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560年到1603年日本发生大事

越多越好

2025-02-24 06: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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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1547年松平广忠与尾张的织田信秀作战，为请骏河的今川义元援助，将六岁的家康送作今川氏的人质，但中途被织田氏所夺，监护在热田有两年之久（一说被扣在那古屋）。在此期间，其父广忠被自己的近臣暗杀。1549年松平氏与织田氏讲和，德川家康返回冈崎，仅十日又作了今川氏的人质。八岁至十九岁这十二年间，德川家康作为人质住在骏河。

1560年桶狭间之战，织田信长大败今川氏的上洛军，今川义元阵亡。从此德川家康摆脱今川氏而独立，1562年与织田信长结成同盟，开始全力经营三河。由于他求成心切，采取过激措施，激起了1563年三河国全境的一向宗起义。经过他近一年的攻战，残酷地镇压了起义后，才逐渐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基地。

1568年德川家康的同盟者织田信长进入京都，迈出了统一全国的第一步。这时已在三河打下了坚实基础的德川家康开始采取东进政策。1570年他联合织田信长在妹川打败浅井氏、朝仓氏，将治所迁往滨松。但这时武田信玄也想夺取全国政权，为扫清进军道路上的障碍，决心出兵远江和三河。

1572年10月，武田信玄率四万五千人上洛军大举进军京都。德川家康闻讯率自己所部及织田信长援军一万余众迎战于三方原。结果德川、织田联军大败，德川家康匹马逃回滨松，逃跑期间由于惊吓甚至大小便失禁。此役德川家康虽然打了大败仗，但武田信玄却十分佩服德川军的勇猛顽强。武田信玄的猛将马场信秀事后对信玄说：“看了三河军的尸体，面朝我军倒下的都是脸朝下，面向滨松倒下的都是脸朝上，这说明这些士兵都是向前冲杀时战死的，因想逃跑而被处斩的一个也没有。”据说德川家康就是经过此役而取得了“海道一雄”的名声。

此后德川家康一面与武田氏对抗，一面加强领内建设。1575年5月，联合织田氏于长筱之役大破武田胜赖，1581年陷远江的高天神城，把武田氏驱逐出远江。翌年随织田氏灭掉武田氏，领有骏河。

1582年织田信长死于本能寺之变。信长一死，围绕政权落入谁手的问题各大名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本能寺之变时德川家康正在界市，因急取近道经伊势返回三河，才免遭危难。

德川家康返回冈崎后，发现中央的实权已被丰臣秀吉夺去。为了积蓄实力准备将来与丰臣秀吉分庭抗礼，他更加坚定了东进的决心。不久发兵占领了甲斐，同时把手伸进了信州。至1583年前后，德川家康已先后把三河、远江、骏河、甲斐、南信浓五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当时东海道地区兵农分离进行得很缓慢，还没有象大内氏和北条氏那样形成大名的城下町，家臣和自己的封地还紧密地联在一起，因此要控制家臣必须牢牢地控制住土地。鉴于这种情况，德川家康当时对所属家臣一律采取给予封地的形式，通过土地这个纽带来控制家臣。

这一时期德川家康也很重视发展领内的工商业。早在三河国时他就把三河的小山新市作为“乐市”，免除各种税役。迁入滨松后，他又整顿了各种工商业团体。征服甲斐后，统一了通过甲斐全境的度量衡，招揽外地商人到三河、远江进行贸易。通过这些措施，德川家康不仅稳定了对新领地的控制，而且增强了经济实力。

此后丰臣秀吉步步推进国内的统一，不久当上了关白和太政大臣，名副其实地掌握了全国政权。丰臣秀吉与德川家康之间也很自然地变成了近似于主从关系的一种关系。

丰臣秀吉征伐九州时，德川家康未被征调，摆脱了一次巨大的消耗。但1590年征伐小田原时他参加了战斗。北条氏灭亡后，德川家康被封于关八州，年贡260万石。1590年8月1日德川家康离开五国迁往江户（现东京），从此采取一系列措施，权利经营关东。

首先，采取新办法配置家臣。德川家康在靠近江户的武藏、相模等地，集中了直辖地和封地在一万石以下的下级家臣。万石以上的高级家臣配置得尽量远些，分布的密度是关东的西南部略稀，东部与敌对性大名接壤的边境地带较密。显然，这样配置是一种临战体制。而且他在进入关东的同时，便决定将封地换算成产量发给家臣。这些措施对进一步控制家臣，巩固关东新领地起了很大作用。

其次，德川家康为了调整农村中的租佃关系，稳定新领地的秩序，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检地。其具体办法是，在土地登记册上，在隶属农民登记人姓名的右上方标上人名肩书，表明该人耕种的土地其领有权是属于哪个名主的。这样做，是既承认身为领主的名主的土地领有权，使其负担交缴年贡的责任，另一方面又承认租佃者尚不稳定的耕作权。这种措施对治理关东这种比较落后的地区是得策的。

最后，德川家康也十分注意发展领内的工商业。为了解决陆路运输和吸引外地商人来江户经商，从江户和周围农村征调人夫建立了道中云马役。为了解决水路交通问题，组织人力挖掘沟渠，使船舶可以直接停靠江户城下。又指定专人管理领内的度量衡；委托从旧领地跟来的土豪式商人发展江户的市区建设和对工商业进行管理；1592年以后，铸造了号称武藏小判的一两金币，以促进货币流通。随着江户建设的步步进展和工商业的繁荣，外地商人纷纷来到江户。德川家康对关东的建设，为他后来夺取全国政权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援和巩固的根据地。到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作为五大老的首领，其威望和实力以无人可及。

1600年9月，德川家康亲率20万大军出兵关原夺取天下，在关原决战中打败忠于丰臣家族的石田三成，掌握了全国政权。

从1560年三河起兵，到1603年2月被朝廷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右大臣、源氏的长者（即源氏的族长、家主），德川家康经过43年的隐忍、妥协、抗争、奋斗，终于以六十岁的高龄登上幕府将军的宝座。同年，他在江户开设幕府。1605年，把将军职让给了儿子秀忠，退居骏府城，但作为大御所仍然掌握着军政实权。1615年5月大坂（今大阪）之役，灭掉丰臣秀赖，实现了所谓的“元和偃武”。1616年3月，出任太政大臣。4月17日死于骏府城，终年76岁，葬于久能山。翌年，追谥正一位，受东照大权现的敕号，后改葬日光山。

日本的战国时代，诸侯割据，大名之间争夺政权的斗争十分激烈，实现国家统一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形势下，德川家康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必须对统一的大局有清醒的认识，因时、因地制宜，采取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顺应了时势，举措得宜的。

本能寺之变以后，丰臣秀吉捷足先登，抢先控制了局面，使德川家康失去了一次夺取全国政权的机会。当时大局虽然对他很不利，但这时他与丰臣秀吉之间的关系和实力已非昔日的织田信长与他的关系可比。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他采取了有限的行动。1584年，德川家康应织田信雄之请，与丰臣秀吉战于小牧、长久手，就是出于有限目的的一种有限行为。长久手之战，德川家康打败了丰臣秀吉的一个支队，打死了丰臣秀吉的勇将池田信辉，迫使丰臣秀吉以相当有利于他的条件讲和，这对全国都很有影响，丰臣秀吉对德川家康不得不另眼相待。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没有把德川家康的部队编入渡海战列。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德川家康的幸运，其实这是德川家康运用自己的实力和采取巧妙的策略得来的。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使丰臣政权和西南大名损失惨重，而德川家康却在和平建设中积蓄了财力，壮大了力量。这些变化是丰臣氏政权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德川家康后来夺取全国政权的重要转折点。

注意内治是德川家康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德川家康的内治是和改组与强化封建秩序溶为一体的。在取得全国政权前，每占领一地，总要对新领地的统治加以整顿，而不是一味追求武力扩大版图。夺取全国政权后，为了巩固政权，除保持丰臣秀吉的政治成果外，又采取了一系列改组和强化封建秩序的措施。

一是没收和削减敌对性大名的领地，充实幕府的经济基础：德川家康没收了87个敌对性大名的领地，总收入量为414万石（一说没收了90个大名的领地），减封了三个大名的领地，总收入量为207万石（一说减封四家大名领地）。其中的3/4转封给自己的功臣和亲近大名，其余的1/4划为德川氏的直辖地，再加上甲斐、信浓、美浓、近江、越前、佐渡、陆奥南部等地区的直辖地，总收入量达6万石以上，此外，德川家康还把佐渡、石见、伊豆等地的重要矿山和京都、大坂、奈良、骏府、长崎等重要城市和港湾地划为幕府直辖。这样，幕府就几乎控制了全国的大部分重要财源。

二是建立起幕藩体制的封建统治制度。德川家康根据对幕府的向背，把全国的大名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他的儿子和德川氏的近支宗族，这一类叫做“亲藩”；第二类是忠于自己和自己祖先的功臣，这叫做“谱代大名”，“亲藩”和“谱代”是幕府政权的支柱；第三类是关原之战前与德川家康同为大名的人，或战时曾忠于丰臣秀吉战后降服的大名，属于这一类的叫做“外样大名”。德川家康把三种类型的大名混杂相间，使亲藩和谱代大名监视外样大名。其次，为了加强对武士的统治，树立幕府的权威，又于1615年颁布了《武家诸法度》。其要旨是奖励文武、诫逸乐奢华、守节俭、严阶级（即服饰、乘舆的等级规定）、不得蓄浪人、不得擅自修缮城池、不得私婚、不得结党，但最主要的是规定了大名的“参觐交代”制。按规定，全国外样大名分为东西两半，半住江户，半住领地；每年4月为东西两半部大名的交代时期（对谱代大名另有规定），大名的妻子须常住在江户，事实上作为人质，大名依地位带领侍从，构成“诸侯行列”，按期到江户参觐交代。由于“诸侯行列”人数众多，往返于江户和领地之间的耗费十分巨大。因此这一制度不仅可以使幕府实际上把江户交代的大名作为人质而加以控制，还可以大量消耗大名的财力，使之无力叛乱。与此同时，德川家康还进一步推行丰臣秀吉的兵农分离政策，完善了身份制度，把整个日本社会划分为身分世袭的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每个等级内部又贯穿着纵的主从关系。最后，在1615年还针对皇室、朝廷、寺社颁布了《禁中及公家诸法度》和五山十刹的法度。这样，以身分制为核心，以幕府为政权的中枢，上对天皇、公卿，下至各藩大名、一般武士、僧侣、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幕藩体制。德川幕府就是主要靠这个体制来统治全国。

第三，在对外事务方面，德川家康不是个完全的锁国主义者。创立幕府后，他立即遣使朝鲜，并于1608年恢复了和朝鲜的邦交。与此同时，又积极谋求与明朝的间接贸易。他出于对军需物资和生丝贸易的需要，创立幕府后的初期，对发展与西欧各国的贸易也很积极。1608年，他聘用英国人三浦安针为外交顾问、贸易事务官，并向他学习世界知识、天文和数学。他甚至默许基督教的传播，后来因感到危及日本传统的封建统治，又加以禁止。1612年，幕府在直辖地首先颁布禁教令，翌年便把这一法令推行到全国。1615年起，进而对朱印船贸易也严加限制。

第四，德川家康大力提倡文治。他十分好学，喜欢读有关治国平天下的经史典籍，鉴于字镰仓幕府以来佛教势力已与庄园制紧密结合的事实，他在创立幕府前一直抑制佛教，推崇儒家思想。创立幕府后，他认为庄园制已彻底摧毁，佛教因失去旧的经济基础和遭到沉重的政治打击也已衰落，这时恢复佛教的威信，对巩固新政权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因此晚年逐渐扶植佛教，与名僧探讨各宗的佛法，日益趋于儒佛合一的思想统治。

德川家康一生的最大业绩在于他继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之后，改组和强化了日本的封建秩序，把日本封建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开创的德川幕府在日本历史上维持了长达260多年的和平统一局面，这给日本封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庄园制时代略好一点的社会环境。但是，德川家康所改组和强化的日本封建制度，仍然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严格的身分制度把每个人都死死地固定在一个狭窄的框子里，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他推动海外贸易并非要民间贸易自由发展，走上近代重商主义的道路，而是出于幕府政治和经济的需要，维护封建的政治统治，其范围只限于由极少数幕吏、大名、特权大商人所把持的官方贸易，一旦超出幕府的政治需要，就立即加以取缔或限制。1612年颁布的禁教令，实际上是德川幕府政治锁国的开始，从1615年开始对朱印船贸易的限制，则是一种部分的经济锁国，是德川幕府后来全国锁国的先声。此外，德川家康晚年推行儒佛合一的思想统治，对日本人民的思想起了很坏的束缚作用。这种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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