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港17、18、19世纪的历史

　　百度了一下，只看到，闽南地区的，不错闽南很大部分也是包括讲了厦门港的情况，你可以参考一下哦。
　　17-19世纪：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闽南海商

　　郑氏集团覆灭后，闽南海商独步中国海外贸易局面不复存在。然而，闽南商人依托厦门港和东南亚华商网络，仍能长期主导中国海外贸易。

　　清朝攻下台湾的次年（1684年），颁令开海贸易，开放厦门、广州、宁波和云台山等口岸。厦门作为福建唯一开放的口岸，漳泉商人往海外贸易，需由厦门出口。早在明代嘉万年间，厦门已成为月港的外港。明后期泉州安平港日益繁盛，成为郑芝龙发迹的大本营。但漳州海商依托的月港和泉州海商依托的安平港都是港狭水浅，只是在海禁时期大港被禁后才成为走私贸易中心。厦门港阔水深，位于漳泉地区中心，海禁开放以后，漳泉海商逐渐汇集于厦门。在郑成功时代，厦门已是沿海对外贸易中心。在清代前期开海贸易之初，厦门海外贸易繁盛程度一度领先于广州等城市，直至鸦片战争前，闽南商人仍保持主导海外商贸网络的局面。当时的一位外国人如此评述遍布中国南北方各港口和东南亚重要商埠的闽南商人：“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象厦门那样聚集了许多有钱能干的商人，他们分散在中国沿海各地，并且在东印度群岛的许多地方开设商号。被人称为‘青头船’的帆船，大多数是厦门商人的船只也诚如《厦门志》所载：“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返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葛拉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手等藉此以为活计者以万计”。
　　以厦门为基地的闽南海商之所以能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直至鸦片战争前夕，其原因有三：一是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往南洋的发舶中心；二是依托其遍布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各港口的闽南籍商贸网络和移民；三是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

　　清朝攻下台湾后，重新开放海外贸易，厦门被定为作为往南洋贸易的官方发舶中心，广东澳门则定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之地。但朝廷也特许西班牙船来厦，可能因为西班牙船带来的是中国紧缺的白银。清朝似乎并无严禁外国船来厦门贸易，清代前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多次前来厦门交易。到清代中期，广东方面也允许海商出洋贸易，厦门独享发舶南洋的特权不复存在。

　　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往南洋的发舶中心，对巩固和扩展闽南人在海外华商网络中的领先地位意义重大。闽南地狭人稠，无广阔经济腹地，物产有限，且与中国内地交通不便，成为中国沿海贸易中心的物资条件远逊于山东半岛、江浙与两广。明中期以后闽南人开始主导海外贸易，直至郑氏时代闽南人独步海上贸易，实在是一系列因缘际会所致，所凭借的是闽南人无畏的冒险、航海、重商的人文精神和闽南偏远地理位置，在朝廷对中国私商海外贸易的普遍压制的夹缝中发展起来。正如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为中国帆船的发舶地造就了漳州海商的发展机遇一样，清初厦门被定为往南洋贸易的发舶地使海禁开放以后，闽南商人能掌控发展海外贸易和对外移民的先机，东南亚诸港，如“葛拉巴、三宝垄、实力、马辰、哧仔、暹罗、柔佛、六昆、宋居唠、丁家卢、宿务、苏禄、柬埔（寨）、安南、吕宋诸国”，（注：周凯：《厦门志》（道光）卷5《船政略?洋船》。）都充斥着闽南商贩。18世纪以后，广东、尤其是潮州海商以澄海为基地发展海外贸易，开始活跃于东南亚各地。潮州人与闽南人都被称为“福佬”，是卓有声望的造船工匠，他们将其造船行当扩展到越南海岸和暹罗的阿瑜陀耶港。到18世纪中期，潮州人开始以削价为手段与闽南人竞争，在中暹大米贸易方面开始取代闽南人而当时广州的贸易规模、人口数量、在中国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厦门。
　　中国帆船从厦门发舶，也使早已地狭民稠的闽南向东南亚移民活动远较其它沿海省份便利。欧洲人在东南亚开辟殖民地需要大批劳力，东南亚华商网络的扩大也需大量的辅助人员，而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帆船是东南沿海人们移民海外的主要运输工具。因此，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官定发舶地，就使闽南海外称民在清初就开始大规模进行。直到清代中期，到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仍是闽南人居多。雍正5年（1727年）闽浙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中提到：“查从前商船出洋之时，每船所报人数连舵、水、客商总计多者不过七、八十人，少者六、七十人，其实每船私载二、三百人。到彼之后，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船户，略载些须货物，竟将游手之人偷载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银八两或十余两，载往彼地，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约闽省居十之六七，粤省与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注：郝玉麟编：《朱批喻旨》（46册）1887年上海点石斋本，第27页。） 从明后期闽南海商开始主导海上华商网络到郑氏集团建立海上帝国，奠定了闽南海商在海外的优势地 位，这种地位在清初又因厦门成为中国发舶地而得到加强，使闽南商贩和移民遍布东南亚各要埠，海外华埠的扩大使华人移民谋生和发展的机会更多，从而吸引更多的闽南商贩和移民加入。因此，尽管清代以来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福建，18世纪中期以降，广东的海外贸易也远盛过闽南，广州港更非厦门港可比拟，但闽南人仍能依托海外闽南籍移民群体和商家主导海外华商经贸网络。巴达维亚是荷属印尼的商贸中心，其历代华人甲必丹和大华商绝大多数是闽南籍人。越南的重要商埠会安的华人商家早期也以闽南人为多：“会安沿海直街长三、四里，名大唐街，夹道行肆比栉而居，悉闽人”。（注：大汕和尚：《海外记事》卷4，第80页，1984年中华书局点校本。）19世纪前期，暹罗华人尽管是潮州籍者占绝大多数，但他们大多从事种植业，闽南的同安人则从事航运业和商贸。（注：布赛尔(V.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资料译丛》1958年第1期，第24页、28页。）马来半岛各商埠华商历来是闽南人为主，新加坡开港后，仍是闽南人主导华埠商贸。从16世纪末以来，菲律宾华人是东南亚各地华人中唯一几乎仅从事商贩活动的群体，而菲律宾华人几乎都是闽南人。到19世纪中期，东南亚华人约150万人，粤籍者约90万。尽管东南亚的广东人已远超过闽南人，但东南亚华商网络为闽南人所主导应无疑义。直到20世纪中期，闽南籍华人在商贸领域仍是独占鳌头。因此，虽然西洋人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市场以后，华商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不复存在，但由于海外华商网络的支柱和大本营，逐渐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到海外华人社区，海外华商网络仍可存活和发展，而闽南人在海外华商网络的优势地位，亦能维持至今。

　　闽南海商长期经营南北航运交通和商贩贸易，也可能由于郑氏时代陆上五大商贸网络的存留，清代闽南海商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江南沿海的商贸活动仍相当活跃。浙江温州府“闽浙商贾丛集之地，烟户繁多”，（注：《清高宗实录》卷336，第13页，中华书局影印本。）温州府平阳县至今还通行闽南语。宁波、舟山历来是闽南海舶经营对日贸易的中转和进货之地，汇集大批闽南商人水手。（注：陈希育：《清代福建的外贸港口》，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康熙年间上海港兴起后，吸引众多闽南海商贾舶前往，仅在康熙年间，就有12艘闽台商船到上海运生丝到日本。据1980年出版的《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所辑的泉漳会馆碑铭记载，乾隆年间，上海兴建的泉漳会馆“规模之宏大、气象之堂皇、横览各帮，洵无多让。”苏州多闽籍豪商，“自阊门至枫桥，多闽中海贾，各饰郡邸，时节张灯陈百戏，过从宴犒，艳服以财相炫广东澳门与闽南渊源更深。由于明代中期以来的走私贸易以漳州人最为活跃，与葡萄牙商人的关系也较深，葡萄牙人在澳门开港后，闽南商人就云集澳门。明朝末年给事中卢兆曾上奏：“闽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诱生事者不下二三万人。”（注：《崇祯长编》卷35，崇祯三年五月丙午。）郑芝龙早年随其在澳门经商的母舅黄程到澳门，学习葡萄牙语并担任通事。（注：江日升：《台湾外纪》卷1，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Blusse,ibid,p.255.）从明末到19世纪中期，闽南籍人在澳门一直很活跃。从澳门到广州的广东十三行行商之一谢东裕，其祖籍就是闽南诏安。在广州的闽南籍商人地位更为显赫。广州一口贸易制度实施以后，闽南商人资本与生意也随之部分转移到广州。乾嘉年间广东十三行著名行商中，潘同文（同文行）、任怡和（怡和行）、叶义成（义成行）、潘丽泉（丽泉行）、谢东裕（东裕行）、黎资元（资元行）各俱闽籍，刘东生为徽籍，卢广利、梁天宝、易服泰、关福隆、黎届成为粤籍，闽籍行商全属漳泉商人
　　闽南商人的国内贸易网络除表现在覆盖地域的广阔性以外，还表现在于行业网络优势乃至行业垄断性。如在18世纪的外销茶贸易上，闽南商人虽非产地的商人，也非以外销茶集散地的广州为基地，却能仅以其在国内外贸易网络中的优势地位，组成外销茶叶生产、加工、贩运、销售的一条龙网络，主导在18世纪初—19世纪中期最为有利可图的国际茶叶贸易。18世纪初风靡欧洲的闽北武夷茶，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几占中国外销茶叶货值的一半，是当时中外贸易的核心商品组织闽北武夷茶的种植和加工，是来自闽南的商人。他们在武夷山向本地人租山种茶，从闽南招募茶师，开设茶厂，加工茶叶，再将茶叶贩运到广州，与垄断广州出口贸易的十三行商人交易，再由行商卖给前来广州的洋商运往欧美。而广州行商多半是闽南籍。闽南商人或将茶叶直接运往巴达维亚与当地华商交易，再由荷兰商人运往欧洲，而巴城大茶商和甲必丹绝大多数是闽南籍者
　　闽南人在国内、尤其是东南沿海组构的贸易网络，是其海外贸易网络的支柱。尤其是18世纪海外华商网络尚未当地化以前，海外华商网络尚需依托中国商品、中国市场和中国帆船，因此，闽南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商贸和移民网络就更显重要。

　　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对闽南人的海贸活动也不无裨益。厦门作为17世纪末以后近百年内唯一和台湾对渡的港口和远东水域重要的贸易港之一，是台湾货物国际流通的转运港。1684年以后，台湾主要通过与厦门的对渡进行国际和国内贸易，台湾经济主要支柱米和糖成为当时远东贸易的最重要商品之一，通过与厦门的贸易，推动台湾农业经济一定程度的商品化，也对经营台湾产品的闽南商人扩展海外贸易起了重要作用。厦门商船长期经营大陆、台湾、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转口贸易，尤其是在17-18世纪国际市场热销的台糖运到厦门，对厦门的海外贸易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台湾经济的发展为闽南人移民台湾扩大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对闽南移民而言，移居台湾与移居东南亚并无本质的不同。尽管91世纪后期以前，清朝严厉限制移民台湾：凡欲渡台者需给地方取保、海防同知审批；渡台者一律不许带家眷；粤地为海盗渊薮，粤人不许渡台（此条后来取消）。但直到1789年设官渡以前，闽南人偷渡台湾者一直络绎于途，是移民台湾的主要方式之一。到19世纪初，台湾人口已达200万。在1884年设省以前，台湾在行政上一直受福建省管辖，居民也绝大部分是闽南人及其后裔，区域文化特色与闽南无异，是闽南人社会在海外的延伸。台湾成为闽南人主导的社会后，闽南人海外商贸活动应是如虎添翼，形成更大规模的闽南方言群体。

7-19世纪：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闽南海商

郑氏集团覆灭后，闽南海商独步中国海外贸易局面不复存在。然而，闽南商人依托厦门港和东南亚华商网络，仍能长期主导中国海外贸易。

清朝攻下台湾的次年（1684年），颁令开海贸易，开放厦门、广州、宁波和云台山等口岸。厦门作为福建唯一开放的口岸，漳泉商人往海外贸易，需由厦门出口。早在明代嘉万年间，厦门已成为月港的外港。明后期泉州安平港日益繁盛，成为郑芝龙发迹的大本营。但漳州海商依托的月港和泉州海商依托的安平港都是港狭水浅，只是在海禁时期大港被禁后才成为走私贸易中心。厦门港阔水深，位于漳泉地区中心，海禁开放以后，漳泉海商逐渐汇集于厦门。在郑成功时代，厦门已是沿海对外贸易中心。在清代前期开海贸易之初，厦门海外贸易繁盛程度一度领先于广州等城市，直至鸦片战争前，闽南商人仍保持主导海外商贸网络的局面。当时的一位外国人如此评述遍布中国南北方各港口和东南亚重要商埠的闽南商人：“中国没有一个地方象厦门那样聚集了许多有钱能干的商人，他们分散在中国沿海各地，并且在东印度群岛的许多地方开设商号。被人称为‘青头船’的帆船，大多数是厦门商人的船只也诚如《厦门志》所载：“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返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葛拉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富骤贫，容易起落，舵水手等藉此以为活计者以万计”。
以厦门为基地的闽南海商之所以能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直至鸦片战争前夕，其原因有三：一是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往南洋的发舶中心；二是依托其遍布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各港口的闽南籍商贸网络和移民；三是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

清朝攻下台湾后，重新开放海外贸易，厦门被定为作为往南洋贸易的官方发舶中心，广东澳门则定为外国商船来华贸易之地。但朝廷也特许西班牙船来厦，可能因为西班牙船带来的是中国紧缺的白银。清朝似乎并无严禁外国船来厦门贸易，清代前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多次前来厦门交易。到清代中期，广东方面也允许海商出洋贸易，厦门独享发舶南洋的特权不复存在。

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往南洋的发舶中心，对巩固和扩展闽南人在海外华商网络中的领先地位意义重大。闽南地狭人稠，无广阔经济腹地，物产有限，且与中国内地交通不便，成为中国沿海贸易中心的物资条件远逊于山东半岛、江浙与两广。明中期以后闽南人开始主导海外贸易，直至郑氏时代闽南人独步海上贸易，实在是一系列因缘际会所致，所凭借的是闽南人无畏的冒险、航海、重商的人文精神和闽南偏远地理位置，在朝廷对中国私商海外贸易的普遍压制的夹缝中发展起来。正如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为中国帆船的发舶地造就了漳州海商的发展机遇一样，清初厦门被定为往南洋贸易的发舶地使海禁开放以后，闽南商人能掌控发展海外贸易和对外移民的先机，东南亚诸港，如“葛拉巴、三宝垄、实力、马辰、哧仔、暹罗、柔佛、六昆、宋居唠、丁家卢、宿务、苏禄、柬埔（寨）、安南、吕宋诸国”，（注：周凯：《厦门志》（道光）卷5《船政略?洋船》。）都充斥着闽南商贩。18世纪以后，广东、尤其是潮州海商以澄海为基地发展海外贸易，开始活跃于东南亚各地。潮州人与闽南人都被称为“福佬”，是卓有声望的造船工匠，他们将其造船行当扩展到越南海岸和暹罗的阿瑜陀耶港。到18世纪中期，潮州人开始以削价为手段与闽南人竞争，在中暹大米贸易方面开始取代闽南人而当时广州的贸易规模、人口数量、在中国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厦门。
中国帆船从厦门发舶，也使早已地狭民稠的闽南向东南亚移民活动远较其它沿海省份便利。欧洲人在东南亚开辟殖民地需要大批劳力，东南亚华商网络的扩大也需大量的辅助人员，而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帆船是东南沿海人们移民海外的主要运输工具。因此，清代前期厦门作为官定发舶地，就使闽南海外称民在清初就开始大规模进行。直到清代中期，到东南亚的华人移民仍是闽南人居多。雍正5年（1727年）闽浙总督高其倬的奏折中提到：“查从前商船出洋之时，每船所报人数连舵、水、客商总计多者不过七、八十人，少者六、七十人，其实每船私载二、三百人。到彼之后，照外多出之人俱存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船户，略载些须货物，竟将游手之人偷载四、五百之多。每人索银八两或十余两，载往彼地，即行留住。此等人大约闽省居十之六七，粤省与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注：郝玉麟编：《朱批喻旨》（46册）1887年上海点石斋本，第27页。） 从明后期闽南海商开始主导海上华商网络到郑氏集团建立海上帝国，奠定了闽南海商在海外的优势地 位，这种地位在清初又因厦门成为中国发舶地而得到加强，使闽南商贩和移民遍布东南亚各要埠，海外华埠的扩大使华人移民谋生和发展的机会更多，从而吸引更多的闽南商贩和移民加入。因此，尽管清代以来广东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于福建，18世纪中期以降，广东的海外贸易也远盛过闽南，广州港更非厦门港可比拟，但闽南人仍能依托海外闽南籍移民群体和商家主导海外华商经贸网络。巴达维亚是荷属印尼的商贸中心，其历代华人甲必丹和大华商绝大多数是闽南籍人。越南的重要商埠会安的华人商家早期也以闽南人为多：“会安沿海直街长三、四里，名大唐街，夹道行肆比栉而居，悉闽人”。（注：大汕和尚：《海外记事》卷4，第80页，1984年中华书局点校本。）19世纪前期，暹罗华人尽管是潮州籍者占绝大多数，但他们大多从事种植业，闽南的同安人则从事航运业和商贸。（注：布赛尔(V.Purcell)：《东南亚的中国人》，《南洋资料译丛》1958年第1期，第24页、28页。）马来半岛各商埠华商历来是闽南人为主，新加坡开港后，仍是闽南人主导华埠商贸。从16世纪末以来，菲律宾华人是东南亚各地华人中唯一几乎仅从事商贩活动的群体，而菲律宾华人几乎都是闽南人。到19世纪中期，东南亚华人约150万人，粤籍者约90万。尽管东南亚的广东人已远超过闽南人，但东南亚华商网络为闽南人所主导应无疑义。直到20世纪中期，闽南籍华人在商贸领域仍是独占鳌头。因此，虽然西洋人发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市场以后，华商对中国市场的垄断不复存在，但由于海外华商网络的支柱和大本营，逐渐从中国沿海地区转移到海外华人社区，海外华商网络仍可存活和发展，而闽南人在海外华商网络的优势地位，亦能维持至今。

闽南海商长期经营南北航运交通和商贩贸易，也可能由于郑氏时代陆上五大商贸网络的存留，清代闽南海商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江南沿海的商贸活动仍相当活跃。浙江温州府“闽浙商贾丛集之地，烟户繁多”，（注：《清高宗实录》卷336，第13页，中华书局影印本。）温州府平阳县至今还通行闽南语。宁波、舟山历来是闽南海舶经营对日贸易的中转和进货之地，汇集大批闽南商人水手。（注：陈希育：《清代福建的外贸港口》，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康熙年间上海港兴起后，吸引众多闽南海商贾舶前往，仅在康熙年间，就有12艘闽台商船到上海运生丝到日本。据1980年出版的《上海碑刻资料选辑》所辑的泉漳会馆碑铭记载，乾隆年间，上海兴建的泉漳会馆“规模之宏大、气象之堂皇、横览各帮，洵无多让。”苏州多闽籍豪商，“自阊门至枫桥，多闽中海贾，各饰郡邸，时节张灯陈百戏，过从宴犒，艳服以财相炫广东澳门与闽南渊源更深。由于明代中期以来的走私贸易以漳州人最为活跃，与葡萄牙商人的关系也较深，葡萄牙人在澳门开港后，闽南商人就云集澳门。明朝末年给事中卢兆曾上奏：“闽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诱生事者不下二三万人。”（注：《崇祯长编》卷35，崇祯三年五月丙午。）郑芝龙早年随其在澳门经商的母舅黄程到澳门，学习葡萄牙语并担任通事。（注：江日升：《台湾外纪》卷1，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Blusse,ibid,p.255.）从明末到19世纪中期，闽南籍人在澳门一直很活跃。从澳门到广州的广东十三行行商之一谢东裕，其祖籍就是闽南诏安。在广州的闽南籍商人地位更为显赫。广州一口贸易制度实施以后，闽南商人资本与生意也随之部分转移到广州。乾嘉年间广东十三行著名行商中，潘同文（同文行）、任怡和（怡和行）、叶义成（义成行）、潘丽泉（丽泉行）、谢东裕（东裕行）、黎资元（资元行）各俱闽籍，刘东生为徽籍，卢广利、梁天宝、易服泰、关福隆、黎届成为粤籍，闽籍行商全属漳泉商人
闽南商人的国内贸易网络除表现在覆盖地域的广阔性以外，还表现在于行业网络优势乃至行业垄断性。如在18世纪的外销茶贸易上，闽南商人虽非产地的商人，也非以外销茶集散地的广州为基地，却能仅以其在国内外贸易网络中的优势地位，组成外销茶叶生产、加工、贩运、销售的一条龙网络，主导在18世纪初—19世纪中期最为有利可图的国际茶叶贸易。18世纪初风靡欧洲的闽北武夷茶，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几占中国外销茶叶货值的一半，是当时中外贸易的核心商品组织闽北武夷茶的种植和加工，是来自闽南的商人。他们在武夷山向本地人租山种茶，从闽南招募茶师，开设茶厂，加工茶叶，再将茶叶贩运到广州，与垄断广州出口贸易的十三行商人交易，再由行商卖给前来广州的洋商运往欧美。而广州行商多半是闽南籍。闽南商人或将茶叶直接运往巴达维亚与当地华商交易，再由荷兰商人运往欧洲，而巴城大茶商和甲必丹绝大多数是闽南籍者
闽南人在国内、尤其是东南沿海组构的贸易网络，是其海外贸易网络的支柱。尤其是18世纪海外华商网络尚未当地化以前，海外华商网络尚需依托中国商品、中国市场和中国帆船，因此，闽南人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商贸和移民网络就更显重要。

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对闽南人的海贸活动也不无裨益。厦门作为17世纪末以后近百年内唯一和台湾对渡的港口和远东水域重要的贸易港之一，是台湾货物国际流通的转运港。1684年以后，台湾主要通过与厦门的对渡进行国际和国内贸易，台湾经济主要支柱米和糖成为当时远东贸易的最重要商品之一，通过与厦门的贸易，推动台湾农业经济一定程度的商品化，也对经营台湾产品的闽南商人扩展海外贸易起了重要作用。厦门商船长期经营大陆、台湾、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的转口贸易，尤其是在17-18世纪国际市场热销的台糖运到厦门，对厦门的海外贸易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台湾经济的发展为闽南人移民台湾扩大了生存和发展空间。对闽南移民而言，移居台湾与移居东南亚并无本质的不同。尽管91世纪后期以前，清朝严厉限制移民台湾：凡欲渡台者需给地方取保、海防同知审批；渡台者一律不许带家眷；粤地为海盗渊薮，粤人不许渡台（此条后来取消）。但直到1789年设官渡以前，闽南人偷渡台湾者一直络绎于途，是移民台湾的主要方式之一。到19世纪初，台湾人口已达200万。在1884年设省以前，台湾在行政上一直受福建省管辖，居民也绝大部分是闽南人及其后裔，区域文化特色与闽南无异，是闽南人社会在海外的延伸。台湾成为闽南人主导的社会后，闽南人海外商贸活动应是如虎添翼，形成更大规模的闽南方言群体。

　　厦门港17、18、19世纪的历史：
　　清顺治七年至十八年(1650~1661年)，厦门港是郑成功海路"五商"(以仁、义、礼、智、信五字为5家商行之代号)通台湾、日本、吕宋及南洋各地的中心。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统一后，厦门设"台厦兵备道"。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闽海关设立，厦门为其正口，成为"凡海船越省及往外洋贸易者，出入官司征税"之地。雍正五年(1727年)，清王朝规定所有福建出洋之船，均须由厦门港出入，厦门港为福建省出洋总口。
　　嘉庆元年(1796年)，成为"通九译之番邦"，"远近贸易之都会"，与厦门往来的东西洋国家和地区达30多个。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厦门辟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
　　光绪六年(1880年)，英商太古公司在岛美路头北侧建造太古趸船码头，码头前沿设有栈房式趸船1艘，靠泊能力500吨;后方陆域建有太古栈房6间，总仓容1066.3万斤，成为近代较为先进的综合性码头。海后滩筑堤工程，填平拆毁古老渡头和"路头"，重新建造了大小码头28座。
　　厦门港指台湾海峡西岸厦门湾内的港区，包括内厦门市的东渡、海沧、嵩屿、刘五店、客运等五个港区与漳州市的后石、石码、招银三个港区。港口、航道和水路运输实施行政管理的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为厦门港口管理局。厦门港是中国沿海主要港口之一，是中国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集装箱运输干线港、东南沿海的区域性枢纽港口、对台航运主要口岸。
　　厦门港地处金门湾和九龙江出海口，介于我国上海与广州之间，东北距福州港200海里，南距广州389海里，东距台湾省基隆港222海里。港口面向东南，由青屿水道与台湾海峡相联，港外有金门、大担及浯屿等岛屿为屏障，周围多山丘，避风条件好，各种船舶进出港不受潮水限制，为中国对外贸易港口之一，亦是华侨进出内陆的主要门户。

以前厦门属于同安管辖。
所以你要查历史得翻同安县县志。

当然，后来厦门发达啦，同安变成了厦门的一个区....

更早更早之前厦门没啥人烟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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