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有哪些用人思想

2025-02-13 2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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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一、惟才是举，如其有才，虽仇不弃。
　　二、不求全责备，用人所长，随才使用。
　　三、用人重实绩，爱护信任，推诚相待。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皇帝，其统治被史学家称之为“贞观之治”。他成就伟业丰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起用了各种人才，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才观。

　　一、惟才是举，如其有才，虽仇不弃。

　　“惟才是举”是中国历史上用人方面的一个优良传统。唐太宗是继承、发扬这一传统的杰出人物。他曾申明：“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并在实践中努力实行了这一原则。

　　对于自己的众多的宗亲故交，唐太宗在任用上从不徇私情。襄邑王李神符是他的叔父，虽立有战功，但不善于管理、节制部属，而且腿脚有疾，行动不便，因此太宗不顾其不满，令他去职回家。太宗的另一位叔父李神通是灭隋兴唐的功臣，但在后来作用逐渐减小，所以地位、待遇不如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对此他极为不满，公开责问太宗：“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太宗回答：“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安坐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唐太宗的这种公正的分析与处置，使诸将无不折服，“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

　　在另一方面，唐太宗对那些原来反对自己或属于自己敌对营垒，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能捐弃前嫌，委以重任。魏征早年曾参加瓦岗军反隋，后归降唐朝，在太子建成府中任太子洗马，是李建成的心腹谋士，“见太宗与隐太子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后来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诛建成、元吉，迫高祖李渊让位。他平时很看重魏征的才能，但知道魏征曾劝建成图已，就召魏征来责问他说：“汝离间我兄弟，何也？”周围人见太宗声色俱厉，都替魏征担心，魏征却慷慨自若，从容作答：“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非常欣赏魏征的风骨，怒容消解，并且格外礼遇魏征，很快擢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多次召魏征入寝宫，询问治国之得失。魏征颇具治国之能，为人亦正直无私。他感激太宗的知遇之恩，尽心尽力为之效力，敢言直谏，前后建言二百余事，皆切合时要。后累迁秘书监、侍中等职，参掌枢要，协理国事，贡献甚大。唐太宗曾高度赞扬他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人名臣，何以加也。”魏征病死后，太宗“望哭尽哀”，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太宗对魏征之重视，于此可见。

　　唐太宗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君主，能够做到用人不亲私故，不弃仇敌，诚属难能可贵。后人誉之外开明皇帝，是并不为过的。
　　二、不求全责备，用人所长，随才使用。

　　贞观二年（628），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要使国家安定，最根本的问题是选贤任能。近来，我命你举荐贤才，但一直没有见你有所推荐，我将来依靠谁呢？”

　　封德彝回答说：“臣虽愚昧，哪里敢不为陛下尽心？但是我一直没有发现谁有奇异才能。”

　　太宗说：“以前的圣明之君，使用人才就像是使用器物一样，都是取用当时的人才，也不可能向别的朝代去借。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梦见傅说（商代贤相，相传他原是傅岩从事版筑的奴隶，商王武丁在梦中见到傅说，便派人寻访到他，任他为大臣），遇见吕尚（即姜子牙。传说他在渭水边垂钓，周文王访贤得之，立为太师，后辅佐武王灭商）这样的贤臣，然后再去治理朝政吗？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只怕是被遗漏而不知道罢了。”

　　封德彝被说得满脸羞愧，退了下去。

　　在这段话里，太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用人原则，即对人不能求全责备，而应用其所长；要善于发现同时代的身边人的长处，随才使用。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唐太宗迅速选拔了一批文臣武将他们才能各异，特点不同，但能够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在唐初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非常出色的历史活剧。

　　唐太宗对自己这些臣下的短长非常清楚。贞观十八年（644），他当着几位重臣的面，评点众人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久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其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他的这些评价，确实公允、中肯。

　　知人还须善任。太宗对上述大臣的使用，做到了避其短，用其长，堪称恰如其分。例如高士廉公正无私，不结朋党，即以其为吏部尚书；岑文本长于文章，即供职于中书省；杨师道平和忠诚，即以为侍中，随侍左右；刘洎秉性坚贞，热心于公益之事，即授民部尚书；马周任使称意，才堪大任，即破格拔擢，十几年间，由布衣列宰相之班。除此之外，诸如以魏征为谏诤之臣，以李靖职掌军事等等，也都说明了唐太宗用人能够扬长避短，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在唐太宗正确的用人政策指导下，贞观时代，人才辈出，保证了政权的稳因故和政治的清明，促进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同时唐太宗因材选任的用人经验，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富贵的遗产。

　　三、用人重实绩，爱护信任，推诚相待。

　　房玄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的第一名相，被太宗视为“左右手”。史书记载：“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已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

　　太宗即位后，以房玄龄为中书令。论功行赏，又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为第一，不问资历、亲疏，唯一功绩、贡献为标准。贞观三年（629），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夙夜尽心，唯恐一物失所。太宗委任房玄龄以重任的同时，又非常关心尚书省的政务。一天，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在指出房玄龄等埋头琐务而忽略求贤之后，为避免左、右仆射为琐事纠缠，太宗下敕规定：尚书省细务，专由左、右丞处理，“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这中间既明确了宰相的主要职责，又从制度上作出规定，反映了太宗用人，不仅倚重信任，而且关心爱护。

　　贞观后期，太宗在用人问题上仍然有十分可取之处。本来，广开言路、鼓励直谏，都是为了听取有益意见、招揽贤才。可到后来，渐渐被扭曲成为“讦人细事”，甚至成为告密的手段。对此，太宗始终都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贞观十年（636）起，他不断强调：“自今复有为此者，朕以谗人罪之。”贞观十九年（645），太宗亲征高丽，命太子监国，房玄龄留守京师，一切大事皆可独自处理，无须奏请。太宗远离京城后，一天一个男子自称有紧要之事上告，被送到房玄龄那里。房玄龄问他告什么，他说我就告你。房玄龄听说告自己，立即将此人通过驿站快速送往太宗行在。太宗问他告谁，他说告房玄龄，太宗二话没说，命将此人就地处决。然后，下诏批评房玄龄：“公何不自信！”到贞观二十年（646），连元老重臣萧禹也向太宗进言，说房玄龄与其他宰相“朋党不忠，执权胶固”，只不过还没有反，所以“陛下不详知。”太宗一面批评萧禹，一面再次表现出自己用人的态度：“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之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

　　唐太宗以房玄龄为股肱之膂，表现了他用人的三项基本态度：不问资历，唯见功绩；既倚重信任，又关心爱护；用则不疑，推诚相待。

回答2：

首先，重视人才，太宗认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人才”。当年太宗平定刘周武，刘下属部将虽然投降，但随后又纷纷叛逃而去，只剩尉迟敬德还留在营中。太宗手下诸将劝他杀了敬德，免生后患，但太宗却认为敬德是个人才，不仅不杀反而重用之。后来敬德果然屡立战功，甚至还救了太宗一命；
其次，知人善用。太宗命封德彝举荐人才，封领命很久都没有举荐一个。太宗问他为何，他说：“不是我不尽心，而是现在没有旷世奇才。”太宗责备他说：“人的才能，各有所长，君子用人，就如同用器皿一样，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各取所长。”
第三，对人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有人给太宗出主意，要太宗采用些计谋或权术来试探朝中大臣的忠奸。太宗回答说：“如果用这些权术去试探部下，自身就不够光明磊落，如何要求他们正直呢？”张居正对此的评论也非常深刻：“君德贵明不贵察，明生于诚，其效至于不忍欺，察生于疑，其弊至于无所容，盖其相去远矣。”
最后，有容人之量。太宗在位，时常有大臣秉理直谏，而太宗却常能接受各种不同意见，从不固执己见，也不偏听偏信。张居正更是认为太宗能够兼听为明主要是他虚心求教的结果,这也正是孔夫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所要达到的境界。

回答3：

一、惟才是举，如其有才，虽仇不弃。
二、不求全责备，用人所长，随才使用。
三、用人重实绩，爱护信任，推诚相待。

回答4：

用人唯贤。

回答5：

惟才是举，如其有才，虽仇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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