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当兵招刺，都是纹什么字啊

宋代对于纹身的态度，基本上还是比较开放的。这除了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宋代的士兵，有刺臂、黥面的规定。对兵士刺臂、黥面，源于宋以前的唐末期和五代十国时期。唐末五代之时，天下大乱，遍地用兵，而各地割据政权用兵打仗的目的，也无非是掠地守土，根本与民众的利益无关。青壮被征从军，多数不得己，少数混饭吃，没有什么可以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士兵逃亡现象很普遍。为了制止士兵逃亡，就在他们的手背、胳膊或面额之上，雕刺花纹，以为标记。凡是身有刺纹而逃亡的，被捉以后严厉惩罚。有宋一代，基本上沿袭了唐末五代的这一传统，在很多士兵身上刺纹。宋代军队有三个军种构成：禁兵、厢兵和乡兵。禁兵原是指拱卫京师的军队，是禁卫军，后来不光驻扎在京师，也有被派往各地的，因此禁兵就相当于中央军。厢兵原是指京师以外的军队，因为主要驻扎在边境地区，才被称为边兵。乡兵，则是民兵，农忙为民，农闲训练，负责当地的治安和参与当地的战事。士兵刺面纹身的，主要是厢兵。禁兵作为中央军，有很好的待遇，要加入禁兵行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一般不必担心禁兵会逃亡，就用不着刺身文面了。乡兵在身份上是农民，虽然要有时要参加战事，也主要是保卫家乡的职责，不必东征西讨，没有逃亡的必要。厢兵就不同了。绝大多数的边兵，都是远离家乡的，而且宋代还有“更戍”的规定，各地军队要定期轮流换防，厢兵必须要不停地移驻。一般来说，厢兵戍所既危险又艰苦，所以，逃亡事件总要多一些。此外，驻防边境的军队，也经常策略性地招募当地土著居民，这些土著，大多数是少数民族，没有在正规军中按照规章制度行事的习惯。为了这两方面的原因，宋代对厢兵刺臂纹面，以加强约束。北宋败亡以后，南宋长期和金、元处在战争状态中，禁兵、厢兵和乡兵的划分不那么严格了，有战事全民皆兵，更不用说军队内部的分工了。因此，刺臂、纹面的范围，不仅限于厢兵了。庄绰《鸡肋编》卷下：
车驾渡江，韩、刘诸军皆征戍在外，独张俊一军常从行在。择卒之少壮长大者，自臂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京师旧日浮浪辈以此为夸。今既效之，又不使之逃于他军，用为验也。
这条资料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是宋室南渡以后，将领对士兵的文刺，有随意化的倾向。既如本条所记张俊一军，已经是相当于禁军的角色，也居然“自臂而下文刺至足”，简直是全身刺遍了；其二这样的做法是仿效旧时京师开封“浮浪子弟”的做法，说明流俗的好恶，已经深入军队。于此可见，在南宋以前，就是京城这样所谓的“首善之区”，纹身也曾作为一种时尚。值得说明的是，所谓的“浮浪子弟”，大多是指殷富或权贵之家的子弟，与一般的市井之徒不同，可见进入宋代，纹身作为时尚，已经进入社会上层的一些人中。综合分析，军队把纹身作为士兵身份的标记，必然使得社会上一般人，不再把纹身作身份低下的标志。相反的，却以此自夸。
不特如此，纹身者还有自己的组织，并且在各种节日上进行比赛。《水浒》中李师师口中的“锦体社”，就是纹身者社团组织的名称。周密在《癸酉杂识》中记载南宋京师杭州端午节的风俗，讲到各类比赛表演性质的活动，其中就有“锦体社”的比赛，大约就是展示花绣的高低优劣。

宋朝募兵的一大特点，就是刺字，故招募兵士往往称为“招刺”。在士兵脸部，手部等处刺字，始于唐末。幽州军阀刘仁恭强征统治区的男夫，“命胜执兵者尽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则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于是境内土民，稚孺之外无不文者”(《资治通鉴》卷265)。后梁太祖朱温在唐末混战之际，“用法严，将校有战没者，所部兵悉斩之，谓之跋队斩，士卒失主将者，多亡逸不敢归”。朱温鉴于军士“亡逸”，“乃命凡军士皆文其面，以记军号。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乡里亦不敢容”(《资治通鉴》卷266)。当时刺字的目的，是为防止军士逃亡，而刺字部位，已有脸、臂和腕等。

宋朝继承五代遗制，每逢招兵，先进行体格检查，“然后黯面，而给衣屦、缗钱，谓之招刺利物”(《嘉泰会稽志》卷4)。凡是当兵都须刺字，刺字的部位有脸、手臂，手背等。

宋仁宗时，将陕西乡弓手“尽刺充保捷指挥”，“刺面之后，人员、教头利其家富，百端诛剥”(《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34《乞罢陕西义勇第二上殿札子》)。看来北宋的禁兵和厢兵往往“刺面”。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诏说：“京东、西、河北、河东、淮南、陕西路募兵，当部送者刺‘指挥’二字。”(《宋史》卷193<<兵志》)将“部送”京城的募兵，先刺上“指挥”两字，以防逃亡。“指挥”两字，自然只是兵士脸部黥文的一部分，因为此时尚未确定被募者拨隶禁兵的番号。估计黥文的全部应为“骁锐第三指挥”、“云翼第八指挥”之类，以识别军士所隶的部队番号。南宋时，宋高宗下诏“募河南、北、淮南土人有民籍者为振华军”，“皆于左鬓刺‘某州振华’四字”(《要录》卷13建炎二年二月壬午)。宋宁宗时，湖南安抚司设置亲兵，规定“拨充亲兵，其元有已刺军分〔人〕，于左手母指下添刺‘湖南安抚司亲兵’七字”，而往后出现缺额，“从本司招填，却于左额角上刺七字军号”(《宋会要》职官41之116)。可见宋时军士的脸部黥文也各不相同，并无固定不变的格式。北宋蕃兵最早并不刺字，由于“自来出军，多为汉兵盗杀蕃兵，以为首功”，故后来“更于左耳前刺‘蕃兵’字”(《宋会要》兵4之7)。

刺手臂的情况似较为少见。北宋末，河北、河东宣抚司奏请“召募人作义勇，止于右臂上刺字”(《宋史》卷193《兵志》)。这当是作为待遇较优的特殊刺字方式，因为只有捋起衣袖时，方能看到黥文。

刺手背往往用于某些乡兵，弓手、效用之类，其待遇也高于刺面。宋仁宗时，种世衡上奏，主张“募蕃兵五千，涅右手虎口为‘忠勇’字”(《宋史》卷191《兵志》)。当时还规定招募弓箭手，“于左手背上各据州军名刺第几指挥字”(《宋会要》兵4之2)。宋高宗建炎时，规定各地弓手“已拣中者，即于左手背上刺‘拣中弓手’四小字为号”(《宋会要》兵3之18)。依据以上的例证，宋时在脸、手臂，手背等部位刺字，是否存在以左方为上，以右方为下的惯例，尚有待进一步考察。宋时某些正规军也可刺手背，如镇压杨么后，设置水军，“并于手背上刺‘横江水军’四字”(《要录》卷92绍兴五年八月癸亥)。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卷78《招补归朝归明归正人》说，隶属各路安抚司的效用，“小字于手背刺‘某路安抚司效用’八字”。

在招刺当兵以后，如果投换他军，亦须进行“改刺”。宋时有关改刺的记录不少，如宋神宗下诏说：“马军兵级年五十以下，武艺生疏，给限教习不成，或体肥及指臂有病，可以教习步军武艺者，并改刺步军。”(《长编》卷341元丰六年十二月癸酉)南宋初，宋高宗也下诏规定：“凡招军，量增例物，其白身充募者全给，溃兵降盗及他军改刺者半之。”(《要录》卷6建炎元年六月丁亥)由于原来往往已在左手或左脸刺字，改刺的部位可能移于右手或右脸。如前所述，湖南安抚司亲兵在“左手母指下添刺”七字，也是一种改刺的方式。此外，还有加刺制度，如某些逃亡兵士被捕后，“刺‘逃走’字”(《长编》卷467元佑六年十月丙子)。宋徽宗时，“立钱监兵匠逃走刺手背法”(《宋史》卷193《兵志》)。南宋孝宗时，“湖南患役兵睥睨诸郡，择便利去米，辄易姓名应募，盲刺其眉以别之者”(《水心文集》卷26赵不忑的行状)，这同样是一种加刺方式。

当兵刺字，无疑是一种耻辱的标记，宋时只有某些罪犯、官府工匠和奴婢，也有这种待遇。正如苏汹所说，自刘守光推行“黥面涅手之制”后，“天下遂以为常法，使之判然不得与齐民齿”(《嘉佑集》卷5《衡论下·兵制》)。北宋名将狄青由行伍出身，后来身居高位，“面涅犹存”，宋仁宗要他“傅药除字”，狄青表示“愿留以劝军中，不敢奉诏”(《宋史》卷290《狄青传》)。南宋名将岳飞也有记载说是：‘特刺效用”(《会编》卷207《岳侯传》)。后来岳飞在一份公文中说：“飞以行伍贱隶，辱知朝廷。”(《金佗粹编》卷17《申刘光世乞进兵状》)这里的“行伍贱隶”虽为自谦之词，也反映宋代军士的社会地位，是相当低贱的。

南宋时一般实行效用、军兵两级制，而效用往往不刺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所以当时有些壮士不愿募充军兵，而只肯募充效用。然而效用兵的推广，只是实现了黥兵制的小部分废除。元灭南宋后，才取消了黥兵制。

据我所知，只在脸上有，一个字“制”

别人不知道,岳飞将军背上的是-精忠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