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出状元最多的县是哪个?

广西中状元、进士最多的县---临桂 发布时间：06-12-04 19:42:56 文章来源：广西都市网 阅读: 我要发表评论 龙启瑞：字辑五，号翰臣（1814-1858）：清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道光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在籍开办团练。后历任江西学政、江西布政使。著有《经德堂诗文集》、《小学高注补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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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乾宁二年（公元895年）状元赵观文（临桂县人）、唐未天佑三年（906年）状元裴说（临桂县人）、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状元王世则（永福县人）、北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武状元李珙（永福县人）、清代嘉庆二五年（公元1820年）状元陈继昌（临桂县人）、清代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状元龙启瑞（临桂县人）、清代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状元张勋（临桂县人）、清代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状元刘福姚（临桂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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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乾宁二年（公元895年）状元赵观文（临桂县人）、唐未天佑三年（906年）状元裴说（临桂县人）、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状元王世则（永福县人）、北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武状元李珙（永福县人）、清代嘉庆二五年（公元1820年）状元陈继昌（临桂县人）、清代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状元龙启瑞（临桂县人）、清代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状元张勋（临桂县人）、清代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状元刘福姚（临桂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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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乾宁二年（公元895年）状元赵观文（临桂县人）、唐未天佑三年（906年）状元裴说（临桂县人）、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状元王世则（永福县人）、北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武状元李珙（永福县人）、清代嘉庆二五年（公元1820年）状元陈继昌（临桂县人）、清代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状元龙启瑞（临桂县人）、清代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状元张勋（临桂县人）、清代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状元刘福姚（临桂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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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乾宁二年（公元895年）状元赵观文（临桂县人）、唐未天佑三年（906年）状元裴说（临桂县人）、北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状元王世则（永福县人）、北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武状元李珙（永福县人）、清代嘉庆二五年（公元1820年）状元陈继昌（临桂县人）、清代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状元龙启瑞（临桂县人）、清代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状元张勋（临桂县人）、清代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状元刘福姚（临桂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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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启瑞，字辑五，号翰臣，临桂人。道光辛丑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历官江西布政使。有《浣月山房诗钞》。
我也姓龙 叫龙斌 很土
龙是大陆的第八十五大姓，在台湾则未列入前一百大姓之列。远祖起源于上古黄帝时代。黄帝手下有人名“董父”，因为擅长驯养龙而闻名于世。被黄帝赐姓为“豢龙氏”，董父的后代于是世代掌握“豢龙”一职。到了夏朝帝王孔甲时，又有一个叫“刘累”（传为帝尧后代）的人向董父后代学习驯养龙的技巧，后来被封为“御龙氏”。于是，“豢龙氏”董父和“御龙氏”刘累的后代就有人以“龙”为姓。在古代帝王虞舜之时，朝廷中有人名为“龙”，担任纳言之职（掌管宣达帝王之命）。“龙”的后代也以龙为姓。到了战国末期和秦朝时期，有两个楚国人，龙且，龙未央，祖先不明所出，但是他们的后代，都以“龙”为姓。南北朝时期，我国的西部地区有焉蓍国和且弥国，两国国君都姓“龙”。另外，在古代，古徉柯郡（今贵州大部，广西西北，云南东部）也有大姓，龙姓。龙姓的郡望有三，武陵，天水，渤海。龙启瑞，清朝大臣、学者，广西临桂人。他对经史很有研究，尤其精通音韵学，著有《古韵通说》、《尔雅经注集证》等书。

龙姓起源参考之二
龙，作为中国的图腾崇拜，是神圣和吉祥的象征。说来有趣，世界上本来没有龙，可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龙的形象却比比皆是。中国人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姓氏中也有龙姓。
有关龙姓来源说法不一。据说最早的一支与黄帝时期一位驯养龙的人有关。相传这位养龙的人名叫董父，因为善于养龙和驯龙而出名，被黄帝赐姓为豢龙氏。于是其后代的一支以职业为氏，开始姓龙。其实龙姓的来源相当复杂，在历史发展中，龙姓先后形成了武陵、天水、渤海三大郡望。后来经过不断迁徙，今天龙氏后裔分布在我国许多地方，河南信阳便是他们的聚居地之一。
信阳shi河港乡大田村龙富丽：我们祖上居住在信阳西关，世代在那经商、开药铺，住得挺不错，那时家族人比较多。后来民国年间，日本侵略中国。当时民不聊生，好多人都背景离乡，我们家族的人也和乡亲们一块去逃荒。当时是叔侄两个人在一块，逃难时和（族人）分开了、走散了，走散了只好跟着乡亲们一块走。听人说前面有个龙门新店，那里有个地方叫龙窝，里面还有黑龙潭、白龙潭。我的祖上想我们姓龙，到了龙门新店的龙窝，应该算是到家了。
原先在信阳西关世居的龙氏家族，由于日寇入侵，纷纷逃离家园，跑到河南其他地方，有的还辗转到了江西，甚至飘泊到海外。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和老家失去了联系，而当时到shi河港乡定居的龙氏叔侄二人，经过几十年的生息繁衍，在大田村站住了脚发展到今天的二十多户，七、八十人。成为村中的望族大姓。为什么仅仅几代人，大田村的龙氏就兴旺发达起来了呢？
信阳shi河港乡大田村龙富丽：当时逃难过来，只有叔侄两个人，两条光棍。我们村里人认为龙姓比较吉祥，姑娘都愿意嫁给他们。当时国难的时候，我们这土匪比较多，经常出没。抢民宅，绑架人，勒索人，但他们从来不到我们龙家打扰。用老百姓的话说，我们是龙子龙孙，他怕遭到报应，所以从来不到我们家来打扰。
看来，龙姓对于保护大田村的龙氏后裔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也许算是天时吧，当然还包括地利与人和的因素。不过他们成功的关键主要在于自己的开拓进取。
龙富丽：因为我们这里有黑白龙潭，有龙窝，沾了龙脉的光。但是我认为，在这发展比较好，主要原因是我们龙氏人比较勤劳。初来这时都是荒山，经过几代人开垦，现在种上水稻、茶叶，生活比较好了，家族也比较兴旺了。
大田村的龙氏，是今天众多龙氏后裔的一个支脉。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国龙氏起源很早，分布的地域也相当广泛，除河南外，江西、湖南、安徽、广西、甘肃、云南、贵州等省都有龙氏的聚居地。但他们在我国总人口的比例中并不算多，在百家大姓中排名第85位。此外，除了汉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中也有龙氏。
古往今来，龙氏中出了不少人才。如秦末时楚霸王手下的大将龙且、宋代著名画家龙章、元代大学者龙仁夫、明代的龙正、龙文光以及当代的政治家龙云

海阳

坐落在休宁腹地中央的县城海阳，气势鸿蒙，极像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

首先，率水和横江从两侧穿行而过，它就如同海阳的两扇翅膀，载着这块地方飞行。其次，在海阳附近，矗立着好几座宝塔，为此地增添了几分高亢，也增添了几分神秘。徽州古塔有20余座，约占安徽省的四分之一；而海阳，则是徽州古塔的集结地。在县城边，4座宝塔拔地而起。它们分别为玉几山上的巽峰塔、纹溪河畔的丁峰塔、万寿山上的古城塔，以及南门外的富琅塔。

状元楼（张东俊/摄）

似乎是腹地磅礴的气场，还有道教名山齐云山所带来的鸿运，休宁在历史上一直是全国有名的状元县———从唐武德五年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止科举，1300多年中，全国共录取状元800多个，平均三个市县才有一个；而休宁从宋嘉宁到清光绪的600余年间，本籍和寄籍加在一起，共出了19个状元，远远超过名声显赫苏州府的任何一个县，稳居全国之首。况且，休宁地处偏远，面积不过2000多平方公里，当时人口只有十七八万。

休宁人一直为此而自豪。

我们在休宁县城区内参观。看得出来，这些年休宁有意识地对历史的荣光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在县城的中心，建设了一个高规格的状元广场，广场上的雕刻也相当精美。尤其是城墙上镶嵌的十几幅石质壁画，栩栩如生，描述了莘莘学子“鲤鱼跳龙门”成为状元的整个过程。因为科举成绩斐然，休宁县专门建了一个“中国状元博物馆”，翔实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及休宁县从古到今19个状元的情况。我在里面转了一圈，感觉如同隔世。对于封建时代的科举，我一直很难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样复杂的背景和内涵用简单的话语是很难表达的。虽然科举作为一种取仕制度本身有着它的合理性，但因为在渐变过程中失去健康，也失去方向，加上统治者暗藏着的别有用心和阴谋，所以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就文化而言，最根本的，是应具有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具备道义和良知的灵魂。除此之外，文化还应该具有其他重要功效，那就是开掘人类心智，引领人类的精神走向。而从中国历史长河来看，虽然文化在整体上对于中国社会有着很大的推动和稳定作用，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一直存在诸多弱点，其中最根本的，是缺少一种清晰的方向，对于文化自身所担当的责任也不明确。正因如此，中国文化表现出一个很致命的弱点就是———兴旺的是术，寂寞的是道，所以在很多情形下本末倒置，在很大程度上，它对于自我本身表现得相当无知，对于自己的源头和方向，以及关键部位，一片混沌。

中国的科举制度同样如此。科举是为取仕而形成的一种制度，而到了后来，这种制度扭曲变形，没有了目的，失去了初衷和要求，考试本身变得越来越重要，至于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却变得不重要了。科举本身成为一种巨大的惯性，南辕北辙，越走越远。

在有关资料中，记载的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休宁籍状元汪应铨的一件事，倒是让我感慨颇多。

汪应铨是休宁梅林人，自幼出身书香门第，良好的家庭熏陶以及刻苦学习，使得汪应铨学业进步很快。康熙五十年时，汪应铨中举人；康熙五十七年时，汪应铨中进士。并且在当年康熙亲自主持的“殿试”中，40多岁的汪应铨独占鳌头，一举成为状元，名震天下。汪应铨锂鱼跳龙门，“黄金屋”有了，“颜如玉”也会接踵而至。但汪应铨学业优异，相貌却奇丑，肥硕健壮，也有很多不良的习惯。袁枚曾经在《随园诗话》当中这样记述：“汪度（龄）中状元时，年已四十余，面麻，身长，腰腹十围。”40多岁的男人，当然是结过婚了，汪应铨在老家就有一位结发妻子。即使如此，仍有不少美少女对他倾慕不已，上门提亲主动要求当妾的络绎不绝。这当中有一个家住京城的陆小姐，尤其主动。陆小姐读过书，平日里最爱看的，就是才子佳人剧。她一再让家人派人上门提亲，要给汪状元做妾。汪状元同意了这一门亲事。新婚之夜，新郎新娘第一次见面，烛光之中，陆小姐看到汪状元的相貌后，大失所望，又见状元饮酒后酩酊大醉，粗俗不堪，越想越悔，五更天时，竟悬梁自尽了。这一起由婚姻引起的悲剧在当时闹得满城风雨。后有好事者送汪应铨一副对联：国色太娇难作妾，状元虽好却非郎。

当然，这样的悲剧只能算是科举制度伴生的一个小小花絮。不健康的制度，必然有一些荒诞事发生，由此也可见到科举的虚火。其实科举制度到了后期，由于考试内容越来越僵硬，内容上也变成了八股，这种制度已严重限制了人们的才能和创造力，变成了一种“自娱自乐”的知识游戏和自坠其中的迷魂阵。整个取仕过程因为缺乏合理性，更像是某种程度上疯狂的杂耍，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甚至是病态的自残。从本质上来说，这样的文化现象丝毫不具备对于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当一种制度和措施在方向上出现根本性错误时，这当中的力争上游，又具有什么意义呢？

尽管从现在看，八股取仕完全是南辕北辙，但在当时，休宁县的“人才”辈出，给当地带来了非常兴盛的文风，同时也造就了文化副产品的兴旺。比如当年徽墨的兴盛，绩溪人胡开文正是在休宁县城发迹的。胡开文是绩溪县上庄乡人。乾隆二十年（1755），胡开文从家乡来到休宁县城汪启茂墨店当学徒。由于干活勤快，不怕吃苦，不久，被汪启茂招为上门女婿。乾隆四十七年（1782），胡天柱承继汪启茂墨店，回想到孔庙内“天开文运”匾额的象征意味，于是撷取中间两字，将“汪启茂墨店”改名为“胡开文墨庄”，开始了真正的创业之路。

关于改换店名一事，民间一直流传着李廷圭梦点胡天柱的传说，说是胡天柱继承岳父汪启茂墨店时，墨店已濒临倒闭。胡开文日夜思索着如何振兴店业，有一次他从老家绩溪上庄村省亲回来，路过一座山。当胡开文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天色已暝，胡开文摸到附近一座山神庙里夜宿。睡至半夜，蒙中见到一位白发老翁站立在自己身边，手托一墨。老翁笑道：“我是南唐李廷圭，知你接替汪氏墨店，店业待兴，特来转达神明旨意。你可将店号改为‘开文’，取‘天开文运’之意。”说罢，将一方神墨交于胡天柱，然后飘然而去。传说自然带点神神道道的意味，甚至有胡开文假借神明做广告的嫌疑，但胡开文自此之后摸索出的一套墨模却成功了，用它制出的墨，震动了制墨界和文坛。

现在休宁县海阳镇齐宁街育才巷内，当年制墨高手胡开文的故居仍保存完好。这是一座由大厅、客厅、花厅、八合院、四个四合院、五个大三间以及账房、厨房等组成的建筑群，内有128个门洞相互连接。也就是在这里，胡开文让自己的产品蜚声中外。为了确保原材料的质量，胡天柱令其子在黟县渔亭办了一爿正太烟房，利用渔亭一带丰富的优质松木，精炼松烟，这就为优质产品提供了原料保证。此外，他改革配方，不断提高生产工艺标准，终于生产出一批墨质极佳的著名珍品，如“苍佩室墨”、“千秋光”、“乌金”等。

与几乎所有的徽商一样，在胡开文内心中，同样涌动着仕途功名的愿望。在以墨业致富之后，胡开文从九品头衔开始，一直孜孜不倦地捐官，后来终于被赐予奉天大夫，成为正宗的贵族。有了官衔的胡开文颇为得意，他经常穿着一袭官服，在店里晃晃悠悠巡查，这样的情景，现在看起来似乎有点滑稽，但当时的人们一直用一种羡慕的眼神看着他，头戴花翎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也许是头顶着花翎制墨的感觉更好吧，胡开文此后生产的墨越来越好，直至1915年他的后人所制“地球墨”获得了巴拿马博览会金奖。徽墨终于令世人刮目相看。

晚上，我在休宁的街道上散着步，刚刚下了一场小雨，地面湿漉漉的，空气清新。虽然只是9点来钟，但街道上行人已经很少了，古老的海阳城像历史一样，躲在漆黑的阴影当中。那些当年的沉重和荒诞，都随着永不停滞的横江走了。在这样的地方，我只管安心走路吧，神清气爽———而此时，夜已深了，从四周黑漆漆山峦上潜行下来的风，有点凉意。

万安
万安一直是一个有着精气的地方。

有精气，是指的这个地方气韵深厚。这也是风水之气韵。这个距离休宁县城约两公里的小镇在整体上看起来显得特别灵秀———在它的正前方，一座不大的小山拔地而起，在山上，矗立一座高高的宝塔。优美的横江从镇的南面穿行而过，由西向东，划成一道优美舒展的弧线。弧线的边上，由清一色的红砂石和白墙黑瓦高低错落排列而成。自古以来万安一直是徽州的名镇，曾有着“小小休宁县，大大万安街”的说法。万安古街，在当年的徽州也曾相当有名，它长2.5公里，街道两旁的店铺和作坊摩肩接踵，像流动着的“清明上河图”。过去，万安街不单单是一条商业街，还是休宁至徽州府这条古驿道的重要路段，平日里商旅行人、官府差役往来穿梭，民国时期，这里就有日用百货、南北杂货、糖果、笔墨纸砚、酱油酱菜、豆制品、刻字、罗经等店铺200多家。

从老街交叉的一级级的石阶往下走，有好几个水埠头。这些古老的水埠头就是当年横江边的水路码头。可以想象的是，当年在这里，塔光桥影，竹木环合，多少商旅在这里乘船走向山外的世界。这些水埠头的建造和修缮都是由大家集资的。在万安的老街上，通向一个规模较大水埠头通道边的墙壁上，至今还嵌着一块清嘉庆年间的青石碑，上面记载的就是各店家捐资修水埠头的事。

万安老街（张东俊/摄）

走在万安的古街上，目睹那古色古香的情景，听着那携有古音的休宁方言，恍惚中，我们一下子回到了数十年前，回到了旧时的徽州。在万安古街的一家老豆腐店里，我们更是有这样的感觉，这里的一切都与数十年前没有区别，时光悠悠，仿佛在这里停止流动。做豆腐的吴师傅告诉我们，自他家祖父那一辈起，就一直在这里做豆腐了，他一直生于斯，长于斯，一辈子都从事着做豆腐的行业。对于万安老街的一切，吴师傅熟悉如自己的掌纹。

因为古风悠悠，现在的万安显得很是特别。万安的特别之处还在于，从古到今，它一直是徽州历史上的罗盘生产基地。

当年，在这里活跃着很多风水先生，他们一天到晚抱着罗盘，被邀请到处给人看风水。徽州的风水观念一直是有传统的，徽商携带大笔金钱回乡，大兴土木，无论是从意义和审美上，都有很多要求和讲究，在村落的选址、墓葬以及动土等方面，都有很浓郁的风水观念。万安最出名的，便是生产广泛运用于天文、地理、军事、航海和居屋、墓葬选址上的重要仪器——— 罗盘。在海阳，就出过一个很有名的风水师何可达，徽州的一些村落，比如说唐模、宏村等，都曾经请他看过风水。当然，除何可达外，当年万安的风水师数不胜数。

因为风水师的活跃，作为风水师手中的工具——— 罗盘，就显得尤为重要，万安一带的罗盘制作也就形成了传统。当然，徽州罗盘的兴起，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明代前期，徽州海商的发展，罗盘由于能应用到航海业上，所以在生产上一时繁荣起来。

万安罗盘按盘式可分三合盘、三元盘和综合盘三种，按直径分有11种规格。万安所产罗盘，设计独特、选材考究、制作精良、品种齐全，被奉为罗盘正宗，人称“徽罗”、“徽盘”。而在当地，罗盘的专业说法是“罗经”，对风水先生的尊称则为“罗经师”。

万安罗盘承载着中国古代天文学、地理学、环境学、哲学、易学、建筑学等各方面的文化信息，传承磁性指南技术及相关技艺，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社会史、人居环境及古徽州的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

2006年初，万安罗盘作为“民间手工技艺”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万安历史上的罗盘店铺和作坊中，有一家店面叫方秀水罗经店。在方秀水的罗经店里，曾有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这个孩子一直和五六个学徒一道，跟在方秀水师傅后面学习技艺。几年下来，由于这个孩子天资聪明，学习勤奋，很快脱颖而出。这个孩子就是吴鲁衡。吴鲁衡在掌握了罗盘制作的技艺之后，不久，自己就单立了门户。吴鲁衡店面开张后，由于制作的罗盘精确美观，很快与方秀水罗经店分庭抗礼。1901年，万安罗盘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当时选送的，就是“吴鲁衡”牌罗盘。这个罗盘至今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在万安古镇，我们见到了“吴鲁衡”罗盘的传人詹运祥。老詹今年68岁，现在，他和自己的女儿、女婿一起继续生产着“吴鲁衡”牌罗盘。不过，现在的“吴鲁衡”已分为涵记和毓记两家了，老詹只是“涵记”这一支。当年，詹运祥是作为吴家上门女婿获得继承权的，追溯起来，他算是吴鲁衡的第六代传人。承权的，追溯起来，他算是吴鲁衡的第六代传人。

万安罗盘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罗盘制作技艺，在长期生产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对技艺流程和技艺手法有严格要求。

制成一具罗盘，一般要经过8道工序，首先要精选特等木料“虎骨木”。“虎骨木”学名“重阳木”，詹运祥介绍说：“刻罗盘一般我们用两种木质，一种是‘虎骨木’，另一种则是银杏木。这两种树木质比较细韧，而且墨写上去不会洇开，很清楚，很好看，盘面不变形，油漆出来的字也很清晰。”

制作罗盘的步骤是这样的：先精选好“虎骨木”，制成罗盘毛坯；然后将毛坯车圆磨光并挖好装磁针的圆孔；随后在上面画格和书写盘面，按太极阴阳、八卦二十四爻、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十二生肖、二十八宿分野和365周天依次排列，按秘藏图谱刻画书写；接着熬炼桐油并往罗盘上抹桐油；最关键的是安装磁针，这往往是绝活，它一般由店主在密室内单独操作，从不示人。

詹运祥说：“最难掌握的是组装磁针。一点不能有偏差，偏差了，盘面上的整个度数都会不准，以后这个盘就不能用了，就算是一个废盘。这是分金，之后就是写字，一般盘面上的字不能写错，你写错了哪能使用呢，就不能用了。装针，指南针装上去之后呢，除了针对准以外，还要灵活，不褪磁。再一个，使用寿命要长，还保证针的精确度，灵敏度。”

罗盘真的有神秘功能吗？我们向詹运祥提出这个问题，詹运祥笑而不答。他是不太好回答吧。的确，风水的作用也在分化，那种神秘性的暗示意义正在退去；比较时兴的，只是风水的美学意义。詹运祥告诉我们，现在，他已很少亲自去做罗盘了，只是在关键的部位做一做，其他的，都叫女儿和女婿们操作。自己很多时间都是受别人的邀请去看风水，也正是靠这个，赚一点钱。

为什么偏僻小镇万安的罗盘会如此兴旺发达，而且海阳和万安会出现如此多的风水师呢？

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这样的存在状态与徽州的文化风气有着相当的关联，众多的风水师其实都是有文化的人，也是从小立志科举的人，当他们从科举的路途中失利之后，除了无奈之外，同样积淤于胸的，还有怨气和悔恨。而这个时候，他们的身体变得孱弱，四肢变得无力，年纪也变得很大了，这时，他们只能拿着个罗盘，运用在读书时涉及的一些旁门左道，以这种方式自食其力。这样的存在状态，应该是万安乃至整个徽州为什么竟有如此之多的风水师的重要原因吧。

万安古埠（张东俊/摄）

当然，在徽州，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在乡野中，在民间，一直隐藏着一些“闲云野鹤”。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有着经天纬地之才，有着鸿鹄之志，但由于缺乏路径，又不甘为人所轻，所以多隐匿民间，逍遥山水，不问世事。这样的态度，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 “立功”于社会，便躲进自然的天地里自娱自乐。当然，绝大多数的逃避者都是故作姿态，是一种无奈，在失败中消除志向，渐渐地又把这种消除当作志向。在一片科举的洪流中，只有他们，固守于偏僻的书院或乡村，积薪传火，战战兢兢地维系着一脉微弱的火种，孤独地苦练着“六脉神剑”。

吴鲁衡是在他60岁那年过世的。据说吴鲁衡的墓址，是当时一位最知名的风水先生握着吴鲁衡亲手制造的罗经，为他选定的。吴鲁衡的墓地就在万安老街对河，也就是现在的万安钟塘村。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一辈子与风水打交道的吴鲁衡来说，横江边上的这一片土地，才是他心中的天堂。

这个无法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