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园三结义的内容大概

你自己总结一下吧
刘、关、张“桃园结义”，恐怕是三国故事中最为人们熟悉的一个。《三国演义》前85回，从《桃园结义》到刘备托孤，约有三分之二的篇幅写的是刘、关、张结义打天下的故事。如今河北涿州市西南的桃庄，据《涿县县志》载是张飞的故里，也就是刘、关、张结义的地方。涿州市扩大对外开放，利用张飞故里大做文章，赫然打出“桃园结义故里”牌子，吸引了不少中外游人与客商。
荆州跟“桃园结义”也有很深的情缘。因为荆州是刘备集团实践“桃园结义”誓言的基地，荆州与刘、关、张的事业和命运紧紧相连。刘备集团由于得到荆州而大展宏图，与曹、孙鼎足天下，也由于失去荆州而使“桃园结义”誓言未能实现，三兄弟并因此而殉身亡故。如果说涿州是“桃园结义”起始之所，那么，荆州则是“桃园结义”归结之所，也是刘、关、张“桃园情结”最重要的体现之所。
“桃园结义”从涿州到荆州，展示出刘、关、张义结金兰匡复汉室的基本轨迹，表现了他们义重如山、至死不渝真挚而深厚的情谊，至今成为在海内外华人中广为流传的佳话。“桃园结义”故事人们都很熟悉，至于它的来龙去脉也许就不一定都能一一作答。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浅略说说。

结义未见典籍 但有史实依据
历史上，刘、关、张三人的关系不同一般。他们“义为君臣”，“恩若兄弟”，这在史籍中有明确记载。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一开头就叙述了关羽亡命奔涿郡与刘备、张飞聚首起事的史实，并记述了刘备与关羽、张飞“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亲密关系。关、张从涿州起跟随刘备闯荡天下，“不避艰险”，私下里犹如兄弟，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关、张恪守臣礼，在刘备身边“侍立终日”，主从之分十分鲜明。关羽羁留曹营，曹操对其厚待有加，本想打动关羽，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但关羽坚决表示仍要回归刘备，声言“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刘、关、张之间这种“恩若兄弟”、“誓以共死”的特殊关系和感情，反映在不少方面，特别是吴、蜀争荆州的过程中。有关他们之间犹如兄弟的亲密关系，在张飞传以及魏臣华晔传中也有记载。
史籍中尽管记述了刘、关、张之间“恩若兄弟”十分亲近的关系，但未见有他们正式结拜成兄弟的记载。当他们在涿州聚首起事时，史书中也没有提及“桃园”二字。可见，“桃园结义”是后人创造出来的。这个创造，并非纯属子虚乌有，而是有史实依据的。认为“桃园结义”故事纯系小说家的虚构，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结论；认为“桃园结义”故事确有其事，则可能是对小说家的笔法过于相信了。
人们所以对“桃园结义”故事深信不疑，还可能与涿州的张飞故里有关。张飞故里名为桃庄，确系汉代居邑，是个完整的大村落，俗名“张飞店”，民国初易名“忠义店”。村中有“张飞井”、“汉张桓侯古井碑记”、“汉张桓侯故里”石碑等。张飞故里叫桃庄，《三国演义》写刘、关、张“桃园结义”，就是在桃花盛开的张飞的后桃园进行的，历经沧桑而“人证物证”似乎俱在，这就使人不由得不信了。
此外，也有人认为历史上可能真有“桃园结义”这件事，只是史家未能记录下来。史书遗漏史实，历来是不可避免的，但“桃园结义”故事是否真的被史书遗漏了？这只能作为一家之说存疑，现在已无从稽考。

小说并非始创 此前已有流传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写“桃园结义”，不是罗贯中依据史实自己想像出来的。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桃园结义”故事已经流传。
原先不少学者认为，“桃园结义”故事最早见于《三国志平话》。《三国志平话》刊印于元代至治年间，即公元1321—1323年，这比现在所见最早的《三国演义》本子——明代弘治甲寅 公元1494年 序、嘉靖壬午 公元1522年 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至少要早一百多年。元代的《三国志平话》，共分上中下三卷，计8万多字，正文开始就是“桃园结义”，结尾是诸葛亮病死，三国故事的始末已粗具梗概。
五十年代末，有的学者通过研究，提出“桃园结义”故事至少在《平话》刊行前50年已广为人知。因为生活在13世纪中叶的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剧作就不止一次讲到这个情节。关汉卿杂剧《单刀会》里，就说到刘、关、张在桃园中结义，宰白马祭天，宰乌牛祭地。其后大约在14世纪，无名作者还专门创作有一出杂剧，叫做《桃园结义》。
元代反映三国故事的《平话》和杂剧，既源于《三国志》一类史书，又源于民间的口头文学。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的历史很久，早在三国末期就开始流传了。魏晋间的野史、杂录，唐、宋时的诗歌创作，对三国人物故事均有所反映。《平话》是说话艺人的底本，说话艺人讲三国故事，叙史以外的内容大量就靠民间传说来丰富。本来宋代已有专说三分的艺人，已有讲三国故事的《平话》本子，可惜没有流存下来。从民间传说的角度分析，也许“桃园结义”故事早在元代以前就已经流传了。
元代《平话》和杂剧所讲的“桃园结义”故事，都有在桃园宰白马、乌牛祭天地的情节。《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述三结义”里，也写了三人“于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焚香结拜为异姓兄弟。为什么用白马祭天、乌牛祭地？为什么选择在桃园中结义？这都跟古人设祭盟誓的习俗有关。白马、乌牛在古人眼里是很受尊崇的，用它们来祭天地，以示结盟设誓的神圣与庄重。选择在桃园结义，主要是因为古人盟誓杀牲通常是在特殊的祭林中进行的。桃园即桃林，在桃园杀牲盟誓，桃园就起着祭林的作用。日本研究《三国演义》的学者认为，宰杀白马、乌牛祭天地，原是蒙古人的风俗，后来传到了汉族。汉族对桃树一向情有独钟，将它视为避邪的吉祥之物，则是我们汉民族自古以来的习俗。在桃园结义也可能含有避邪之意。
由于“桃园结义”有着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刘、关、张三人聚首结义的故事情节也就有多种版本。有的讲关羽东行至涿州时，张飞在州里卖肉。张飞卖肉只卖到午时，午后把未卖完的肉悬挂在一口井里，上盖五百斤重的大石块，声言谁能举起石头，这肉就给谁。正好关羽前来，举起石头轻如弹丸，取肉就走。张飞追来，两人展开角斗，双方膂力相当，难解难分，刚巧刘备卖草履经过，把他俩劝止了。三人一起聚谈，意气相投，于是就结盟桃园。在结盟中，为确定谁是老大，也有一些不同的传说，如报生辰、比爬树，最后都是刘备智高一筹，于是刘备理所当然成了大哥。
《三国演义》在叙述刘、关、张相聚结义时，摒弃了上述一些传说，突出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将“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作为结义的宗旨，使“桃园结义”在传说基础上有了一个质的升华，无疑是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我们民族尚义的悠久历史传统的。

中华文明之邦 尚义渊远流长
义是我们民族特有的文化品质，是中华礼义之邦一个显著的民族特点。“桃园结义”故事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深深打上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烙印。
我们的先人一向崇尚义，视义为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基本道德准则之一。古人解说“义”，把它同“宜”连在一起，所谓“义者，宜也。” 《礼记·中庸》 。韩愈《原道》进而解说道：“行而宜之曰义。”这就是说，义是泛指一切正义的行为。它包括重然诺、守信用，扶助弱小，见义勇为，忠于国家和民族等优良品性和德行。这种义，不是儒家所发明的，而是我们民族所固有的。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里以深情的笔触赞美了先秦的一些侠义之士，写了他们舍己为人、施恩不图报等可歌可泣的侠义行为，至今读来令人感动。我国历史上许多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赴汤蹈火、舍生亡死、义无反顾的忠肝义胆之士，都反映了我们民族的气质和品格。当然，无论是先秦的侠义之士，还是历代的忠义之臣，不可避免地都带有时代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今天不能全盘吸收，一概肯定，但义作为一种正义之举、一种优良的品德，是任何时候都应当大力张扬的。
正因为“桃园结义”故事反映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尚义品质，所以能唤起人们的共鸣，得到人们的赞赏，历久不衰地广泛传扬。刘、关、张的结义誓言，“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十六个字，拿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桃园结义”影响所及，常为后人效仿。当初孙中山先生吸收革命党时，就是组织大家在关圣帝君神坛之前焚香盟誓、立志革命的。 见《中国神仙传》引《中外杂志》第21卷第4期 。
现在，我们不提倡结义这种形式，更反对以结义之名行不义之实一切危害社会的行为，但就义的积极涵义而言，无论于国于民还是对于个人的立身行事，都有其重要的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应当大力倡导的。

桃园三结义是《三国演义》中的第一个故事。说到刘备、关羽和张飞，人们总是会联想到他们早年在涿郡张飞庄后那花开正盛的桃园，备下乌牛白马，祭告天地，焚香再拜，结为异姓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人们一直传诵着这个故事，也一次次有人效仿着焚香结义。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便谈到："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 桃园之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清代一些会党如三合会等，在他们颇为庄重 的入会仪式上，必定不会忘记插上桃枝，以此象征他们是在桃园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