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化拉动了住房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全国城市化的水平由1978年的11.9%提高到1998年的30.1%,平均每年增长0.6个百分点,而世界同期城市化的水平每年只提高0.25个百分点。中国的城镇人口由1.7亿增至3.81亿人,平均年净增加1000万人。1998年以后,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中国进入了加速城市化的阶段,2004年中国城市人口达到了5.23亿,比1998年增加1.42亿,平均每年增加2000多万城市人口。人口城市化率达到40.53%。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许多政策名将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如决定规定“在城市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农业人口,可按当地规定在就业地区或居住地登记户籍,并依法享有当地居民应有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仅这一项政策,对中心城市就会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
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带来了巨大的住房需求。根据中国有关部门预测,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45%,即全国有6.3亿人口在城市中生活。与2004年相比,城镇人口净增1.07亿,按人均居住面积14平方米(建筑面积28平方米)计算,要新建住宅30亿平方米;现有居民(5.23亿)人均居住面积增加5平方米(建筑面积10平方米)需增加住宅面积52亿平方米;考虑每年有1亿平方米的拆旧盖新,此期还要新建12平方米的新住宅。以上三项相加+,从2004年到2010年,中国要新建住宅94亿平方米,即每年建15.6亿平方米才能达到人均居住面积14平方米的目标。
可以估计,城市化的进程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持续下去,中国将进入城市化率40%到60%的加速扩张阶段。在这一时期,商品住宅的需求将继续增长,城市化进程将推动房地产业继续发展。
2.住房制度改革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需求
1998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它表明中国新住房政策开始实施。政策目标是将城市住房消费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分配。从政策导向看,国家明确提出要把房地产培育成支柱产业、把住宅产业培育成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也刺激着住房产业的增长。个人购买商品房的比例从1997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03年的92.5%,个人消费成为推动房地产需求的决定性力量。(图1 个人购房面积和个人购房比重的发展)
住房制度改革之后,城市居民的50%左右人口获得了住房,另一半的人口只有租房居住,租方人口的
高比例,使租方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有些失衡,直接表现在租金上,2003年中国的住宅租金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世界平均主要城市的租金收益率达到7%左右。(图2 各国住宅租金收益率比较)
3.土地政策的变化催生了房价
2002年7月1日开始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该制度在无意中起到了催生房价的作用。
首先,土地的强制性招拍挂制度使地方政府及有了土地垄断的强大工具,也有了低价征用土地、高价招拍挂土地或取巨额土地差价的利益驱动,让各级政府可以在土地交易过程中获得巨额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存在难以监管的灰色地带,使掌握土地控制权的官员参与寻租活动,而巨额租金必然强化地方政府征地、拆迁的行为。因此,土地交易中的巨额租金是地方政府不惜冒着违规违法的风险而肆意的乱征乱用大量的土地,创造了大量的强制性消费需求。据估计,由于政府投资冲动所带动的需求约占房地产市场供给数量的30%—50%。
其次,土地的强制招拍挂大大提高了土地的价格,不但使新推出的产品在这种高土地成本的基础上上,追求高价位产品的供给以保证开发商的利润空间,并在市场中创造了一个高房价的预期,让原本出让的低成本土地上的产品也在设计高价位的产品,提高了产品销售价格的预期。
4.存在大量的非自住需求者参与购房、抄房、住房的行为
目前,中国的投资渠道单一,商品房投资成为比料利息收入高而相对风险小、不用过多专业技术与管理能力的最佳投资选择。从静态收益率看,由于租房人口的高比例,使租房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有些失衡,直接表现在租金上,2003中国的住宅租金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直接平均租金收益率在4.8%,而中国的主要城市的租金收益率达到7%左右,远远高于因恒存款的收益率。再从动态看,2001年以后,中国大部分城市的房地产价格都在上涨,使房地产投资产生了较大的盈利机会。当这种力量在“羊群效应”的作用下,以很快的速度增长,加剧了市场中的需求,
高速增长的房地产业带动了其他行业的投资过热,加剧了中国经济中的瓶颈问题。
国家要发展新疆。新疆也要跟着全国走,对于房价全国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