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赞美材料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一．曹操诗歌创作的一大成就，是开创了文人“拟乐府”诗歌创造的全盛局面。借古题写新事，如《薤露》、《蒿里》，乐府旧辞皆为挽歌，曹操却用悲凉苦恨之调。
二．悲凉沉雄的独特艺术风格，他的诗特别能表现出他的个性，有政治领袖人物的宏大气魄，本色质朴大抒情浓郁，表现了他高远的志、坚定的信心、卓越的毅力和雄伟的气势，悲歌慷慨，气韵沉雄。如《短歌行》写得高远阔大，有君临天下之气度，与坚若盘石的信心和意志，能激发起读者积极向上的奋进精神。
我看曹操
汉季乱世,天下豪杰并起,战事年年不断.常言道:”时势造英雄.”此天道使然.毫无疑义,曹操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的一个于冥冥中背负了历史使命的人物.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从一出场起，因许邵的一句“治国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成为千百年来那个深入人心的白色脸谱。又有一句难以考证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至此，一代奸雄的称号似已成为盖棺定论。
其实无论奸雄也好，枭雄也好，都不重要，曹操就是曹操，他的价值，举三国而观，竟无一人可以取而代之。曹操一生转战四野，曾斩黄巾，讨董卓，灭袁术，收张绣，南取荆州，北伐袁绍，东破吕布，西征张鲁。又平定了三郡乌丸及韩遂，马超之乱，可谓战功赫赫。可惜赤壁一役未能告捷，否则可真要成千秋万载之霸业了。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纵横三国的人物，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在我们看来，也着实让人震惊！他的谋略，他的思想，他的性格，他的胆识，他的文采，共同构成了这位超世之杰非同凡响的个人魅力。
早在十常侍专权，何进谋诛宦官，欲招西凉董卓入京之时，年轻的曹操就预测这将是一场灾难，他对何进的决定不以为然，认为若欲治罪，当除元恶，但付一狱吏足矣！”这种话绝非一般人可以说出。它来源于曹操敏锐的洞察力和超人的气魄。结果何进不听劝阻，未几便遭杀身之祸，曹操的预言应验了。
接着董卓进京，胡作非为，荒淫暴戾，举朝之中大多对其不满。然而董卓手中大权在握，多数人敢怒而不敢言。贪生怕死者自不必提，另一些对天子忠心耿耿的文人们却也只知道用自己的头颅去为逆贼试刀。而那时唯有曹操敢于率先采用智取的方式来对付董卓。相对来说，袁绍也算得上是一位豪杰，毕竟他有和董卓正面冲突的勇气，然而这种勇气充其量也就是硬碰硬的行为。如果袁绍家没有四世三公的显赫背景，恐怕早死于董卓手下了。当时的曹操选择了行刺。这也许称不上明智之举，但对羽翼未丰的曹操而言，这是他唯一所能做的。
董卓是个不好对付的角色，曹操为了能够接近他，便委身于其帐下，对董卓甚至迎合奉承，虽然遭到一些不明故里的人的唾弃，但他终究成功了:曹操得到了董卓的信任，这为他的刺杀行动创造了条件。后来曹操行刺不成，但他灵机一动转为向董卓献刀，从而化险为夷，这堪称为高明之举。曹操以后还有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但他能够一次次的化解危难，与他过人的胆识和应变能力是分不开的。
在刺董失败以后，曹操受到了通辑，也是在这时，他开始有了征集义军讨董的设想，只可惜不幸为官府所获。也是曹操命不该绝，遇到了赏识他的县令陈宫，居然弃官和他一同逃亡。传说曹操寄宿故人庄人，夜闻主人家杀猪磨刀之声，疑将害己，于是不分青红皂白，一连杀死十多人。这是曹操多疑的奸雄性格的凸现。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多疑是曹操的一种警觉。此时的曹操年轻气盛，又壮志未酬，怎能冒枉死于村人之手的风险呢？在曹操看来，与其内心的凌云之志相比，十几个人的性命自然无足轻重了。曹操要成就一番大事业。自古成大事者最忌拘于小节。而曹操心中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发出了那句震惊千古的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一句话吓走了同行的陈宫。这是可以理解的：曹操作为一个霸者，他的心境自然为陈宫这样的一介书生所不能梦见。
曹操的这句话不是一是兴起而想当然说出的,他的言行自始至终如一。以后他因军粮不济而借杀监粮官来稳定军心，也可以看作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在重视个人权利，人人平等成为社会主流的今天，以牺牲个体赢得的集体成就似不应当提倡。但应该说曹操在非常的情况下采取非常的措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不容过多思考的前提下，在没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作为决策者，他有理由作出牺牲个体的决定。
说到三国，不能不说到谋略；说到谋略，曹操在其中可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纵观其一生，在所有的重大战役中，除了赤壁一战外，几乎没有过全局性的失败。初期实力较弱时尚且如此，到后期强大之后更可以说是无敌。曹操可以称得上是三国中的常胜将军。他的成功，在于善用谋。如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出其不意，以全军之力，奇袭乌巢，烧掉了袁绍军的粮草，于是以弱为强，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战役。又如攻袁氏两兄弟时，曹操利用敌人内部的不和，采用拉拢一方，各个击破的办法，再一次取得了胜利。还有后来抹书间韩遂，令其与马超自相残杀，都是出色的计谋。除此以外，对于战略形势的正确估计，可以说是曹操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就说官渡之战，袁绍降将许攸的信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试想换了一个人，面对着前来投奔的敌军高级将领的建议，能够大胆采纳的又有多少？以此观之，曹公实非常人。
古往今来，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曹操在整个三国中对于人才的重视首屈一指，而且犹其善于笼络人心。曹操从一起家，就招览了大批优秀的人物。而且是一个荐一个，层出不穷。诸曹，夏侯自不必说，又收李典，于禁，乐进，典韦，许褚，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曹营虎将。特别是在兖州招贤纳士时，颍川荀彧，荀攸来投，又向曹操推荐了程昱，程昱又荐郭嘉，郭嘉又荐刘晔，刘晔再荐满宠及吕虔，满吕二人复荐毛玠。这样的举荐看得人瞠目结舌，真是天下英雄尽入曹公彀中矣！可是曹操并不满足于此，在他一生中，只要见到有用之材，没有一个不竭力拉拢过来。像张辽，徐晃，张郃，高览，文聘，贾诩等人，都从他处来投，极大地充实了曹操的力量。曹操的求贤真正达到了若渴的地步。他多次颁布《求贤令》，惟才是举。甚至认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恒其何以霸世！”只要有才，哪怕德行稍有欠缺也不在乎了！这一点，虽然与现在德才并重的用人原则有出入，但在当时天下尚未安定，人才极度篑乏的特殊时期，作为一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我认为是值得肯定的。
曹操攻破冀州以后，得到了一些曹军将领在战时与袁绍私通的信件。有人就主张按信上的署名清理出这些通敌者，然而曹操一声长笑，将全部信件付之一炬，不再追究。人问其故，答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有此等胸襟，天下之士敢不为曹公尽股肱之力乎？
爱因斯坦说：“伟大的性格最为重要。”和三国中其他割据者相比，曹操豁达而坚强，有着非凡的心理承受能力。曹操向来军纪严明，但对于部将因一时大意而造成的失败，却能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一句：“胜败乃兵家常事”，显现出曹操作为一个成熟的军事家所具有的理性的态度。曹操爱笑，而且每于惨败之时放声大笑。这笑是对他自身的一种超越，也是给予全军将士莫大的鼓舞。赤壁一战，曹操几十万大军倾刻间化为乌有，这对于已经54岁的曹操来说，其打击之重可想而知。然而曹操还可以放声大笑！一笑引出赵云，险些丢了性命；之后照样笑，又引出张飞，濒临绝境；好容易逃脱后竟还能笑——只此三笑，可谓振聋发聩，实乃古今之所未有!
单论谋略，三国中除了诸葛亮，周瑜外，少有过曹公者。然而不管诸葛亮也好，周瑜也好，纵有满腹文墨，却留不下半句像“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一般堪入史册的辉煌篇章。曹操既是政治和军事的统帅，又是建安诗人的领袖，这样的双重身份，使他的诗如幽燕宿将，雄浑大气，古直悲凉。
两千多年前的曹操，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生老病死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吟出了“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的不朽诗句。也正是当他在事业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时，却恍然发现人生是何其的有限！然而当时天下未定，赤壁的失利,成就了三足鼎立之势,曹操对南面的刘备和孙权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他料此生恐怕难以遂愿。于是，曹操一面感叹着“臂如朝露，去日苦多”，一面又高歌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千百年来，这两句诗以其独特的感染力，不知激励了多少有志之士。直到今日，读来仍使人心潮澎湃。
虽然曹操没有实现一统天下的大业，但他的功绩已经无人能及。“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是一句大实话，我们从中得以窥见霸者的心境。
在众多的对曹操的评价中，还是陈寿说得最为痛快：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曹操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7）”他与其子曹丕、曹植在中国文学史上并称为“三曹”。“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又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拓者。他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地搜罗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之局面；另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文学上的新风气。（8）”曹操的文学创作以诗歌最为著名，内容多为描写亲身经历的战争生活。其中有不少感时之作，反映了汉末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生活的困苦，这类五言诗，其有“诗史”的性质。其著名诗篇有《短歌行》、《苦寒行》、《篙里行》、《观沦海》、《龟虽寿》等。像其中的《短歌行》，写出了作为建安时代的政治人物曹操的复杂心情和深沉感概。全诗笔调低回沉郁，“体现了建安文学‘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色。同时，全诗声音铿锵，换韵自由，袭用《诗经》原句，不着痕迹（9）”、另一首《观沧海》，通过作者亲临东海观潮的感受，表现了其暮年的壮阔胸怀。词中描写了山海间万物的繁茂和萧瑟秋风中呈现出的大海洪波，那天水相连，波澜壮阔的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吞含日月，孕育星辰的伟大气势；浩浩荡荡，无边无际的伟大场面，真是壮观极了。日月星辰都在他的怀抱之中，如此恢宏、壮丽的意境实在是令人赞叹。《龟虽寿》直接抒发了诗人的胸怀，节奏急促，顿挫分明。词中从正反两方面咏叹了自然界不可抗据的客观规律，发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誓言。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你加我好友，我给你材料 ，我是曹操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