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研究“老舍之死”，我越来越发现，我们其实只能无限近地接近历史，却根本无法还原历史本真。像老舍，倏忽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迷雾一样的历史仿佛裂开了一道缝，把他永远沉入了黑暗，留下的只是版本不一的各种猜度 我们只知道他在死前经受了突然的暴力和侮辱。紧接着，便在太平湖发现了尸体。这位自称“写家”和“文牛”的人，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人知道这位曾在小说中多次为善良人物安排投水自杀结局的老人，在死前经历了心灵和肉体怎样巨大的双重苦痛。与“文革”中许多类似事件一样，这个悲剧也成了独角戏。由此我想，实际上我们许多时候所说的历史都是“无物之阵”。“历史”其实只是个很抽象的名词，并没有具体的意义，它要鲜活起来，立体起来，就得靠时间和事件的挂钩。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他的《艺术的故事》中说：“日期是不可或缺的挂钩，历史事件的花锦就挂在这个挂钩上”。就“老舍之死”而言，事件就是历史的挂钩。我们把自己对历史、对人性的认识悬挂在上面。无论后人是否理睬这些也许会风干的“花锦”，但它们的的确确是我们所能留下的并不太多的真实的历史印记。我们所有寻找见证人的过程，都已经和1966年8月那个悲惨的日子挂在了同一个历史的挂钩上。
在采访调查“老舍之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口述历史”往往只是一个个圈套，每一次的谈论都是在无意识地接受谎言或传播谎言。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我们手足无措，有时甚至是瞠目结舌，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事隔多年，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我们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无限近地趋近事实，并尽最大努力以此来反抗历史叙述中的暴政和人类认知的有限。
写史的目的，无疑是为保存某一段历史的真相，传之后人，警惕将来。我们常说，“读史明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什么的。其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这是英国著名作家、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所说。但我从调查采访“老舍之死”的历史中得到了什么呢？说来可笑，我被历史搞糊涂了。
透过研究“老舍之死”，我越来越发现，我们其实只能无限近地接近历史，却根本无法还原历史本真。像老舍，倏忽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迷雾一样的历史仿佛裂开了一道缝，把他永远沉入了黑暗，留下的只是版本不一的各种猜度。
我们只知道他在死前经受了突然的暴力和侮辱。紧接着，便在太平湖发现了尸体。这位自称“写家”和“文牛”的人，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人知道这位曾在小说中多次为善良人物安排投水自杀结局的老人，在死前经历了心灵和肉体怎样巨大的双重苦痛。与“文革”中许多类似事件一样，这个悲剧也成了独角戏。由此我想，实际上我们许多时候所说的历史都是“无物之阵”。
“历史”其实只是个很抽象的名词，并没有具体的意义，它要鲜活起来，立体起来，就得靠时间和事件的挂钩。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他的《艺术的故事》中说：“日期是不可或缺的挂钩，历史事件的花锦就挂在这个挂钩上”。就“老舍之死”而言，事件就是历史的挂钩。我们把自己对历史、对人性的认识悬挂在上面。无论后人是否理睬这些也许会风干的“花锦”，但它们的的确确是我们所能留下的并不太多的真实的历史印记。我们所有寻找见证人的过程，都已经和1966年8月那个悲惨的日子挂在了同一个历史的挂钩上。
“戏说”历史无疑是在帮着历史设圈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家是史学家的天然敌人。他经常是经过文学的加工把历史给神话了。另外，不幸的是，我们又常习惯于为了后人今天的现实目的而重新塑造历史。正如美国汉学家保罗·柯文所说：“在所有把过去加以神话化的具体例子中，重点都不在于过去确实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于它被后人为自己的目的而如何加以重新塑造。神话化的过程是：认定过去中某特定的主题，把它简单化，加以夸张和渲染，直至变成今人力量的源泉，足以使现在和过去强有力地相互肯定，互相印证。被利用的主题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过去的一部分，但也可能不是”。
甭说作家笔下的历史绝不是信史，史学家的历史就真的重建了历史上的过去吗？我当然知道，细节的真实决不是全部历史；历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白纸黑字未必是信史；真正的历史往往在文字背后；“纯客观”的编年叙述并非就是接近历史的真实，等等。
历史既然是由人来写的，人性的弱点当然就会不经意甚至是刻意地渗透进历史，人写的历史也就由此带上了人性的弱点。就是说，历史的叙述者与历史的记录者之间，存在着历史的“真空”。这是研究口述历史要特别注意甄别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我觉得算得上是纯粹意义上的口述历史。
历史有绝对真实的吗？我不敢妄自置喙。只要我们别有意制造“真空”的历史，就已经是历史的幸运了。接受了传统正规教育的我们，深知作为概念来传授和叙述的历史与历史本身的差距。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在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说，我们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并非这些历史学家所能写出的历史。他们所研究的历史与他们研究出的历史并不能完全符合。”
他的话多少反映出我们被灌输的概念化历史有多么苍白无力！尤其当我们将当事人的叙述和此前的文献比较时，更深深感到我们头脑中的历史是何等幼稚。它只不过是按照自身需要组合起来的拼图游戏，或者是仅供人们饭后谈资的随意杜撰。单从这点上可以说，被人们约定俗成所叙说的“口述历史”，往往只是一个个圈套，每一次的谈论都是在无意识地接受谎言或传播谎言。而我们生命的有限性又决定了你无法去戳穿它们。所以，我们无形中已经将“老舍之死”的采访调查当成了挣脱圈套和寻求生命真实的努力。
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一圈套却出乎意料地导致了我们对历史真实的怀疑。为了使采访更可靠，更接近事实本身，我们在采访中刻意注重对细节的追询。结果事与愿违，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我们手足无措，有时甚至是瞠目结舌，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显然，事隔多年，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个人有个人的立场，个人有个人的动机。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哪一种叙述更接近事实本身。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存在惟一的、真正的真实，或者追求真实的努力永远徒费无益。相反，假如真实是人类不可企及的神迹，那我们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无限近地趋近事实，并尽最大努力以此来反抗历史叙述中的暴政和人类认知的有限。
当然，即便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书中当事人的叙述都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口述历史无疑是活的史料，也正因为其“活”，叙述者才越发强调它的真实。而这真实又“活”无对证，似乎就成了绝对历史。如果这样想，便上了历史的当。
老舍是真实的人，他的死也是真实的事，这实人实事自然就构成了“老舍之死”这段历史。但几乎每一位口述者对几十年前的这“实人实事”的叙述都不尽相同，实人倒是不假，“实事”却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倘若按照许多今天的描述，当时的“实事”就当是另一番景象了。
法国哲学家保罗·凡纳指出，事件永远不可能和事件的参加者及目击者的感知相吻合；而史学家正是要从证据和文件中刻画出他们想塑造的那个事件。若果真如此，史学家也有了创造神话的可能。
我们不想制造“神话”，也不想把“老舍之死”仅仅尘封在历史的博物馆里，作为陈列品供人们品赏，而要使其成为现在发展着的历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不把“老舍之死”作为“过去时”标本的“历史遗产”，而要作为“现在时”甚至“未来时”活生生的历史生命。因为在我们看来，“老舍之死”将具有恒定持久的思想文化价值。
现在研究历史，细节的考证和精细的描述，较之以前人们注重的整体判断和一般性综括，已显得更为重要，更为真实。人们正学会接受科学的“历史的”诠释，而不再仅仅认同意识形态武断的“文化的”诠释。人们开始更多关注历史的具体性、复杂性、多面性和处于不停顿的发展变化中的过程性。用费正清评价列文森的话说就是：“我们在描述某一事物时，是旨在揭示它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意义，还是仅仅赋予它（某种作为文献档案的）‘历史的’意义。”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老舍先生逝世35周年，他们这一“生”一“死”的生命方式，都是留给20世纪中国文坛和思想文化界的精神宝藏。研究鲁迅先生“生”的论著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而研究“老舍之死”的论著却连一本也没有。我目前所做的还是在为写一部研究“老舍之死”的专著做资料上的准备，想先心平气和地寻觅这件史实的公是公非，不带曲笔，不带感情色彩地先把事件本身闹清楚。但我私下有个野心，想把这部书写成我心中仰慕的美国汉学家像费正清、列文森、孔飞立笔下的“史著”。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也许只是好高鹜远。
事隔多年，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我们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无限近地趋近事实，并尽最大努力以此来反抗历史叙述中的暴政和人类认知的有限。
写史的目的，无疑是为保存某一段历史的真相，传之后人，警惕将来。我们常说，“读史明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什么的。其实，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这是英国著名作家、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年》的作者乔治·奥维尔所说。但我从调查采访“老舍之死”的历史中得到了什么呢？说来可笑，我被历史搞糊涂了。
透过研究“老舍之死”，我越来越发现，我们其实只能无限近地接近历史，却根本无法还原历史本真。像老舍，倏忽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迷雾一样的历史仿佛裂开了一道缝，把他永远沉入了黑暗，留下的只是版本不一的各种猜度。
我们只知道他在死前经受了突然的暴力和侮辱。紧接着，便在太平湖发现了尸体。这位自称“写家”和“文牛”的人，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人知道这位曾在小说中多次为善良人物安排投水自杀结局的老人，在死前经历了心灵和肉体怎样巨大的双重苦痛。与“文革”中许多类似事件一样，这个悲剧也成了独角戏。由此我想，实际上我们许多时候所说的历史都是“无物之阵”。
“历史”其实只是个很抽象的名词，并没有具体的意义，它要鲜活起来，立体起来，就得靠时间和事件的挂钩。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他的《艺术的故事》中说：“日期是不可或缺的挂钩，历史事件的花锦就挂在这个挂钩上”。就“老舍之死”而言，事件就是历史的挂钩。我们把自己对历史、对人性的认识悬挂在上面。无论后人是否理睬这些也许会风干的“花锦”，但它们的的确确是我们所能留下的并不太多的真实的历史印记。我们所有寻找见证人的过程，都已经和1966年8月那个悲惨的日子挂在了同一个历史的挂钩上。
“戏说”历史无疑是在帮着历史设圈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家是史学家的天然敌人。他经常是经过文学的加工把历史给神话了。另外，不幸的是，我们又常习惯于为了后人今天的现实目的而重新塑造历史。正如美国汉学家保罗·柯文所说：“在所有把过去加以神话化的具体例子中，重点都不在于过去确实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于它被后人为自己的目的而如何加以重新塑造。神话化的过程是：认定过去中某特定的主题，把它简单化，加以夸张和渲染，直至变成今人力量的源泉，足以使现在和过去强有力地相互肯定，互相印证。被利用的主题可能是真实的历史过去的一部分，但也可能不是”。
甭说作家笔下的历史绝不是信史，史学家的历史就真的重建了历史上的过去吗？我当然知道，细节的真实决不是全部历史；历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白纸黑字未必是信史；真正的历史往往在文字背后；“纯客观”的编年叙述并非就是接近历史的真实，等等。
历史既然是由人来写的，人性的弱点当然就会不经意甚至是刻意地渗透进历史，人写的历史也就由此带上了人性的弱点。就是说，历史的叙述者与历史的记录者之间，存在着历史的“真空”。这是研究口述历史要特别注意甄别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我觉得算得上是纯粹意义上的口述历史。
历史有绝对真实的吗？我不敢妄自置喙。只要我们别有意制造“真空”的历史，就已经是历史的幸运了。接受了传统正规教育的我们，深知作为概念来传授和叙述的历史与历史本身的差距。美国著名汉学家列文森在其《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说，我们的“历史学家的历史并非这些历史学家所能写出的历史。他们所研究的历史与他们研究出的历史并不能完全符合。”
他的话多少反映出我们被灌输的概念化历史有多么苍白无力！尤其当我们将当事人的叙述和此前的文献比较时，更深深感到我们头脑中的历史是何等幼稚。它只不过是按照自身需要组合起来的拼图游戏，或者是仅供人们饭后谈资的随意杜撰。单从这点上可以说，被人们约定俗成所叙说的“口述历史”，往往只是一个个圈套，每一次的谈论都是在无意识地接受谎言或传播谎言。而我们生命的有限性又决定了你无法去戳穿它们。所以，我们无形中已经将“老舍之死”的采访调查当成了挣脱圈套和寻求生命真实的努力。
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一圈套却出乎意料地导致了我们对历史真实的怀疑。为了使采访更可靠，更接近事实本身，我们在采访中刻意注重对细节的追询。结果事与愿违，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我们手足无措，有时甚至是瞠目结舌，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显然，事隔多年，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个人有个人的立场，个人有个人的动机。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哪一种叙述更接近事实本身。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存在惟一的、真正的真实，或者追求真实的努力永远徒费无益。相反，假如真实是人类不可企及的神迹，那我们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无限近地趋近事实，并尽最大努力以此来反抗历史叙述中的暴政和人类认知的有限。
当然，即便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书中当事人的叙述都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口述历史无疑是活的史料，也正因为其“活”，叙述者才越发强调它的真实。而这真实又“活”无对证，似乎就成了绝对历史。如果这样想，便上了历史的当。
老舍是真实的人，他的死也是真实的事，这实人实事自然就构成了“老舍之死”这段历史。但几乎每一位口述者对几十年前的这“实人实事”的叙述都不尽相同，实人倒是不假，“实事”却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倘若按照许多今天的描述，当时的“实事”就当是另一番景象了。
法国哲学家保罗·凡纳指出，事件永远不可能和事件的参加者及目击者的感知相吻合；而史学家正是要从证据和文件中刻画出他们想塑造的那个事件。若果真如此，史学家也有了创造神话的可能。
我们不想制造“神话”，也不想把“老舍之死”仅仅尘封在历史的博物馆里，作为陈列品供人们品赏，而要使其成为现在发展着的历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不把“老舍之死”作为“过去时”标本的“历史遗产”，而要作为“现在时”甚至“未来时”活生生的历史生命。因为在我们看来，“老舍之死”将具有恒定持久的思想文化价值。
现在研究历史，细节的考证和精细的描述，较之以前人们注重的整体判断和一般性综括，已显得更为重要，更为真实。人们正学会接受科学的“历史的”诠释，而不再仅仅认同意识形态武断的“文化的”诠释。人们开始更多关注历史的具体性、复杂性、多面性和处于不停顿的发展变化中的过程性。用费正清评价列文森的话说就是：“我们在描述某一事物时，是旨在揭示它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意义，还是仅仅赋予它（某种作为文献档案的）‘历史的’意义。”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老舍先生逝世35周年，他们这一“生”一“死”的生命方式，都是留给20世纪中国文坛和思想文化界的精神宝藏。研究鲁迅先生“生”的论著和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而研究“老舍之死”的论著却连一本也没有。我目前所做的还是在为写一部研究“老舍之死”的专著做资料上的准备，想先心平气和地寻觅这件史实的公是公非，不带曲笔，不带感情色彩地先把事件本身闹清楚。但我私下有个野心，想把这部书写成我心中仰慕的美国汉学家像费正清、列文森、孔飞立笔下的“史著”。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也许只是好高鹜远。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每逢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人们都要将不朽的光环献给他。他的谜一样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个曾用笔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快的老人会孤独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本书就是答案！
不要对这件事太思考，要对他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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