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加之士族是近亲联姻,身体素质极差,因此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以后,一些庶族出身的将领脱颖而出,显示出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声望与权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齐、梁、陈开国诸帝均为庶族将领。南朝帝王虽无法改变高级士族垄断高官的局面,但却引用庶族官吏委以品位不高却握有实权的职务,在实际执政中分享了士族的特权。这一时期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二是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原因之三是士族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受到打击、削弱。上述三种原因相互作用,极大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阶级、经济基础。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寒族地主乘机以军功崛起,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时虽据高位,却已无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后经候景之乱、隋灭陈等变化,门阀等级制已奄奄一息,庶族地主跃居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至隋唐两代,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终于使产生于魏,盛行于晋的门阀士族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最终消亡。
北朝时期家族、宗族与所谓“庄园制”的关系问题,徐扬杰先生认为:“地主庄园制的发展和自然经济的再次强化,就是这一时期经济上的重要特点,也是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产生的经济上的根源”,“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就是一个地主庄园的经济实体,这是它的形态结构的重要特点之一”。徐扬杰先生认为,这一时期家族组织与地主庄园形态结构重要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家族与地主庄园的二位一体。即“一个家族就是一个庄园(当然也有许多大家族占有多个庄园的),族长就是庄园主。族长占有大量土地,将成片的土地用沟堑围圈起来,形成很大的院落或者园林。庄园内部独立地进行农业和日用手工业的生产,基本上不需要同外界发生经济上的联系,少量的物品交换也在庄园内部各户族众之间进行,即所谓的‘闭门成市”’;(2)以庄园为范围的聚族而居。“魏晋以后家族聚居的形式,除了那些族众尚未向同宗大地主依附、大地主尚未建立庄园的地方,仍然以村落为单位聚居以外,一个庄园即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单位,好像同姓聚居的村落一样。庄客多数为同宗族人,他们的住宅就建筑在庄园内部,而且大多环绕着族长的别墅建造”;(3)庄客的族众兼依附农民的双重身份。“一个庄园主(即族长)必须胁迫大批小农为庄客,把他们附着在庄园里,为自己耕种庄田,供自己驱使服役。这种庄客,在文献中又有佃客、庄户、徒附、私附、部曲、奴客、人客等等名称。名称虽然不同,身份却是基本相同的,大多都具有族众兼依附农民的双重身份”①。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否存在类似欧洲中世纪和日本的那种“庄园制”,史学界历来有争议”,本文不准备对此多作讨论。本文所要辨析的只是,持庄园说的学者所说的那些封建大地产,亦即所谓“庄园”与所谓的家族、宗族“组织”是否普遍存在着如徐扬杰所说的那种关系。
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形态,从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世族经济,进入隋唐后,日渐呈现出“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
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井田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瓦解;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是世族经济,联系东汉的庄园地主豪强势力,再联系魏晋时期的门阀政治,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产生相应的上层建筑,门阀政治依赖于世族经济;
隋唐时期没有放弃重农抑商,只是有所松动;
宋代士绅经济以后,租佃制逐渐普及,人身依附关系减弱。
……
门阀士族没有成长起来时,时代属于汉朝。
门阀士族早已发育壮大后,时代属于晋朝。
只有中间的成长道路,才属于三国。
南北朝时,士族族谱是选任官员的重要依据。唐朝初年,旧士族虽已没落,但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数家所谓“山东士族”,仍凭借其祖先的影响,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家族编写族谱,标榜为华夏“高门”,自诩“家风”优良,相互间通婚。唐初那些以军功起家的大臣,也把能与他们通婚视作荣耀。
对门阀士族的真正绝杀,来自黄巢之乱。
当维系社交关系的人都大半被杀之后,朋友圈也就散了。更重要的是,在一片大乱中,门阀士族的谱牒也丢了。没有谱牒,活下来的人都成了个体。社交网络,断的一干二净
门阀士族依靠社交关系兴旺了900年,最终又在时代变迁中,因为社交网络断裂而消散。
表面上,他们败给了黄巢的屠刀。
实际上,他们败给时代的进程。
归根结底,门阀士族在晚唐的社交关系,是寄生于朝廷的躯体之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再加上社会秩序崩塌、平民崛起,他们再也不能像祖先一样,在乱世中重振家业。
这就是历史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