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主席

<毛泽东和传统的兵家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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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与战争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若论其思想渊源，则勿宁说更多的是来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兵家思想。本文拟从传统兵家的内在精神着眼，探讨一下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传统兵家智慧的关系。

一．兵家智慧的熏陶

由于中国古代频繁的战争和治国安邦的需要，兵家思想很早就臻于成熟。且不说众多的兵家著术，即使在经、史、子、集中，也载有各种战史战例与谋兵之道、用兵之法，此外还有各种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野史。这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兵家的谋略智慧向来就是与技艺、宗教、艺术、哲学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文化样式，甚至在先秦至两汉期间，这种谋略文化还一直占据着轴心地位。这种文化样式在尔后的历史发展中也一直未曾间断，迄至明末清初以至近代，兵家谋略文化在经世致用思潮中还有复兴的趋势,特别是在近代湖湘文化圈中，曾国藩、左宗棠、蔡锷等人的治兵之术和用兵之法，占有相当的地位，并有所谓“无湘不成军”的说法。

毛泽东早在童年上私塾时，就读过《左传》、《史记》，并偏爱《三国》、《水浒》、《岳传》一类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进入湖南第一师范，读史的兴趣似乎与研究哲学一样浓厚，诸如《史记》、《资治通鉴》、《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及《曾文正公全集》等，尤所喜好，并留心于战争成败之迹，攻守变换之势：“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2] ；“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尚已。”[3]。特别是对《孙子兵法》这部兵书，他通过国文教师讲解魏源《孙子集注序》已有相当了解，《讲堂录》就从中摘取过不少材料，如“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4]对于《老子》，毛泽东也把它当作兵书来读；“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5]直到晚年，毛泽东还说《老子》是一部兵书。从这些兵书、史藉以及描写战争的小说中，毛泽东识得兵家韬略，并曾小试牛刀。在1917年的护法战争中，毛泽东曾在湖南一师范带领数百名学生志愿军，利用居高临下分进合围的有利地形，运用虚张声势，攻其不备，击其惰归的策略，竟解决了北洋溃军一个全副武装的混成旅。事后，师生们啧啧称赞：“毛泽东浑身是胆！”还有人为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6]

如果毛泽东后来没有走上井冈山开展武装斗争，上述这一切也许并不会对毛泽东产生多大影响。问题在于历史选择了他拿起了枪杆子，开始了迭挫强敌的戎马生涯，这一切在他的军事活动与军事理论创作中留下的痕迹和烙印就非同小可了。毛泽东在江西时期开展游击战争所形成的军事路线，当时就遭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评，认为他“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些好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他们强调；“这些不合时代的东西——《孙子兵法》、《曾、胡、左治兵格言》，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7]张国焘也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推崇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攻击毛泽东缺乏近代军事意识。这些批评与指责无疑表明了教条主义者们的愚蠢和无知，从另一角度说明毛泽东在军事活动上的文化背景与选择的精明。战争智慧的发挥与技巧的把握，是谈不上什么阶级性的。因此，毛泽东对这些批评并不在乎，他好像有意为之。作为对教条主义者们的回报，毛泽东在总结战争经验、写作他的军事论著时，致信叶剑英、刘鼎，特别嘱咐他们给他买一部《孙子兵法》，并在他的军事名著中，把古书一一请了出来。古代的战史战例，如数家珍，传统兵家格言，在在可见。

我们这里并不打算全面探讨传统兵家思想与毛泽东的军事活动及其思想的关系，只从兵家的智慧或内在精神着眼，举其荦荦大者，以此窥探兵家智慧对毛泽东军事活动与理论的影响。

二．兵家的运思焦点

有学者在谈及谋略文化时认为[8]，谋略运思的界域在人与人之间，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取舍，其基本规定是：在利害关系与友爱、依托等关系中，它只取利害关系；在利害关系之协作、互助与争夺的两个方面中，它又只取对立纷争的一面。因此，“争”是谋略智慧的基本依据，其发而为谋划主体的基本精神态度是“夺”。故在智慧根基上，谋略与道德的依据恰恰相反。道德的依据在于和，在于利益协调，而谋略的依据在于对立，在于争斗，在于谋者为自我利益的谋算与争取，一句话，在于如何夺“利”。这当然是就一般谋略文化而言。而兵家智慧则是最典型的谋略文化样式，它运思的焦点就在于利害攸关之处如何争利夺利。而且这种“利”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小“利”，它是战争过程中敌对双方的“生死之利”，“国家兴亡之利”，这就使得夺取胜利成为兵家智慧的最终依据。因此，兵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素来就是与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道德学说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样式。战争的直接目的就是计算利害，决定胜负：“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9]；“合于得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10]；“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11]因此，兵家的所有一切计谋，无论是谋天、谋地、谋人、谋道，都是为了谋利，战胜对方。在战争的敌对双方中，使用道德规范是迂腐而有害的。对于这一点，大概古今中外都相同。毛泽东作为大军事家，他的所有战争指挥活动与军事理论运思的焦点无非就是如何夺“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依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的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这当然是用现代的理论性语言表述的兵家智慧的运思焦点。在井冈山打游击时，毛泽东所使用的朴素的语言更为接近古代兵家的计利夺利思想：打仗“要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有所收获，就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12]“打”和“走”都是利害攸关之处的行为选择，死拼连老本都会蚀掉。教条主义者的“全线出击”正是不知道战争的这种“利害”：“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13]毛泽东所处的是敌我强弱悬殊的恶劣环境，生死利害关系就显得尤为突出。这也就决定了他运思的焦点与传统兵家智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兵家的冷静理性

由于兵家智慧运思的焦点在于争利夺利，并且在兵战、伐交之中利害关系太大，而敌对双方都在算计对方，这就把兵家智慧的冷静的理性特征最鲜明地表现出来。所以为兵为谋者必须去情制怒，完全以利害谋划为依据，而不以感情喜怒为转移，不能一时冲动，更不能用任何非理性的东西去主宰军事活动，否则便大祸临头，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死存亡的严重后果。所以在古代兵家传统思想中，这种高度清醒、冷静的理性态度是最为突出的：“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君之道也。”[14]这种不以一时喜怒情感而动的冷静理性态度，为历代兵家所承袭。直至近代，湘军首领胡林翼还总结说；“躁者必败，静者必胜。”[15]对此，毛泽东可以说领会得最为深刻。这不仅因为他作为军事家在理性态度上与传统兵家智慧相通，而且在于他从红军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锻炼出这种清醒冷静的理性精神。他在批判“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急性病时说，鲁莽的专凭热情行动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碰壁，就在于他们总是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在《论持久战》一书中，他告诫人们在战争中必须保持冷静：“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其所动。抗日将军们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16]

冷静的理性态度在实际的战争行动中，往往表现为克制态度与“忍”的精神。这就使得兵家智慧虽然以争利为目的．但不得不同直接计较利害得失的自然反应状态相疏离，从而保持一种克制的理智。“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并非见利就上，因此又有所谓：“路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17]。这里的“不由”、“不击”、“不攻”、“不争”，都表明冷静理性态度的“忍”的精神。但“忍”并非无争，克制并非无欲，它是忍而争，制欲而大欲，即是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因而“忍”的精神进一步转化为深谋远虑、迂回取胜的原则。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更须如此。对此，毛泽东可以说运用得非常娴熟。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毛泽东想先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18]。他后来在解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时说，走就是为了打，但有许多情况不好打：敌人多了不好打；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不好打；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关于“争地”也是这样，有所不争而后有所争，“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19]这一切都体现出兵家冷静克制的态度、忍耐精神与迂回取胜的夺利智慧。它最典型地体现在毛泽东的“战略退却”的谋略思想中。在强敌面前，只有先忍耐一下，先让一步，持重克制，待机破敌。而且这种韬略直接来源于古代的战史战例，诸如曹刿论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魏吴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20]

冷静的理性态度在战争中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注重经验和观察，在扑朔迷离、变幻不定的敌我双峰对峙的格局中，仔细判断敌我情势，乃至天时地利，从而谋划战争，制定战略，判断战局，选择战机，规定自己的军事行动。故《孙子兵法》开篇就说用兵“不可不察”，“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乃至提出“知彼知已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已，每战必殆”[[21]。这一传统兵家智慧，可以说是毛泽东军事理论的灵魂了。他认为战争活动虽然具有不确实性，但它不是神物，仍是有端可察，有规律可寻。要正确地指导战争，唯一方法“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22]。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凭意气用事的瞎指挥，以及他们指责毛泽东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的情况，毛泽东认为孙子的“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并且进行反批评：“有一种人，明于知已，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已，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已，百战不殆’这句话……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23]可以说，毛泽东的整个军事指挥活动，体现的正是这种知彼知已的理性精神，他的一整套战略战术以及他的军事理论体系，都是建立在知彼知已的基础上的。

四．兵家的任智精神

兵家智慧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生死利害攸关之处的任智巧夺。当苏辙说《老子》一书“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24]时，正点出了兵家的特点。在兵家思想中，此所谓“智”既非用来实现神圣超越而趋于宗教，亦非用来追求客观真理而获得知识，也不是用来认识道德规范进行心性修养，而是直接用来谋求功利的一种韬略智慧。因此，此所谓“智”是谋求功利的手段，是与实用功利相关联的。正因为将“智”作为谋利的一个精神环节，因而兵家的夺利争利就完全不是对利害的一种自然反应，而保持着克制忍耐的冷静理性态度。利害纷争于是就转化为智力争斗，任智而不任力，以智胜而不是以力取。故自古以来，中国有那么多的儒将英雄，军师智土，权谋辅佐。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这种任智巧夺的兵家智慧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故孙子说；“夫末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25]这就是突出“算”也就是计谋在决定胜负中的重要性。他甚至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26]这就是说，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胜敌。所以一部《孙子兵法》，在在都是机智谋略。既然在战争中敌对双方都在使用智谋争夺利害，这里就没有道德规范可言；“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得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总之，兵不厌诈，诡计、诡异、诡诈为兵家所尚，而且这种暗中算计与谋略是不能泄漏的。“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并不是如《孙子兵法新注》一书所解释的是所谓“不可事先规定”[27]，而是如曹操所说；“传，犹泄也”[28]。泄谋者必败，此为兵家之大忌。

兵家的这种任智精神，毛泽东可以说得其神髓。他一贯提倡智勇双全，敌人的统帅部也具有某种战略眼光，“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胜利的可能”[29]。他作为军事指挥者，当然强调军事谋略的秘密性。虽然红军的一般作战方式是为敌人所熟悉的，“然而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30]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活动与其军事理论中，我们似乎随处可见《孙子兵法》中各种智谋的影子。诸如避实击虚，拣弱的打；诱敌深入，造“势”创造各种条件取胜；示于东而击于西(示形)；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先人至，后人发；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正合，以奇胜(佯攻)等等。诸如此类，纯属兵家任智巧夺智慧的高度运用与发挥，僵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是不足语此的”。在这种任智巧夺的战争活动中，毛泽东认为是不能讲究什么道德的，必须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尽可能地给敌人以错觉以便战而胜之。当然，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也有愚蠢的做法。公元前638年，宋国的宋襄公与强大的楚国作战，宋兵已准备就绪，楚兵正在渡河，宋襄公以君子不乘人之危拒绝攻击楚兵，一直等到楚兵一切都准备好了，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兵大败。毛泽东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31]

五．兵家的运思方式

战争运动的特点，就在于敌对双方都是武装的活动着的人群，在不确定的时空范围内展开的生死攸关的矛盾运动。这就使得战争环境变得极为复杂、扑朔迷离和捉摸不定，“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32]。战争指挥者容易为这种复杂环境所支配而失掉主动权。传统兵家智慧的突出表现就在于在这种复杂的战争环境中锤炼成一种独特的运思方式，即辩证的思维方式。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之所以是独特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33]，它不是来源或产生于论辩和语言中所发现的概念矛盾，不是思维中抽象的矛盾运动，而是战争环境中的非常具体和多样化的现实的对立运动。兵家智慧的辩证思维方式就表现在从繁杂众多的现象中，“以一种概括性的二分法”，直截了当地分别事物、把握整体。也就是用对立项的矛盾形式来概括战争中复杂事物的特征，所以《孙子兵法》提出许许多多的相反而又相成的矛盾对立项，如敌我、和战、胜负、生死、利害、进退、强弱、正奇、攻守、动静、虚实、劳逸、饥饱、勇怯、多寡……等等。这是一种非归纳非演绎所能代替的直观把握方式。并且兵家的运思方式并不仅仅是静观和认识这些矛盾特征与对立的两项，而更重要的在于根据具体情况与自己的需要在战争实践中参与和展开这些矛盾运动，使对立的两项朝着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从而在其中实现利害、生死、胜负之间的勾连转换。并且在战争实践中，这种运思方式最妙之处就在于常常使自已处于对立项的反面而最终稳立于正面，诸如明明是要生，然而置之死地而后生；分明为了攻，然而以退为攻等等，“故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34]。这种运思方式正是战争实践中的辩证方式，这是战争指导者最难处理的。故孙子认为用兵“神乎神乎”，“微乎微乎”，总的原则是“因敌而变化”，亦即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我们知道，毛泽东对此是极为推崇的。我们不仅在他的军事指挥活动中看出他对战争中矛盾对立项的巧妙运用与处理，而且在他的军事论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传统兵家这种运思方式的遗韵。诸如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围剿”中的围剿，包围中的包围，封锁中的封锁等等，通过这一切而获得被动中的主动，不利中的有利。直观地看，战争胜负取决于敌我力量的强弱和兵力的多寡，但兵家智慧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辩证的参与处理而转弱为强，转少为多。在这方面，孙子提出“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这一思想完全为毛泽东所继承，形成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以弱胜强的基本战略。并且在用句遣词上也是孙子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35]

传统兵家思想与毛泽东的军事活动与军事理论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我们上面只是略举数端。当然，毛泽东毕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在继承中迭有创新，在运用中又有新的发展。但总起来看，毛泽东军事理论这一朵瑰丽的奇葩，的确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兵家智慧的沃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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