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的流行与消费主义和中产小资密切相关。如今流行的民谣符合城市中产小资的习性和审美趣味,旋律相对比较简单、风格精致化、所歌颂的爱情、乡愁、诗和远方的主题符合小资群体崇尚个体自由和自我表达的内心需求。
民谣的流行是建立在高度的现代性和个体性的时代基础之上,而历史和永恒等一切宏大叙事的事物都是被排斥的。现代工业社会里,科技的高度进步解放了人力,让人摆脱物质匮乏,产生了一大批“有闲阶级”,充裕的物质基础使他们能够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审美、缅怀和感伤。
当今时代信息高度爆炸使人产生信息疲劳和审美疲劳,转而崇尚简单、自然和超脱的生活方式,而非真正沉重压抑的现实深层。他们希望能够享受现代科技的便利而又排除技术理性对人的异化。当今时代的大多数人只关注个体自我的感受,拒绝宗教、政治和历史等具有永恒特性和沉重严肃性质的宏大叙事,重视的是个体现时的、孤立的和微小的自我感受和细腻的情感。
他们更看重自由的私人生活体验和个体自我表达,不关注群体事物,远离公共事务、政治、社会、宗教鬼神甚至是大自然,他们关心的往往不是真实的大自然,而是从大自然精选出相关的元素和符号所组成的“自然”人工盆景,而他们关注的“远方”也不是身处远方的众人的现实生活。赵雷的《成都》并不是当地人习以为常的那个成都,而只是他所描绘的想象空间。
而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中产小资本身普遍缺乏高雅的文化背景和追求高尚审美文艺的资本。他们要么将边缘和通俗的艺术加以神圣化,为低级文化艺术注入高雅形式,使之“精致化”和“合法化”,而抬高其地位。
把严肃艺术进行通俗化处理,利用中产小资的阶级习性对高雅文化进行通俗化实践,筛选、重组或重现其中蕴含的审美符号,从而将高雅文化拉低到自身阶级的世界当中。而相对比较简单易懂的民谣正好契合中产小资的精致审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