，耕读当先。生意买卖，图赚利钱。学会写账，再打算盘。天平戥子，纸墨笔砚。升合石斗，一秤两端。明千明两，不哄不瞒。冷蒸热卖，现吃现端。”包含了淳朴的民间人生观、商业道德、经商技术等。
后者的集大成之作，便是《百家姓》，其目的是让底层民间子弟能够认识、书写自己的姓氏。
而书成于南宋的《三字经》，更是两者相结合的产物，本身由民间口口相传而成、最终由文人修改定稿，因此结合了“通俗易懂”和“内容精深”两方面的优点，同时受到民间和朝堂的欢迎，成为了后世必不可少的标准启蒙教科书。而“三、百、千”的启蒙体系也就此成型，直至今天仍然经久不衰。
如果说“三、百、千”算得上开“通识类教学读本”的先河，那么《蒙求》大概算得上“典故类教学读本”的滥觞。
《三字经》、《千字文》所包含的内容都极为广阔，而唐人所编纂《蒙求》、《兔园策》则以典故为主。《蒙求》同样是四字一句、上下对偶、整齐押韵、便于诵读，以蒙学学童为主要教育目标，但其内容并非“天文地理、无所不含”，而是全部是典故，譬如“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谢安高洁，王导公忠。”
四句三十二个字，提及了八个人。
其中王戎与裴楷同为西晋名士，并包含了“钟会论王戎裴楷”的典故；
王导和谢安分别是东晋初、末年的重臣名臣，都是东晋的力挽狂澜之臣；
孔明、吕望分别指诸葛亮、姜子牙，是蜀汉、西周的第一谋臣，两人在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后世文学作品也常将辅助国政的贤人泛称为卧龙、非熊；
而丁宽和杨振分别是西汉、东汉时期人，一个是关东人，一个是关西人，都是著名学者。
丁宽在学得《易经》之后东归，其师感慨“《易》已东矣！”认定丁宽能以一己之力将《易》学的学术中心从关西转移到关东；而杨振在东汉更是名声赫赫，被称作“关西孔子”，可见其地位之高。
通过学习《蒙求》一类的书籍，可以快速掌握学习大量的典故知识，因此后世模仿它创作了不少作品，比如《二十四孝》、《百孝图》、《女二十四孝》等等。
而另一类则是“历史类教学读本”。中国自有教育以来就极其重视历史教育，历史教育一贯是教育中贯穿始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历史类教学读本”种类更是繁多，甚至可以说占据了蒙学的主要地位。
在这些读本中，通史、断代史、简要介绍、系统介绍等各类型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缭乱。
简略者，如《历代蒙求》，自天地初开、三皇五帝讲到南宋，也不过千字；而详细者，比如《史学提要》，光介绍唐朝就有千余字，其内容详尽至斯，以至于后世不少历史类蒙学作品直接从其中摘抄段落。
教育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方式，而流行于一个时代的教材则会影响和反映出一个时代的人生观、价值观。从古代“教材”的演变，我们能看到古代不同阶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所思所想，也能看到不同历史时期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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