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为红色，象征革命。国旗中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分别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四颗小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其间的位置关系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星采用黄色是为了在红地上显出光明，也表示，中华民族为黄色人种。
国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到1949年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天安门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举行开国大典的盛大场所，用天安门图案作新的民族精神的象征。用齿轮、谷穗象征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用国旗上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大团结，鲜明地表现新中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义勇军进行曲》：在新中国建立前夕，人民政协开会商讨国歌。著名画家徐悲鸿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委员力荐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毛泽东、周恩来当即表示支持他们的意见。但有人认为新中国就要成立了，而此歌的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时了，主张改词。周恩来发言，提醒大家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留下这句话，让我们耳边警钟长鸣。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主席按动升旗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对于中国人来说，《义勇军进行曲》最能唤起内心的强烈共鸣。全国各族人民同唱这一首国歌，将不断激发出爱祖国、爱人民、一往无前、自强不息的精神，增加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自豪感，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而努力奋斗。
《义勇军进行曲》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曲，当《风云儿女》开拍时，田汉作词，并请聂耳谱曲，但田汉歌词还未写出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
田汉后来被关在龙华监狱，他在狱中偷偷地把歌词写在两个烟盒的被面，趁家属探监之便带了出来。聂耳接到歌词时，已准备去日本，他立即谱出初稿，让朋友试听，并听取意见，但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修改，只好带到日本。
聂耳到日本后不几天，就将曲谱修改好了，很快地寄回电影公司，进行组合录音。随着影片《风云儿女》的问世，《义勇军进行曲》很快流传开来。
1934年春，上海影坛新成立了一家电通影片公司。这是一个由共产党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左翼电影公司，由夏衍、田汉负责电影创作，司徒慧敏担任摄影场主任，编导演阵容则由袁牧之、应云卫、孙师毅、陈波儿、王人美、王莹、吴印咸、聂耳、吕骥、贺绿汀等组成。“电通”的首部出品是袁牧之编剧，应云卫导演的《桃李劫》，影片的主题歌《毕业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随着电影的上映，很快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歌曲之一。田汉承担了“电通”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的创作。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是田汉写的。这首歌是电影主人公诗人辛白华写的长诗《万里长城》中的最后一节，田汉原本是想把这首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后因被捕而未能如愿。田汉的原诗是这样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进，前进！”跟后来影片中唱的仅有微小的出入，应该是作曲者聂耳因音乐的特性作了调整。聂耳到日本后，他又对曲谱作了修改。日本的一帮朋友们先听为快，聂耳自己也很满意。 1935年4月，身在日本的聂耳将曲谱定稿寄回上海，由孙师毅和司徒慧敏转交给《风云儿女》摄制组。三个月后聂耳不幸溺水遇难，年仅24岁，《义勇军进行曲》也因此成了聂耳的绝唱。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协开会商讨国歌，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提出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这一提案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义勇军进行曲》中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之词，恐怕不合适。徐悲鸿表示：这没有什么不合适，法国就有以战斗性的《马塞曲》作为国歌的先例。周恩来支持了他的意见，认为中国人民虽然获得了解放，但以后还会有战争，有危难，应该居安思危。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义勇军进行曲》成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内容全部来源于网络收集，如有侵权，请联系网站删除：QQ：24596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