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以《郑伯克段于鄢》为例，说明什么是“不待论断而叙事之中即见其旨”春秋笔法。

不待论断而叙事之中即见其旨”，语出于顾炎武《日知录》:“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叙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讲的是古人“寓褒贬于记叙”的写作方法。顾炎武在这里举的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例子，其实若论起它的开山祖师爷且达到不可企及之巅峰，则非孔子所编订的《春秋》莫属，而记载《郑伯埋稿克段于鄢》的《左传》正是“春秋三传”之一。

《郑伯克段于鄢》一文见于《左传●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原文如下：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zhì)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冲咐“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
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春秋》关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的历史记载，只有寥寥的62字：“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其中和这篇文章有关的记述更只有“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短短的九个字。这是经书《春秋》。然而据说就是这62个字就包含着丰富的“微言大义”。《春秋》三传之一的《公羊传》阐述得最详细：
1、“春王正月”，只有四个字，但据《公羊传》分析，其“微言大义”，亦即暗藏的玄机是非常之多非常之深的：
“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出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归纳起来，这四个字的“微言大义”是：（1）《春秋》虽然是鲁国的编年史，但孔子为了尊奉周天子，在“正月”前面特地要加个“王”字，因为当时全中国只有一个“王”即周王，加个“王”字正表明孔子要恢复周天子的至尊地位。以后，整部《春秋》，只要记述到某年正月，它的前面必得加上“王”，孔老夫子真是用心良苦。（2）这一年是鲁惠公死后鲁隐公开始执政的第一年，照理应该写上“即位”二字。《春秋》不写，是因为鲁隐公只是“摄政”，等他年幼的弯判孝同父异母弟姬允长大后还要把“公”位还给他。（3）为什么要还位给小弟弟？因为鲁隐公虽“贤”又居长，但却因为是小老婆所生，所以“长而卑”，他弟弟是大老婆所生，是“幼而贵”。（4）既然鲁隐公“长又贤”，为什么不应当正儿八经地继位？因为要遵循一个重要原则：“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5）为什么鲁隐公没有他弟弟尊贵？因为他的生身母亲卑贱不尊贵，而他弟弟的生身母亲尊贵，所以“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你看，道理够“深”够复杂了吧？实际上，据《史记》记载，鲁隐公弟弟的母亲是宋国的女子，本来是他父亲鲁惠公娶给自己的“贱妾”所生的儿子姬息（即鲁隐公）做老婆的。可是等到儿媳妇进了门，鲁惠公见她长得漂亮，就抢来做自己的妾，不久又因为替他生了个小儿子姬允，就提拔她做“夫人”，立姬允做“太子”，于是就“母以子贵，子以母贵”了！
言归正转，现在来说说《左传》的这篇“郑伯克段于鄢”有何“微言大义”。比起《春秋》，《左传》没那么隐晦曲折，但也确实够得上顾炎武所说的“不待论断而叙事之中即见其旨者”：
1、照录《春秋》原话，用一两个字寓褒贬之义：《左传》是这样阐明“郑伯克段于鄢”这几个字的“微言大义”的：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意思是：（1）郑庄公明明是“公爵”，为什么贬称为“郑伯”？因为要谴责他对弟弟失于管教；（2）为什么不称叔段为“弟”？因为叔段做了弟弟所不该做的事情（“不弟”），也应该谴责；（3）为什么用“克（打败）”而不用别的字眼例如“平叛”之类？因为这一对哥俩，哥哥不像哥哥，弟弟不像弟弟，彼此半斤八两，好像是两国在作战；（4）叔段明明是逃走到共国，为什么《春秋》不写“出奔”？因为要揭露郑庄公的本意（“郑志”）是要杀自己的弟弟。
2、更重要的是《左传》自己通过关键性的取材，虽然不用贬义词，却极为深刻地揭露了“郑伯”一步步引导弟弟在犯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的险恶用心：“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无庸，将自及。”“不义不昵，厚将崩。”直到弟弟叔段真的起来叛乱，他这才说“可矣。”并且毫不手软地“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而且穷追猛打，“伐诸鄢”。一个城府极深、老谋深算、阴险毒辣的“郑伯”不加任何贬义之词就跃然纸上，令人不寒而栗！

汉代的司马迁很擅长于将自己的主观感情和评价寄于叙事之中。顾炎武《日知录》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叙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做笑坦如《史记·李将军列传》，司马迁对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忠勇爱国的气节很赞赏，对他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对朝廷不明罚赏十分愤慨。这一爱憎之纯桐情，作升卜者并没有直接宣泄，而是不厌其烦地渲染李广的勇武机智和正直廉洁，就连他箭射猛虎、中石没镞、爱士如子的细节都不放过；同时，又写他屡建大功，不曾得到封赏，而才能和名声都在其下的李蔡却被封侯。两相对照，意味深长。最后，李广受屈自刎。司马迁写到，“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将李广在民众中的威望，以及军民对李广的敬重、同情与惋惜都写了出来，也写出作者自己的褒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