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丰子恺的一片代表作散文

丰子恺（1898—1975年）漫画家、作家、翻译家、美术教育家。原名丰润，又名丰仁。浙江崇德（现属桐乡）人。1914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音乐、绘画。1921年东渡日本，学西洋画。回国后在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和上海立达学园任教。1925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漫画。1928年任开明书店编辑。1931年出版第一本散文集《缘缘堂随笔》。以漫画著名艺坛。并写作了以中小学生和一般音乐爱好者为对象的音乐读物32种。文笔浅显生动，起了普及西洋音乐知识的启蒙作用。50年代还从事介绍苏联的音乐教育、音乐情况及翻译歌曲。抗战爆发后，举家内迁，在任教的同时积极从事抗日文化活动。抗战后返沪杭，居家从事创作和翻译。新中国成立后定居上海，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职。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主要有《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缘缘堂续笔》等。漫画有《子恺画全集》。译著有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俄国屠格涅夫的《初恋》和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等。出版有《丰子恺文集》（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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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丰子恺：《口中剿匪记》

口中剿匪，就是把牙齿拔光。为什么要这样说法呢？因为
我口中所剩十七颗牙齿，不但毫无用处，而且常常作祟，使我
受苦不浅，现在索性把它们拔光，犹如把盘踞要害的群匪剿尽，
肃清，从此可以天下太平，安居乐业。这比喻非常确切，所以
我要这样说。
把我的十七颗牙齿，比方一群匪，再像没有了。不过这匪
不是普通所谓“匪”，而是官匪，即贪官污吏。何以言之？因
为普通所谓“匪”，是当局明令通缉的，或地方合力严防的，
直称为“匪”。而我的牙齿则不然：它们虽然向我作祟，而我
非但不通缉它们，严防它们，反而袒护它们。我天天洗刷它们；
我留心保养它们；吃食物的时候我让它们先尝；说话的时候我
委屈地迁就它们；我决心不敢冒犯它们。我如此爱护它们，所
以我口中这群匪，不是普通所谓“匪”。
怎见得像官匪，即贪官污吏呢？官是政府任命的，人民推
戴的。但他们竟不尽责任，而贪赃枉法，作恶为非，以危害国
家，蹂躏人民。我的十七颗牙齿，正同这批人物一样。它们原
是我亲生的，从小在我口中长大起来的。它们是我身体的一部
分，与我痛痒相关的。它们是我吸取营养的第一道关口。它们
替我研磨食物，送到我的胃里去营养我全身。它们站在我的言
论机关的要路上，帮助我发表意见。它们真是我的忠仆，我的
护卫。讵料它们居心不良，渐渐变坏。起初，有时还替我服务，
为我造福，而有时对我虐害，使我苦痛。到后来它们作恶太多，
个个变坏，歪斜偏侧，吊儿郎当，根本没有替我服务、为我造
福的能力，而一味对我贼害，使我奇痒，使我大痛，使我不能
吸烟，使我不得喝酒，使我不能作画，使我不能作文，使我不
得说话，使我不得安眠。这种苦头是谁给我吃的？便是我亲生
的，本当替我服务、为我造福的牙齿！因此，我忍气吞声，敢
怒而不敢言。在这班贪官污吏的苛政之下，我茹苦含辛；已经
隐忍了近十年了！不但隐忍，还要不断地买黑人牙膏、消治龙
牙膏来孝敬它们呢！
我以前反对拔牙，一则怕痛，二则我认为此事违背天命，
不近人情。现在回想，我那时真有文王之至德，宁可让商纣方
命虐民，而不肯加以诛戮，直到最近，我受了易昭雪牙医师的
一次劝告，文王忽然变了武王，毅然决然地兴兵伐纣，代天行
道了。而且这一次革命，顺利进行，—迅速成功。武王伐纣要
“血流标杵”，而我的口中剿匪，不见血光，不觉苦痛，比武
王高明得多呢。
饮水思源，我得感谢许钦文先生。秋初有一天，他来看我，
他满口金牙，欣然地对我说：“我认识一位牙医生，就是易昭
雪。我劝你也去请教一下。”那时我还有文王之德，不忍诛暴，
便反问他：“装了究竟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夫妻从此不
讨相骂了。”我不胜赞叹。并非羡慕夫妻不相骂，却是佩服许
先生说话的幽默。幽默的功用真伟大，后来有一天，我居然自
动地走进易医师的诊所里去，躺在他的椅子上了。经过他的检
查和忠告之后，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口中的国土内，养了一大
批官匪，若不把这批人物杀光，国家永远不得太平，民生永远
不得幸福。我就下决心，马上任命易医师为口中剿匪总司令，
次日立即向口中进攻。攻了十一天，连根拔起，满门抄斩，全
部贪官，从此肃清。我方不伤一兵一卒，全无苦痛，顺利成功。
于是我再托易医师另行物色一批人才来。要个个方正，个个干
练，个个为国效劳，为民服务。我口中的国土，从此可以天下
太平了。

1947年冬于杭州

丰子恺，（1898～1975），现代作家、画家、文学翻译家。乳名慈玉，学名丰润，丰仁，亦叫丰仍，浙江崇德人。1914年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师从李叔同学习音乐和绘画。1919年至上海，与友人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1921年游学日本，1922年回国后至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教书。1925年出版第一本画册《子恺漫画》，开中国漫画先河。1931年散文集《缘缘堂随笔》出版。抗战爆发后，曾在浙江、重庆等地教书，后在家从事创作。解放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作品有《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车厢社会》、《率直集》、《子恺近代散文集》。主要译作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日本古典巨著《源氏物语》。近年在重出“五四”以来散文名家作品时，有选家将其作品总括为“禅味人生”。

代表作赏析：

《荣辱》

为了一册速写簿遗忘在里湖的一爿小茶店里了，特地从城里坐黄包车去取。讲到车钱来回小洋四角。

这速写簿用廿五文一大张的报纸做成，旁边插着十几个铜板一枝的铅笔。其本身的价值不及黄包车钱之半。我所以是要取者，为的是里面已经描了几幅画稿。本来画稿失掉了可以凭记忆而背摹；但这几幅偏生背摹不出，所以只得花了功夫和车钱去取。我坐在黄包车里心中有些儿忐忑。仔细记忆，觉得这的确是遗忘在那茶店里面第二只桌子的墙边的。记得当我离去时，茶店老板娘就坐在里面第一只桌子旁边，她一定看到这册速写簿，已经代我收藏了。即使她不收藏，第二个顾客坐到我这位置里去吃茶，看到了这册东西一定不会拿走，而交给老板娘收藏。因为到这茶店里吃茶的都是老主顾，而且都是劳动者，他们拿这东西去无用。况且他们曾见我在这里写过好几次，都认识我，知道这是我的东西，一定不会吃没我。我预卜这辆黄包车一定可以载了我和一册速写而归来。

车子走到湖边的马路上，望见前面有一个军人向我对面走来。我们隔着一条马路相向而行，不久这人渐渐和我相近。当他走到将要和我相遇的时候，他的革靴嘎然一响，立正，举手，向我行了一个有色有声的敬礼。我平生不曾当过军人，也没有吃粮的朋友，对于这种敬礼全然不惯，不知怎样对付才好，一刹那间心中混乱。但第二刹那我就决定不理睬他。因为我忽然悟到，这一定是他的长官走在我的后面，这敬礼与我是无关的。于是我不动声色地坐在车中，但把眼斜转去看他礼毕。我的车夫跑得正快，转瞬间我和这行礼者交手而过，背道而驰。我方才旋转头去，想看看我后面的受礼者是何等样人。不意后面并无车子，亦无行人，只有那个行礼者。他正也在回头看我，脸上表示愤怒之色，隔着二三丈的距离向我骂了一声悠长的“妈——的！”然后大踏步去了。我的车夫自从见我受了敬礼之后，拉得非常起劲。不久使我和这“妈——的”相去遥远了。

我最初以为这“妈——的”不是给我的，同先前的敬礼的不是给我一样。但立刻确定它们都是给我的。经过了一刹那间的惊异之后，我坐在黄包车里独自笑起来。大概这军人有着一位长官，也戴墨镜，留长须，穿蓝布衣，其相貌身材与我相象。所以他误把敬礼给了我。但他终于发觉我不是他的长官，所以又拿悠长的“妈——的”来取消他的敬礼。我笑过之后一时终觉不快。倘然世间的荣辱是数学的，则“我+敬礼-妈的=我”同“3+1-1=3”一样，在我没有得失，同没有这回事一样，但倘不是数学的而是图画的，则涂了一层黑色之后再涂一层白色上去取消它，纸上就堆着痕迹，或将变成灰色，不复是原来的素纸了，我没有冒领他的敬礼，当然也不受他的“妈——的”。但他的敬礼实非为我而行，而他的“妈——的”确是为我而发。故我虽不冒领敬礼，他却要我实收“妈——的”。无端被骂，觉得有些冤枉。

但我的不快立刻消去。因为归根究底，终是我的不是，为甚么我要貌似他的长官，以致使他误认呢？昔夫子貌似了阳货，险些儿“性命交关”。我只受他一个“妈——的”，比较起来真是万幸了。况且我又因此得些便宜：那黄包车夫没有听见“妈——的”，自从见我受了军人的敬礼之后，拉的非常起劲。先前咕噜地说“来回四角太苦”，后来一声不响，出劲地拉我到小茶店里，等我取得了速写簿，又出劲地拉我回转。给他四角小洋，他一声不说：我却自动地添了他五个铜子。

我记录了这段奇遇之后，作如是想：因误认而受敬，因误认而被骂。世间的毁誉荣辱，有许多是这样的。

——选自《丰子恺散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年版

写作背景及文章赏析：

本文作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六日，在杭州记录了作家取画途中的一段奇遇，故事虽小，却峰回路转，一波三折，“我”在赶路，军人误认我是他的长官，给我一个有声有色的敬礼，但不久军人发现误认，白白给了“我”一个敬礼，所以又拿悠长的“妈——的”取消了他的敬礼，还给我“辱”，以取消刚才的“荣”，达到自我的心理平衡。“我”先是“笑”，后觉“不快”，毕竟荣辱不是数学，不能加减，敬礼不是为“我”而“妈——的”却专门赐“我”。但转念间想到了孔子因为长得像阳货，被拘五日，差点被杀（《论语·子罕》载，阳虎[阳货]尝暴匡人，孔子因貌似阳虎，遂拘孔子五日），和孔子相比，自己挨这点骂也只能怪自己貌似他的长官，所以不快也立刻消去。

在这里，丰子恺想到了“因误认而受敬，因误认而被骂。世间的毁誉荣辱，有许多是这样的。” 不必深究，不必责怨，世间的事原本如此，表现出对世间毁誉荣辱的超脱。

丰子恺早在1928年接受佛法，在他的文章中经常可以看到面对浮云莫测的人生和社会，丰子恺总是能够平心静气、心泰神宁、达观洒脱地面对。以博大的佛心，洞穿世事，从司空见惯的平淡生活中发现暗合于哲理的人生万相，流露出对社会人生的深层思考。现实中我们也应豁达对待小小荣辱，一笑置之即可，不须追根究底，谁对谁错。

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主要有《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缘缘堂续笔》等。漫画有《子恺画全集》。译著有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俄国屠格涅夫的《初恋》和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等。出版有《丰子恺文集》（7卷）。

秋
我的年岁上冠用了“三十”二字，至今已两年了。不解达观的我，从这两个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与影响。虽然明明觉得自己的体格与精力比二十九岁时全然没有什么差异，但“三十”这一个观念笼在头上，犹之张了一顶阳伞，使我的全身蒙了一个暗淡色的阴影，又仿佛在日历上撕过了立秋的一页以后，虽然太阳的炎威依然没有减却，寒暑表上的热度依然没有降低，然而只当得余威与残暑，或霜降木落的先驱，大地的节候已从今移交于秋了。
实际，我两年来的心情与秋最容易调和而融合。这情形与从前不同。在往年，我只慕春天。我最欢喜杨柳与燕子。尤其欢喜初染鹅黄的嫩柳。我曾经名自己的寓居为“小杨柳屋”，曾经画了许多杨柳燕子的画，又曾经摘取秀长的柳叶，在厚纸上裱成各种风调的眉，想象这等眉的所有者的颜貌，而在其下面添描出眼鼻与口。那时候我每逢早春时节，正月二月之交，看见杨柳枝的线条上挂了细珠，带了隐隐的青色而“遥看近却无”的时候，我心中便充满了一种狂喜，这狂喜又立刻变成焦虑，似乎常常在说：“春来了！不要放过！赶快设法招待它，享乐它，永远留住它。”我读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等句，曾经真心地感动。以为古人都太息一春的虚度。前车可鉴！到我手里决不放它空过了。最是逢到了古人惋惜最深的寒食清明，我心中的焦灼便更甚。那一天我总想有一种足以充分酬偿这佳节的举行。我准拟作诗，作画，或痛饮，漫游。虽然大多不被实行；或实行而全无效果，反而中了酒，闹了事，换得了不快的回忆；但我总不灰心，总觉得春的可恋。我心中似乎只有知道春，别的三季在我都当作春的预备，或待春的休息时间，全然不曾注意到它们的存在与意义。而对于秋，尤无感觉：因为夏连续在春的后面，在我可当作春的过剩；冬先行春的前面，在我可当作春的准备；独有与春全无关联的秋，在我心中一向没有它的位置。
自从我的年龄告了立秋以后，两年来的心境完全转了一个方向，也变成秋天了。然而情形与前不同：并不是在秋日感到像昔日的狂喜与焦灼。我只觉得一到秋天，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调和。非但没有那种狂喜与焦灼，直常常被秋风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暂时失却了自己的所在。而对于春，又并非像昔日对于秋的无感觉。我现在对于春非常厌恶。每当万象回春的时候，看到群花的斗艳，蜂蝶的扰攘，以及草木昆虫等到处争先恐后地滋生繁殖的状态，我觉得天地间的凡庸，贪婪，无耻，与愚痴，无过于此了！尤其是在青春的时候，看到柳条上挂了隐隐的绿珠，桃枝上着了点点的红斑，最使我觉得可笑又可怜。我想唤醒一个花蕊来对它说：“啊！你也来反覆这老调了！我眼看见你的无数的祖先，个个同你一样地出世，个个努力发展，争荣竞秀；不久没有一个不憔悴而化泥尘。你何苦也来反覆这老调呢？如今你已长了这孽根，将来看你弄娇弄艳，装笑装颦，招致了蹂躏，摧残，攀折之苦，而步你的祖先们的后尘！”
实际，迎送了三十几次的春来春去的人，对于花事早已看得厌倦，感觉已经麻木，热情已经冷却，决不会再像初见世面的青年少女地为花的幻姿所诱惑而赞之，叹之，怜之，惜之了。况且天地万物，没有一件逃得出荣枯，盛衰，生灭，有无之理。过去的历史昭然地证明着这一点，无须我们再说。古来无数的诗人千遍一律地为伤春惜花费词，这种效颦也觉得可厌。假如要我对于世间的生荣死灭费一点词，我觉得生荣不足道，而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对于死者的贪婪，愚昧，与怯弱，后者的态度何等谦逊，悟达，而伟大！我对于春与秋的舍取，也是为了这一点。
夏目漱石三十岁的时候，曾经这样说：“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处必有暗；至于三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处暗亦多，欢浓之时愁亦重。”我现在对于这话也深抱同感；有时又觉得三十的特征不止这一端，其更特殊的是对于死的体感。青年们恋爱不遂的时候惯说生生死死，然而这不过是知有“死”的一回事而已，不是体感。犹之在饮冰挥扇的夏日，不能体感到围炉拥衾的冬夜的滋味。就是我们阅历了三十几度寒暑的人，在前几天的炎阳之下也无论如何感不到浴日的滋味。围炉，拥衾，浴日等事，在夏天的人的心中只是一种空虚的知识，不过晓得将来须有这些事而已，但是不能体感它们的滋味。须得入了秋天，炎阳逞尽了威势而渐渐退却，汗水浸胖了的肌肤渐渐收缩，身穿单衣似乎要打寒噤，而手触法郎绒觉得快适的时候，于是围炉、拥衾，浴日等知识方能渐渐融入体验界中而化为体感。我的年龄告了立秋以后，心境中所起的最特殊的状态便是这对于“死”的体感。以前我的思虑真疏浅！以为春可以常在人间，人可以永在青年，竟完全没有想到死。又以为人生的意义只在于生，我的一生最有意义，似乎我是不会死的。直到现在，仗了秋的慈光的鉴照，死的灵气钟育，才知道生的甘苦悲欢，是天地间反覆过亿万次的老调，又何足珍惜？我但求此生的平安的度送与脱出而已。犹之罹了疯狂的人，病中的颠倒迷离何足计较？但求其去病而已。
我正要搁笔，忽然西窗外黑云弥漫，天际闪出一道电光，发出隐隐的雷声，骤然洒下一阵夹着冰雹的秋雨。啊！原来立秋过得不多天，秋心稚嫩而未曾老练，不免还有这种不调和的现象，可怕哉！

对丰子恺散文《秋》的赏析
秋，在常人的眼中是收获的季节，然而丰子恺先生却从“仗了秋的慈光的鉴照，死的灵气钟育”中悟出人生不过是甘苦愁欢生老病死的奇妙组合，不如超凡尘去真正领略秋天的神韵与人生的真谛；年仅30，本该是精力旺盛、辉煌灿烂的时候，然而在看破了红尘的先生的眼中，却只不过是秋风秋雨与满地黄叶的“秋”。
在《秋》这篇文章中丰子恺先生抒发了自己对“秋”的独特的感受。这主要通过“秋”与“春”的对比体现出来。年青的先生对春有着一种独爱，所以总是“设法招待它，享乐它，永远留住它”。而且作诗作画，痛饮三江，并秉烛夜游，享用春色。此时的他完全陶醉于眼前的明媚春光。但是秋天毕竟还是要来的。正如人的一生，短暂的青春过去，便是漫漫的艰难跋涉。去除了对春的那份挚爱，先生感悟中领悟到了秋色大神韵。因为他已习惯于花开花谢，春去秋来；因为他已体验到人生的进程不过如寒来暑往的四季交迭。所以，他的心境与秋意冥合，且不像年轻时候那样对于春的狂喜与焦灼而对秋的淡漠与悲哀，此时他只感觉秋的可爱与融化其中的宁静，有了“只觉得一到秋天，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调和”。并常常在怒自觉中感悟到自己“被秋风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 ，以至于“暂时失却了自己的所在”。在这其中。不自觉地增添了几分对春天的蔑视：“每当万象回春的时候，看到群花的斗艳，蜂蝶的扰攘，以及草木昆虫与到处争先恐后的滋生繁殖的状态，我觉得天地间的凡庸，贪婪，无耻，与愚昧，不过于此了！”甚至觉得柳条上挂了隐隐的绿珠与桃枝上着了点点的红斑也是可笑又可怜的。
当然，在对春的不满中也流露出丰子恺先生对扰扰攘攘纷纷争争的人生现实的不满。这不满，既是20年代末中国社会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佛家思想的一种参与。佛家主张生死轮回、涅盘寂静，宣称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在不断的轮回中生活，正像春夏秋冬四季之景不同一样，处于生灭变化的瞬时状态。因缘聚合，刹那生灭，何须争奇斗艳、尔虞我诈，何须留连忘返、沉醉方酣。所以，处于轮回中的人，其最后目的不是追求一种轰轰烈烈昂扬奋发的入世精神，而是追求一种绝对安静神秘的涅盘境界。这必然要摆脱现实的困扰与情感的纠缠。所以，先生冥合于秋意而鄙弃于春天的滋生繁衍便是这种佛像思想的反映。
对“秋”的感悟也让丰子恺先生体验到生的意义、死的价值。在这过程中，它让作者不仅消除了惜春伤春的热情，而且还使他在生荣死灭之间重新作了慎重的选择：“我觉得生荣死灭不足道，而宁愿欢喜赞叹一切的死灭”。这选择不免隐含着悲观的色彩，但却是彻悟人生的旷达之言。生与死、荣与辱、瞬时与永恒，这些矛盾的统一体，磨炼着人的毅志、胸境与处世态度。翩翩少年，由于意气风发，看到的只是无休止的对世界的占有，所以对于死，怀着万分的恐惧。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不懂事的少年和死亡相隔得那么遥远”，所以“没有必要去惊醒他们人生的美梦”。然而，对那些预感到死的恐惧降临的忍耐来说，他们或者“求神拜佛，遍寻名山”，去找那羽化登仙的住所；或者“纸醉金迷，花天酒地”，怀着捞一把的心情来占有夕阳西下的道道余辉；但就不敢面对死才能正确的对待生。所以，当先生对于“死”有一种体感以后，他觉得生荣所联系的只是贪婪、愚昧与怯弱，而死灭才显得谦逊、悟达而伟大。
然而，丰子恺先生意识到死的自然性却并不因此激发起自己更多的入世激情，当然更不用说再茫然的沉湎于春天的梦幻了。他只是在秋的感悟和死的钟育中，明白了甘苦悲欢只不过是执着人生的具体内涵。他要平安的度送与超脱这烦恼的人生，在寂静无欲中走过这人生的里程。这情绪虽极为消沉，但这消沉又反映了一个佛门子弟对苦海人生的基本看法。但是在中国20年代末严酷的现实斗争面前，遁入空门，与世隔绝也是一种幻想，何况先生并不是一个我佛慈悲的忠实信徒，他六根未断，凡心未却，仍然免不了对现实的关注。所以文章最后，当立秋的雷声夹着冰雹的秋雨扣打着他矛盾的心灵时，他也不得不感慨自己是“秋心稚嫩而未曾老练”，自显示出自己的心境与中国激烈的现实生活的不协调。
总之，这篇散文虽题为《秋》，却是从秋天的感受入手，写出了作者对春秋的取舍、对生死的看法，既有秋心老练、超脱风俗的成熟，也有看破红尘又无法了却凡心的矛盾。它是作者对人生真谛深一层的领悟，也折射出当时中国阶级搏斗的激烈现实，也反映了丰子恺皈依佛门的矛盾心理。尤其是作者拂去了“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感伤，更给人一份达观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