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司马懿和诸葛亮的文章

司马懿与诸葛亮形象之比较 仅供参考 希望对你有帮助 诸葛亮；司马懿；家世；性情 思想渊源；人才培养 论文摘要:司马懿与诸葛亮同为当世军事奇才，二人有很多可比性。二人自身因素对各自所代表的政权命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拟从家世、性情、思想渊源、接班人培养等四方面探讨其中之原因。 诸葛亮与司马懿皆深谙韬略，通权知变，可谓当世之奇才。但从二人屡次交锋中可以见出，诸葛亮之虑事先于司马懿，故司马懿往往扮演失败者之角色，甚至在上方谷被困，险些丧命。 论才干，论智谋，诸葛亮较司马懿略胜一筹，可二人功业却相反。个中缘故颇为错综复杂，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论述之。 一、家世不同 司马懿生于官宦人家，其祖发迹于西汉初，更四世至东汉官至二 百石。司马家族既是东汉豪门大族，又有崇儒重教之美誉。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是儒家礼仪的实践者，《三国志》卷一五《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云：“性质直公方，虽闲居宴处，威仪不忒。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者数十万言。……”[1]其兄司马朗与弟司马孚均被誉为当世“醇儒”， 司马朗“雅好人伦典籍”，值岁大饥、人相食之时，“收恤宗族，教训诸弟，不为衰世解业” [2]，又建议复儒家某些古老制度，如五等之制、井田制等；司马孚亦是儒教的忠实信徒，《晋书》卷三记载：“（孚）温厚廉让，博涉经史。汉末丧乱，与兄弟处危亡之中，箪食瓢饮，而披阅不倦。”司马懿本人也“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融闻，伏膺儒教”（《晋书》卷一《宣帝纪》）。 司马氏之社会地位、声望，对大族官僚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司马懿得到魏文帝、魏明帝器重，被委以重任，在数年间将曹魏枝叶翦除殆尽，为其子篡位、其孙建晋鸣锣开道，除自身因素外，无不得力于此。 诸葛亮则出生于没落的官僚家庭，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记载：“（亮）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3] 诸葛亮家境日趋式微，其从父诸葛玄谢世后，诸葛亮俨然为一村夫。诸葛亮亲人只有兄长诸葛谨、弟弟诸葛均，后亦各为其主。诸葛亮无家族倚重，幸得遇明主，凭一己之才，期力挽狂澜于既倒。无奈，孔明为国事夙兴夜寐，积劳成疾，最终在悲风中陨落。倘若有如司马家族一样煊赫的豪门为支撑，为其分忧解难，诸葛亮也许不会因操劳过度而英年早逝。否则，鹿死谁手尚在两可。 二、性情各异 司马懿生性残忍、手段毒辣，是“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晋书.宣帝纪》）。对司马懿之为人，曹爽之弟曹羲有着一定地认识：“……司马懿谲诈无比，孔明尚不能胜？”[4 ]但是天真地认为投降即可全命：“不如自缚？见之，以免一死。”[5]司马懿先用狡诈的手段两次派人诱骗曹爽：“太傅无他事，只是削汝兵权而已。”“吾与蒋济指洛水为誓，只因兵权之事，别无他意。”[6]及曹爽交出兵权，凶残面目暴露无遗，当即翦除曹爽党羽，接着便把魔爪伸向曹爽一族，“……然后押着曹爽兄弟三人并一干人犯，皆斩于市曹，灭其三族；其家产财物，尽抄入库。”[7]最终掌握了大权，为司马篡权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先于此，司马懿不准公孙渊投降，斩杀两名求和使者；而古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之故事，司马懿此举违背了游戏规则。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可见一斑。 太尉华歆进言于曹睿云：“先时太祖武皇帝尝谓臣曰：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久必为国家大患。”[8]王朗亦言：“司马懿深明韬略，善晓兵机，素有大志；若不早除，久必为祸。”[9]二人之言印证了司马懿种种丑恶行径。司马懿临终时叮嘱二子：“吾事魏历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极矣；人皆疑吾有异志，吾尝怀恐惧。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国政。慎之!慎之!”[10]司马懿做出一副语重深长的姿态，极力表达忠诚之心，掩藏心底不可告人的秘密，虚伪之真面目欲盖弥彰。正如曹操欲称帝，又惧怕遭到舆论的谴责而按兵不动，由他的儿子完成未竟事业一般，司马氏归曹魏政劝于己的过程亦是如此，可见司马懿之虚伪、狡诈不亚于曹阿满。 诸葛亮生性淡泊明志、温文尔雅，正如其门上之对联所言：“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11]内在性情淡化为外在行为，则表现为“涵平常之心，做该做之事”。诸葛亮感恩于刘备三顾茅庐殷勤之意，而“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对刘备的恻隐之心、感恩之心，是怀着淡泊名利之心，只为行宜、不计后果之念，最终促成了诸葛亮做出了如此的人生抉择。在先主逝世后，诸葛亮时刻不忘托孤之重，夙兴夜寐，操劳国事。这不仅体现了孔明之忠，更体现了诸葛亮遵守对先主之诺言，是忠臣、贤相之典范。 《三国演义》在诸葛亮尚未出场时，有一段风景描写：“一带高冈枕流水：高冈屈曲压云根，流水潺潺飞石髓； 势若困龙石上蟠，形如单凤松阴里；柴门半掩闭茅庐，中有高人卧不起。 修竹交加列翠屏，四时篱落野花馨……”[12]这段风景应是为诸葛亮而设，也是其性情的映衬。 诗中以困龙、单凤喻孔明之才，以交加之修竹状其品行之高洁，以困龙、单凤形容其之怀才不遇，以温馨之野花极写其之悠然貌。一位身怀奇才、情操高尚、神采飘逸之隐士形象跃然纸上。读者未见其人，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 周遭风景与人性情相映成辉，足见隐者之品性。杜甫在赞扬诸葛亮时，也采用了以物喻人的手法。如“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柏森森”，正是诸葛亮高洁人格的象征。 诸葛亮温和尔雅之风范、淡泊宁静之心境，决定了其与生性残忍、专致于功名的司马懿迥然不同的人生理想与政治命运。诸葛亮待人温和，如对公子刘琦，本不欲介入他人家事，经不住再三恳求，最终为之出谋保全其性命；诸葛亮讲诚信，如遵守诺言，对孟获的七擒七纵，不加伤害，使其心服口服。而司马懿自幼因家世影响，为人残暴、心恨手辣、狡诈多权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三、思想渊源 司马懿虽然“服膺儒教”，但却热衷于申韩之术。诚然，“申韩之术”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它讲求策略、玩弄权术，若适当的人使用得当，则善莫大焉，反之，将贻害无穷。司马懿这一心术不正、用心险恶之人，利用“申韩之术”为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大行杀戮、芟夷异己，手段之酷，令人发指。其后弑君篡位违背了儒家礼制，践踏了忠君原则。司马懿的丑恶行径与司马氏发动的典午之变，与植根于其思想中的申韩之术不无关系。 诸葛亮思想中亦有“申韩”之成分，在他的神机妙算中似乎夹杂着“申韩之术”。与司马懿不同的是诸葛亮只针对敌人，不针对自己人。尽管如此，从一生行为来看，诸葛亮是儒家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是儒家精神的集中体现者，是儒家心目中良臣贤相，是士人的楷模。也正是这一儒家思想酿造了诸葛亮人生悲剧。 四、接班人培养 人才持续发展观认为培养接班人是事业后继发展的关键，尤其对于魏蜀集团鹿死谁手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培养接班人是司马懿与诸葛亮的共同心愿，不同的是司马懿在潜意识地培养他的两个儿子。“懿长子司马师，字子元；次子司马昭，字子尚：二人素有大志，通晓兵书”，[13] 且二人常年跟随父亲征战南北，增强了实战经验、增长了才干，又在与将领朝夕相处中笼络了一批忠于自己的党羽为篡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司马懿临终托付大事于自己的亲生儿子，可谓意味深长。从表面上看司马懿将司马氏兄弟视为股肱之臣、托孤重臣，实际上给予爱子厚望，期待他们完成自己之未竟事业：弑君篡权。令其欣慰的是自己的期望没有落空，司马氏兄弟二人加紧巩固实力，在司马昭掌权时顺利夺取曹魏政权。 三家归晋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司马懿，他不仅巩固了司马氏在曹魏集团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大权，而且极力打造了两位西晋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诸葛亮并非不爱惜人才、培养人才，天水郡见了姜维喜不自胜，“吾自出茅庐以来，遍求贤者，欲传授平生之学，恨未得其人。今遇伯约，吾愿足矣”， [14]并挖空心思收服姜伯约，将其定为重点培养对象。但是，姜伯约毕竟是降将得不到后主的信任，在诸葛亮去世后，姜维受种种势力束缚，不敢放手一搏，甚至还有性命之忧，借屯粮为名外出避难。这一切说明了姜维在蜀汉集团中的地位是极其不稳固的，虽然他对蜀汉政权忠心耿耿，但是也难免遭人猜忌。 从某种意义看，诸葛亮选择姜维为接班人担任完成统一大业之重任，是一大失误。诚然，姜维不乏胆识与谋略，可在蜀汉集团时间较短、功劳不高、资历尚浅，缺乏群众基础，尤其是在备加赏识、信任他的诸葛亮去世后，更是孤掌难鸣，难以服众。当他还在前线浴血奋战之时，后主已经降晋，这充分体现刘禅君臣对姜维挽救蜀汉覆灭命运之能力的怀疑。 因此，诸葛亮应舍弃姜维栽培自己的儿子——诸葛瞻。然而，不象司马懿把儿子带在身边，诸葛亮经年疲于征战，无暇顾及其子的教育。甚至，诸葛瞻在《三国演义》中很少露面，直到最后，才在危难之际闪亮登场，演义一场悲剧之后，匆匆离去。笔者认为诸葛瞻才是诸葛亮理想的培养对象，其一他不乏聪明才智，稍一雕琢即可成器；其二他是东床驸马；其三可依托其父的声望。后两者使诸葛瞻能够得到蜀汉集团君臣之信任。倘若诸葛亮精心栽培诸葛瞻，谁能断言诸葛瞻必输于司马氏兄弟呢？又有谁敢确信诸葛瞻不能力挽狂澜改变蜀汉政权之命运呢？

诸葛亮北伐史争议，是史学里两种弊端交汇的“奇点” -------------------------------------------------------------------------------- 诸葛亮北伐史争议，是史学里两种弊端交汇的“奇点” 陈寿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优点和缺点都讲到了，但是这种较为平衡的评议，却明显无法满足那些敬仰诸葛亮军事才能如泰山北斗的人的胃口，这就牵扯出一个问题：那种对诸葛亮军事才能极端的敬仰是如何形成的？ 笔者以为，这种极端情绪首先来源于民众那种对诸葛亮在治国清廉方面的敬仰，中国古人一直都在寻找那些可遇不可求的“圣人”来作为自己的崇拜对象和心灵的寄托，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诸葛亮作为自己的情感宣泄对象，那么对他在战场上的失败，就能瞒则瞒，能对之“选择性失明”的就对之“选择性失明”，而且这种历史情感积淀往往能和百姓生活疾苦感受产生相辅相成的共鸣与互推，在诸葛亮儿子诸葛瞻的时代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非理智的高峰期，那时候蜀国一有善政，百姓都认为是诸葛瞻主办，缺乏知情权的民众的盲目性，在“死诸葛走生仲达”一例，亦有充分表现，后人知此例司马懿可笑，未必知司马懿认为百姓之愚昧可笑也！ 在大量的历史文献尚未散失的时代，尤其是在陈寿的时代，诸葛亮军事方面的资料，记载其胜利的史料可以因为为晋朝统治者避讳而被忽略不收，但是记载其失败的史料却会因为没有这一重顾虑而得到较为安全的传播途径。这些资料最大的敌人，就是那种与理智为敌的对诸葛亮的极端敬仰情绪。这种情绪埋藏在我们这个有着“政治圣人”崇拜传统的民族灵魂深处，只要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还存在，它就不会被消灭，甚至不会被触犯！它的反理智的性质只会随着晋朝统治走入历史尘埃的脚步而成长得越来越强壮！ 在这种情绪的成长过程中，裴松之这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大量的史料轶失之后，这个偏袒诸葛亮到了毫不避嫌程度的人所剪裁组织出来的史书摘录文字，成为后人认识诸葛亮最后两次北伐战况的主要途径，这时候，诸葛亮胜败记录的历史传承天平，就从原来的向“为尊者讳”一边倾斜改变为向“为贤者讳”的一边倾斜。对史料编撰传承而言，“为尊者讳”的危害一般只会延续一个朝代，但是“为贤者讳”的危害却会延续上千年！“为尊者讳”多半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其虚伪经常是好比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为贤者讳”却是大奸似忠，大佞似贤，会对历史领域的学术尊严和游戏规则产生深入骨髓的破坏！ 裴松之的注解对史料保存有功，这一点不容否认，但是如果抛开史料轶失不讲（史料未轶失时代就是这种情况），单讲注解本身的剪裁是否做到起码的客观公正，尤其是在评价诸葛亮军事才能这样的敏感问题上是否做到基本的避嫌取中的平稳姿态，则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裴松之的注解能成名，主要是靠沾了陈寿良史才华的光，所谓“因人成事”，此之谓也！裴松之对陈寿和自己在历史学术性和见闻权威性上面的主次对比，还是心中有数的。他经常把陈寿的某人物“本传”所载当作权威资料，就是表现之一。但是，裴松之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跟班，他同时借着注解的机会兜售自己的“私货”，为什么叫“私货”？当然就是那些与史料不相符合的、纯粹是裴松之自己想当然的评论意见和取舍标准，这些东西不但和那些名气不响的史书不符合，甚至有和陈寿所记也不符合的，裴松之都拿来进行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裴注就好比今天那些偷偷塞进正经报纸里面一起派送的非法印刷品，是见不得光的，一旦到了关键时刻，这些东西的非正规、徇私舞弊的性质就会充分暴露出来！ 陈寿对诸葛亮在军事上的失败有着较为客观的态度和评价，但是裴松之为了兜售自己的“私货”，就将陈寿对失败的评价进行“冷处理”，另一方面对陈寿对胜利的评价和记录（王平传曲笔、射杀张合）进行“热处理”，并大肆渲染他自己组织起来的“司马懿三怕诸葛亮”体系，这几种手法，无疑非常能迎合那些史学修养有限、与理智背道而行的“亮迷”的口味，连诸葛亮错用马谡这样既无法否定也无法“冷处理”的巨大失败，裴松之也要抄一段酸溜溜、羞答答的《袁子》来证明诸葛亮如何“勇而能斗”，加以粉饰，减少尴尬难堪，当然，对诸葛亮是否够“勇”，历史当事人司马懿早就清楚地给出了参考答案：“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这段文字出自晋人孙盛所作《魏氏春秋》，孙盛铁骨铮铮，为史学尊严，不怕牺牲性命，其作《晋阳秋》在当时“咸称良史”。这段文字后来被唐修《晋书》所收录。但是，裴松之一读这些尖刻贬损诸葛亮文字就觉得不爽，避之则吉。 2 对诸葛亮最后两次北伐的争议问题，陈寿也未能做到完全客观，他未能避免作为一个蜀人的见闻偏颇的局限，从而在《三国志-王平传》里面采用了曲笔方式表达自己只采信蜀军“斩首三千”的胜利而不采信魏军“俘斩万计”的胜利。笔者经独立研究发现，陈寿的这种取舍还和魏国官方史书“王沈《魏书》”的作者王沈的历史污点有密切关系。但是，陈寿没有堕落到裴松之那种地步，他仍然有着基本的学术良心！对于裴松之之类“亮迷”津津乐道的“野战蜀军必胜”的论断，陈寿在《三国志-郭淮传》就客观地收录了魏军在北原野战战胜蜀军、挫败其抢占战略目标的记载，点出“逆击”的关键字眼，而另一方面，唐修《晋书》也点出了北原之战在魏蜀胜负上的“野战”层面的意义：“与亮会于积石，临原而战，亮不得进”（笔者按：据《水经注》记载，积石即北原）。但是，裴松之那五毒俱全的“司马懿三怕诸葛亮”体系已经洋洋大观，跃跃欲试，对这样的拦路虎，只好装聋扮傻，能蒙就蒙！裴松之开了坏头，千千万万的“亮迷”也就全都继承其弊端，都可悲地发育成了“选择性失明”。 笔者认为，诸葛亮最后两次北伐的历史，在史学领域，是“为尊者讳”与“为贤者讳”的两种弊端交汇的“奇点”，之所以套用现代宇宙学词汇称其为“奇点”，是因为战场上的胜利者的后代成了改朝换代后的皇帝，所以胜利者成了尊贵不可犯的“司马宣王”、“宣帝”，而战场上的失败者却成了流芳千古、万人景仰的圣人、天才、悲剧英雄的混合体。相同的是，胜利者和失败者的成就，都是登峰造极、无以复加，都会对史学领域求真求实的学术运作产生巨大的侵害！而就侵害的时间延续性和文化积淀性而言，以后者为甚！ “亮迷”们在军事领域的反理智，因为反到了全身心陶醉、毫无原则可言的地步，倒转过来也影响了在政治方面的评价的客观冷静，导致一种很容易让人上当的错觉的产生，这种错觉就是认为后人对诸葛亮的评价全部都是正面的，没有任何负面的评价。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唐长儒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时评论诸葛亮，开头第一句就大错特错，他说：“诸葛亮可以说是封建社会里边的一个完人。从当时一直到后来，从来没有人对诸葛亮有贬辞的。”稍微冷静的人都知道，政治方面诸葛亮尸骨未寒蜀国就已经有人上书对其进行贬斥，怎么能说从来没有贬词呢？！从下文唐先生对陈寿评语的论述来看，唐先生之所以犯错，是受裴松之的“冷处理”手法所害！裴松之的这种手法把陈寿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贬抑评语打扮成“冷静而不贬”的外观，使其不能对“亮迷”膜拜偶像的情感产生反作用，同时避免他人联想到北原之战记载和“野战蜀军必胜”的矛盾。另外，唐先生也着实中了裴松之引用的那段《袁子》文字的招，在这段裴松之所推介的充满对诸葛亮莫名其妙的、傻乎乎的赞扬的文字里，唐先生只接受陈寿记载和评价里面有利于诸葛亮形象的信息，抵制甚至改动不利信息，到最后得出“实际上陈寿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绝对没有贬低”的结论，史学之尊严与颜面，就这样经由一位专业人士之口被破坏殆尽。经过裴松之采录的赞扬文字的参杂冲销，《三国志》虽然白纸黑字地记载了诸葛亮的失败，但是后人就愣是会读出“野战蜀军必胜”、“司马懿怕得要演戏”、“陈寿对诸葛亮军事才能所有评语都是赞扬”之类的理解来，甚至连唐先生这样的专业人士也会读出诸如“诸葛亮是后人对之毫无贬词的完人”之类的极端理解。怪谈丛生，如无天日，两弊交汇之“奇点”之时空扭曲力量，确实是不可轻视，裴注评论与取舍思维对史学之危害，更是必须加以警惕！也许有一天，各位谈论三国历史的时候也会犯下类似于唐先生评诸葛亮那样的低级错误，被人戳破，颜面扫地，一查，原来是拜诸葛亮的坚定支持者裴松之先生所赐！ 具体就诸葛亮北伐史争议问题而言，与裴松之精心营运、厚颜徇私有关的三种错觉必须要加以点破和纠正，否则，各位可能都要不可避免地开口就大错特错： 第一、 裴松之没有把所有自己不同意的内容都摆出来，虽然他口头上声明已经这样做了，对有贬损诸葛亮文字的内容尤其如此。这一点从此人读过“虞预《晋书》”而不提其中赞扬司马懿战无不胜的文字可以证实。 第二、 唐修《晋书》所载魏军“俘斩万计”的胜利，绝不是所谓的“史书不见记载”，陈寿不写的原因，上文已经提到。魏晋期间私修史书蜂拥而出，单单旧晋书就有十八家之多，这些史书有不少在唐宋尚存，到今天已经全部轶失。后人没看过这些史书就断言俘斩是史书所无，何其荒谬可笑哉！据笔者研究，可能有收录魏军“俘斩万计”胜利的旧晋书至少就有陆机和虞预两家。 第三、 要证明历史记载的一件事不存在，是一件千难万难的事，你将挑战很多述说资格比你高得多的见证者和近期记录者，而裴松之却是在教你把历史记载看成是一盘菜，想吃想倒随你的便，只需要在挺不过去的时候把画皮一撕，说句“以诸葛亮的军事才能，怎么可能如何如何”，其误人子弟、荼毒青史之腐朽本质，不可不知。 http://hi.baidu.com/hlalj/blog/item/2ddd2c7fa6b2330d28388ac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