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天佑那时的历史背景

　　光绪七年(1881年)，詹天佑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到了上海。上岸第一天，就听说曾国藩已死，由淮系军阀李鸿章接任北洋大臣。留学生们便搭乘轮船，从上海转到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报到，听候清政府的派用。
　　詹天佑在天津住进了海河边的一家小客栈。房间又热又闷，浑身汗水涔涔，很不舒服，他的心情益加烦躁不安。
　　那些日子，留学生们有门路的都走门路去了。惟有农家子弟出身的詹天佑无门路可走，也不愿走门路。到天津后，有钱的同学纷纷住进了大旅馆，而他却住进了这又破又脏的客栈。
　　虽然，他口袋里还有一封信，一封他最敬爱的老师容闳亲笔书写的八行书，是给当朝某权贵的，但詹天佑羞于拿出来。他是容闳最得意的弟子。在美国留学时，容闳曾鼓励詹天佑，希望他能做中国的伊藤博文。他说，伊藤博文提倡西学，使日本走向富强，中国也要自己的伊藤博文，才能使国家进步。这时詹天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他立志发奋努力，要用科学救国。
　　尽管詹天佑的学习成绩斐然，但和留学生正监督吴子登的关系越搞越坏。吴子登是著名顽固派，认为中国学生到外国留学是“离经叛道”。
　　几天以后，留学生们终于被戈什哈引进北洋大臣的衙门。正官厅上，坐着的那人就是威名赫赫的李鸿章。李鸿章用眼扫了留学生一眼，看他们一个个袍褂不整、帽斜辫歪的样子，心想：靠这些学生娃娃能富国强兵？李鸿章很想教训一通，但还是忍住了。他想这些人大都与朝中大臣有交往，不少人还送了八行书和见面礼。他对其中一人非常看不顺眼，此人西装革履，连辫子也没有一条。他从花名册中查到这人的名字――詹天佑。猛然想起吴子登信中讲过的几句话：“若再放任这些官学生。。。他日学成回国，不但对国家无好处，反而贻害无穷。”想到这里，李鸿章拍桌骂起来：“离经叛道，无父无君！”
　　詹天佑对李鸿章的粗暴态度非常反感，想反驳几句，但终于忍住没有开口。戈什哈马上大喊：“送客――”这一场戏剧性的接见就算结束了。
　　回到客栈，詹天佑烧毁了容闳给他的八行书。过了几天，北洋衙门发榜，詹天佑的名字赫然榜末，被派往福州船政局谴用，到水师学堂学习驾驶。
　　就这样，詹天佑学非所用，消磨了整整七年的时光。
　　现在,<詹天佑>被作为小学六年级课文收录在义务教育课本里，每一个人看到詹天佑的修建中国第一条铁路经过和詹天佑的爱国精神，无不感动。在课本中，詹天佑被称为“杰出的爱国工程师”。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时代（所谓康乾盛世）；也是中国灾难深重，在世界列强的坚船利炮下彻底失败的时段。这种历史的研究应该说很多了，各种说法很全面。
　　清朝女真人入关，带着屠城的暴力、圈地的野蛮、剃头的高压分步统一了中国，扩大了疆域，文字狱打压文化中人，一直采用极为野蛮的方式压榨人民。使得中国下层不断出现各种反抗。当然，到雍正、乾隆时代也确实创造出了很多文化、经济上的辉煌，主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大、产值高、较为平定，所谓歌舞升平泰平年。其实，极端专制的封建社会一直就没有真正平静过，主要表现为统治阶级内部的利益之争、毫无生气的奴才表演；到了道光时期确实“万马齐喑究可哀”。康熙雍正乾隆等统治者对外实行闭关锁国，中止了明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对内施行野蛮统治，扼杀了经济、文化的进步。因此， “康乾盛世”时期中国逐步落后于西方，并不值得今人自吹自擂、引以为光荣，算作“民族骄傲”。
　　清朝腐败无能的原因就在于：皇帝困于内廷官僚、上下官僚沆瀣一气。民族歧视下的满清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缺德少才的满蒙王公、贵族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朝廷执掌大权的达官贵人和各省巡抚总督，大多数为满蒙世袭，昏庸腐朽不堪。中国的国力都消耗在这帮心黑的纨绔子弟手中，各种生产没有多大发展。
　　英国特使马戛尼在（乾隆后期的）出使日记中指出：“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在马戛尼眼中的康乾盛世真相是：“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英使马戛尼当时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把满清政权看作“一艘破烂不堪的巨大船舰”，预言它将“不再有纪律和安全”。
　　更为主要的是整个官僚统治阶级普遍虚伪矫饰，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只有在强大刺激来临时才有一点本能反应，根本看不到世界发展变化的潮流，没有任何先进性可言，进贡、贸易进口的尽是各种玩物。嘉庆要勤俭，一群官员就像花子一样上朝比谁补丁多。
　　吏治最为腐败，主要表现为买官卖爵，各种官场就是相互勾结、互相贿赂的关系，不仅造成晚清洋务运动失败，也是清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当官需要银子，就要想办法在百姓中挖银子，一派黑心造就一片黑暗，“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只是冰山一角。
　　就连林则徐等开明大员也是落后得可笑，认为英国人穿靴行动不便，极易对付。对世界西方的了解还不如明朝后期。原来的茶叶、瓷器等贸易为什么变成了“鸦片贸易”？为什么洋务运动最后付之东流？关键是皇家昏庸、官僚腐败、劣币淘汰良币的结果。
　　文化落后，就在于没有民主、没有公正、没有紧跟潮流的危机感。光有热血、不怕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没有学习科学技术的良好机制，没有创新的竞赛，没有人民大众的崛起终究无法实现国家的兴盛。当一切向钱看之后，想尽办法化国为家，大“清”的气数就尽了。
　　腐败在于特权，中国的腐败就在皇家专制、官本位，使得遍地自私自利的小家子气淹没了一切青年的锐气，一群唯利是图的人变相成为“卖国者”，当他们一心搞点名堂时，得到的只是一败涂地。种下的是“龙种”，生出的是跳蚤。
　　中国需要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伟大的骨干力量，没有同旧传统势力彻底决裂的决心和意志就无法改变“小生产的狡诈”和私有制瓜分人民、国家的历史。这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根本原因。
　　袁世凯为讨好那拉氏，1902年奏请修建一条专供皇室祭祖之用的新易铁路（高碑店至易县）。坐火车去祭祖，那拉氏自然高兴。为了不误1903年祭祖之用，命袁世凯于六个月内完工。袁世凯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尽管此路价值不大，却是中国人自修铁路之始，因此詹天佑仍是非常重视。詹天佑彻底抛弃了当时外国人必须在路基修成之后风干一年才可铺轨的常规，仅用四个月的时间以极省的费用建成新易铁路。大大鼓舞了中国人自建铁路的信心，为后来京张铁路的修筑打下良好基础。
　　张家口为北京通往内蒙古的要冲，南北旅商来往之孔道，向来为兵家所必争，因此京张铁路就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当清廷要修京张路的消息传出后，在华势力最大的英国志在必得，视长城以北为其势力范围的沙俄誓不相让，双方争持不下，最后达成协议：如果清廷不借外债，不用洋匠，全由中国人自修此路，双方可都不伸手。这样，清政府就打消了求救于洋人的念头而一心自修了。
　　1905年5月，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成立，以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会办兼总工程师，1906年詹天佑又升为总办兼总工程师。詹天佑清楚地知道这一任务的艰巨性，他首先必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冷嘲热讽：有人说他是“自不量力”，“不过花几个钱罢了”，甚至说他是“胆大妄为”。他给他的美国老师诺索朴夫人的信中就这样说：“如果京张工程失败的话，不但是我的不幸，中国工程师的不幸，同时带给中国很大损失。在我接受这一任务前后，许多外国人露骨地宣称中国工程师不能担当京张线的石方和山洞的艰巨工程，但是我坚持我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和民族责任心。
　　詹天佑勘测了三条路线，第二条绕道过远为不可取。第三条就是今天的丰沙线。由于清廷拨款有限，时间紧迫，詹天佑决定采用第一条路线，即从丰台北上西直门、沙河、经南口、居庸关、八达岭、怀来、鸡鸣驿、宣化到张家口，全长360华里。全线的难关在关沟，这一带叠峦重嶂，悬殊峭壁，工程之难在当时为全国所没有，世界所罕见；坡度极大，南口和八达岭的高度相差180丈。詹天佑把全线分为三段：丰台到南口为第一段，南口到康庄为第二段，余为第三段。
　　1905年9月4日正式开工，12月12日开始铺轨。就在铺轨的第一天，一列工程车的一个车钩链子折断，造成脱轨事故。这一下成了中国人不能自修铁路的证据，各种诽谤中伤纷至沓来。但詹天佑没有惊慌失措，反倒冷静地想到：此路坡度极大，每节车厢之间的连接性能稍有不固，事故就难避免。为此，他使用了自动挂钩法，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1906年9月30日第一段工程全部通车，第二段工程同时开始。难关就在第二段，首先必须打通居庸关、五桂头、石佛寺、八达岭四条隧道，最长的八达岭隧道1，092公尺。这不仅要有精确的计算和正确的指挥，还要有新式的开山机、通风机和抽水机。前者对詹天佑都不成问题，而后者当时中国全都没有，只在靠工人的双手，其困难程度可以想见。他们硬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08年9月完成了第二段工程。
　　第三段工程的难度仅次于关沟，首先遇到的是怀来大桥，这是京张路上最长的一座桥，它由七根一百英尺长的钢梁架设而成。由于詹天佑正确地指挥，及时建成。1909年4月2日火车通到下花园。下花园到鸡鸣驿矿区岔道一段虽不长，工程极难。右临羊河，左傍石山，山上要开一条六丈深的通道，山下要垫高七华里长的河床。詹天佑即以山上开道之石来垫山下河床。为防山洪冲击路基，又用水泥砖加以保护，胜利完成了第三段工段。
　　对于工程上的困难，詹天佑从未放在眼里，对于人为的障碍却使詹天佑忧愤至极。清河有个叫广宅的人，是前任道员，皇室载泽的亲戚，朝野均有势力。铁路恰经其坟地，他即率众闹事，阻止工程，私下又许以重贿，要求改道。邮传部竟不敢过问。这里北面是郑王坟，南面是宦官坟，西面是那拉氏父亲桂公坟，要大改道不知要浪费多少时间和经费。詹天佑以受贿为可耻，绝不改道，竟以去留相力争。最后因五大臣出洋被炸，载泽吓得不敢与闻外事，广宅才因失去靠山而同意经其坟墙以外通过。
　　那拉氏为修颐和园每年不惜数千万金，独不愿为修路出钱。京张铁路经费全靠关内外铁路的赢余，而此款却被控制在英国汇丰银行手中，正当进入第二段工程时，汇丰银行故意刁难，拖付款饷，造成误工。詹天佑既不善钻营于权贵，更耻于逢迎于洋人，因而愤懑至极。
　　帝国主义无时不想夺取此路，工程一开始，日本人雨宫敬次郎就上书袁世凯说：中国人无力修成此路，不如聘请日本技师较为稳妥。英国人金达也来替日本说项。詹天佑以此路决不任用任何一个外国人为由断然拒绝。居庸关遂道工程开始后，三五成群的外国人，以打猎为名常来窥探，他们希望工程失败以便乘人之危。詹天佑以出色的成绩为中国人出了这口气。

詹天佑，字眷诚，江西婺源人。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儿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 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6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詹天佑儿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P116）密测量。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詹天佑果然成功了滦河大桥建成了。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詹天佑带着测量队，身背仪器，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应该出于工程人员之口。”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复勘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迭，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中间的一段时间【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1949年以后为当代】，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历经苦难的一段历史。

詹天佑修筑了京张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