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的学术成就

2025-02-10 0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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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文研究工作，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所著《修辞学发凡》出版于1932年，全书共分12篇，分别讲述修辞学的各个方面。其特色之一是引例丰富。所引用的书约250部，单篇论文约170篇，方言、白话各种文体兼收并蓄。二是归纳系统，阐释详明。该书在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文中种种修辞方式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归纳。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理论，进而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辞趣两种。辞格归纳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陈望道是中国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带进汉语修辞领域的学者。
他在谈到写作的目的时说，该书“是想将修辞学的经界略略画清，又将若干不切合实际的古来定见带便指破。除了想说述当时所有的修辞现象之外，还想对于当时正在社会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如复古存文，机械模仿,以及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等，进行论争，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1962年重印前言》）。《修辞学发凡》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开拓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刘大白(1880年～1932年)在序言中指出，正如《马氏文通》（1898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一样，《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作，“书中既引古人文章为证,并及今时通用语言,不但可以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而且可以为初学者之津梁。（《修辞学发凡》初版刘序）陈望道先生是我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党的早期成员之一，深深懂得干革命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办教育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在他主持复旦大学行政工作期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忠诚于祖国的教育事业。
当时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有关办学方针、重大决策和干部任免，他都提交党委集体讨论然后作出决定。这就使学校在党委的领导下，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取得较大的成就。
在办教育的过程中，陈校长坚持根据我国教育实际，制订学校的教学制度。他担任校长初期，就遇到了如何借鉴苏联经验的问题：是不顾民族特点，一味照抄照搬呢，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我国具体情况出发?
这里举一个小的例子，五十年代初期，我们高校曾借鉴苏联的办学经验，当然其中有不少好的地方，不过当时把他们的六节一贯制的作息制度也照搬过来了。一个上午学生要连上六节课，上完第四节课之后，给每个学生发一个小面包，接着再上两节课。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陈望道校长指出：中国的午餐时间同苏联不一样，两国学生的健康素质也有差别，怎能不顾事实照搬别国的经验呢? 后来这一做法很快被纠正过来了。
1952年院系调整后，华东地区11所大学的有关专业调整到复旦大学。与此同时，许多著名教授专家也一起调到复旦。起初有些教授对院系调整想不通，情绪不稳定。陈望道先生针对这一实际问题，认真做好思想工作，促进教授间的团结，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例如为了动员外文系一位教授出来担任系主任，他一连三次登门造访。
对中青年知识分子，他更是爱护倍至，创造各种条件，使他们健康成长，一旦作出成绩，又及时给予提拔。由于陈校长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热情关怀他们，许多教授的思想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安心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取得了一批成果。事实证明这些教授的到来，壮大了复旦大学的师资队伍，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建设一个良好的学风，对于任何一所大学来说，都是必要的。为了使复旦有一个好的学风，陈校长在一些重要的场合都要谈学风问题。
1963年他专门向全校师生作了学风问题的报告。陈校长指出：学风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涉及面广，与全校一切人、一切事有关，因此要动员全校所有人都来参与学风建设。同时，他又指出：优良学风的形成，是一个需要长时期的思想上启发和行动上实践的问题。但是主要是思想先行。陈校长的报告在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通过这次全校范围对学风问题的讨论，大大促进了学校优良学风的建立。许多学生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学生学业基础扎实，毕业后分配到祖国各地，大都成了栋梁之才。
陈望道先生不仅倡导建立优良的学风，而且还身体力行，积极实践。他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主张讲究实际，反对说空话，无论是办事还是写文章，他都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他常说，评价一个人，关键在于看他做了些什么，不在于听他说了些什么。他反对写那种长而空的文章，强调必须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积极提倡从事创造性的研究，反对人云亦云，总之，无论在治学精神方面，还是文风方面，陈望道先生都不愧为复旦人的楷模。陈望道先生在复旦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对科学研究也十分重视。他清楚地认识到，搞好教学，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是大学的一件头等大事。但是，如果学校不同时重视和发展科学研究，教学水平就无法提高，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陈校长极力倡导开展经常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并且强调学术研究中的科学态度。
为了适应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的需要，复旦大学自1954年1起开始举行校庆科学讨论会。通过一年一度的大型科学报告和讨论，既检阅了全校师生年来的科研成果，也有力地推动全校学术讨论的开展。
这种形式，除了文革期间被迫停止了一段时间外，直到今天，复旦大学仍然每年都举办一次科学报告会，到1990年已举行了24届，参加的除文理科、科学技术外，还扩大到机关和管理部门。这种科学讨论会，按照过去陈校长的意见，要认真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认为坚持开展不同学派、不同见解的自由讨论，既是繁荣科学的途径，也是提高科学工作者的手段。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陈望道先生不仅积极提倡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而且还身体力行，带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从事一辈子进步的语文运动，也从事了一辈子语文研究。1952年起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等职。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一书曾得到毛泽东同志和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在市委和校党委支持下，他在我校设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来在改为语言研究室），由他亲自主持工作，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1961年，陈望道先生担任《辞海》主编的任务。经过全体编写人员四年的辛勤劳动，《辞海》于1965年出版了。
1975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仍坚持学术研究，最后竟然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
陈望道先生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可以说是著作遍海内，桃李满天下。特别是他本人治学严谨，是值得后人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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