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是鲁迅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 1923 年 8 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收 14 篇小说； 《彷徨》是他的第二部小说集， 1926 年出版 ，收11篇小说。 鲁迅说过，他是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来写小说的，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但因写作年代不同，受当时社会环境、时代风潮的影响，鲁迅这两部小说集的创作心境和运用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段也不尽相同。
《呐喊》中的作品，大都写于“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要为新文化运动助阵振威， 取名《呐喊》，意指作者受新文化运动的鼓舞，“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集子中的作品明显地保留着作者于“五四”高潮时期，在结束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奋起呼喊的特色。在艺术上，吸收和借鉴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与表现手法，因此，《呐喊》集中的作品以其“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令人耳目一新。
鲁迅写小说虽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艺术经验，但他把外国小说的经验与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民族化的基础。鲁迅小说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主要是它在在形式上是新的、成熟的，思想内容上是彻底反封建的，揭开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新纪元。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收入《呐喊》和《彷徨》两部集子中的25篇现实题材的小说，主要有知识分子和农民两大题材。其中，知识分子题材占14篇，真实地描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清末、辛亥革命和"五四"以后三个重要时期的精神和生存状况，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
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
《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的主题十分明确，就是要"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作品虽然是一篇狂人的日记，却始终围绕着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不断发生的吃人现象展开，其用意就是告诉大家，在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中，其实满本都只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鲁迅对封建道德下的定义，也是他多年来思考的结果。
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为以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作品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鲁迅仰仗自己先前所看的外国文学作品和所学的医学知识，将狂人这个具有恐惧、多疑、知觉障碍和逻辑思维不健全等特征的"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描写得栩栩如生，但作品的主旨却并不是要表现他所受到的精神迫害，更不是一篇精神病人的纪实作品，而是要借狂人之口来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然而，鲁迅对于狂人的命运和前途却并不乐观，因此，在作品的"文言小序"中预感到了他的结局："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伤逝》
在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伤逝》（作于1925年10月21日，后收入小说集《彷徨》）是惟一的一篇直接表现青年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男女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一对受到"五四"新思潮影响，要求个性解放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相互认识后，在时代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大胆追求自由恋爱，勇敢地反抗封建道德和世俗偏见，毅然地冲出了家庭的束缚，在众目睽睽之下同居在一起。最后却因涓生得到的一张辞退信而断了生路，他们也与狂人、吕纬甫和魏连殳一样，在强大的社会势力面前，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
因此，鲁迅创作《伤逝》的目的，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同类题材小说，不是为了表现青年人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对封建婚姻观的反抗，也不是为了歌颂当时风行一时的"个性解放思想"，而是为了指出"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探讨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一代"五四"反叛青年在冲出家庭的牢笼后如何才能走上"新的生路"。
鲁迅在写作这篇小说的两年前，即1923年12月，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过一次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一部社会问题剧，曾被译作《傀儡家庭》在中国公演，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当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走出家庭，而鲁迅则在演讲中告诫大家："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两年之后，鲁迅旧话重提，是因为他认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他在《伤逝》中不厌其烦地12次用了"新的生路"一词。
在作者看来，子君是勇敢的，她面对家庭的社会的压力，大胆地发出了一个反叛者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作者借涓生的口说："这彻底的思想就在她的脑里，比我还透澈，坚强得多。"勇敢的爱情虽然可以支撑着她"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但是，作者通过他们大半年的自由生活的实践，告诉读者："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因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不然，再辉煌的爱也会枯萎、死亡。由于勇敢的子君在获得了爱情的自由后，只将爱情作为"功课"来温习，"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因此，局长给涓生的一张辞退书，就使她彻底垮掉了。作者感叹地说："真不料这样细微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
在作者看来，涓生也是勇敢的。他不仅是勇敢的子君的坚强同盟军，而且面对局长的辞退书，早已有精神上的准备。然而作者却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距离，在强大的社会势力面前，涓生毕竟是弱小的，缺乏"坚忍倔强的精神"。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但提出了问题，并且还分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局里的生活，原如鸟贩子手里的禽鸟一般，仅有一点小米维系残生，决不会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笼外，早已不能奋飞。"不仅不能奋飞，而且"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迟早之间。"
这就是鲁迅看到的许多"五四"青年在勇敢地迈出了反抗的第一步后，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就如笼中鸟，不放不能飞，放了也飞不了。因此，作品越是接近尾声，作者所希望的"新的生路"一词出现的频率就越高。鲁迅虽然并没有能够为涓生子君们指出一条新的生路，因为他也同涓生子君们一样，只知道"新的生路还很多"，却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但是，还是顽强地勉励自己，并与涓生子君们共勉："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
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
如果说鲁迅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主要表现了他"哀其不幸"的态度，那么，他的农民题材小说则更多地表现了他"怒其不争"的思想，更集中地表现出鲁迅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特点。
鲁迅农民题材的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出了一批落后农民的艺术形象，而且还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黑暗的现实，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些农民愚昧、麻木的精神上的创伤。鲁迅曾在《灯下漫笔》一文中指出："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因此，他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直接归纳为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故乡》中的闰土、《祝福》中的祥林嫂等，都属于这两个时代。然而，也有不甘于这两个时代的人，如《阿Q正传》中的阿Q、《离婚》中的爱姑等，他们虽然也与曾经反抗过的狂人、吕纬甫、魏连殳以及涓生子君们一样，都以失败而告终，但鲁迅仍然将"创造这中国历史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作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阿Q正传》
《阿Q正传》（最初分章连载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的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是鲁迅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潜心于中国文化的历史"钩沉"的结果，最深刻最突出地表现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和病根的认识，因此，是鲁迅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最辉煌的作品之一。
鲁迅写作《阿Q正传》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阿Q的形象，挖掘出中国农民愚昧落后的原因，提示出中国人的灵魂。因此，从阿Q形象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有人"栗栗危惧"，怀疑作者是在借阿Q骂自己，或者害怕有一天终会骂到自己头上来。作品开始在报上连载不久，茅盾就断言："《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面熟。是啊，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而且，阿Q所代表的中国人的品性，又是中国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茅盾：《通信》，《小说月报》13卷22号，1922年2月）。
阿Q是一个生活在江南小镇上的农村流浪汉（关于阿Q的身份或阶级成分，有过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他属于"雇农"，即没有自己的土地而主要依靠出卖劳动力，即打短工为生的农民。也有研究者认为，他属于城市贫民，但是，与他身份类似《风波》中的七斤却一直被看作是"农民"），他"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
阿Q不但没有土地，没有家，甚至连自己的姓名籍贯也不知道，即使是在未庄也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然而，他却不愿承认这个现实，总以为"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同时，"又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的眼里，甚而至于对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不值一笑的神情。"而且，也真如茅盾所言，还具有"上中社会阶级的品性"：第一，由于他头有几处癞疮疤，便有了许多的忌讳，"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第二，由于在争斗中总是失败，便改变策略，采取"怒目主义"，以求得精神上的胜利。谁要说"亮起来了"，他便以"你还不配……"作为还击和报复，并因此真的觉得自己的癞头疮也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即使是挨了打，也能找到自我安慰的办法，以为自己是"被儿子打了"。即使是自己也发现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也有妙招解脱："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什么东西'呢！？"
这种不敢正视现实，不愿承认失败的态度，和自轻自贱、自嘲自解、自甘屈辱、或妄自尊大、自我陶醉的种种表现形式，就是阿Q性格的主要特征：自欺欺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阿Q精神"或"阿Q主义"，由于这种表现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得精神上的胜利，故又称为"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特征，通常是那些需要胜利而又无法取得胜利的人，用以维持精神平衡的一种"骗术"，常常表现在正走向没落的统治阶级的精神状态中。阿Q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怎么也会产生这种现象呢？从人类思想的普遍意义上来看，这正是被统治者接受统治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受着统治阶级支配的。"由于当时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封建阶级在现实中总是以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来掩盖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失败，因此，当时的中国国民便普遍如此。
具体地说，中国农民具有这种精神病态的原因还有三个：第一，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中国农民从一次次造反的失败中，错误地得出了造反没有出路的结论，而不造反又无法忍受现实和痛苦生活，只好寻求精神上的安慰，或求佛拜神，或寄希望于来世；第二，由于自然经济的闭塞环境。中国农民长期生活在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环境中，稍有满足便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第三，由于封建家长制的家庭生活。中国农民虽然其社会地位低贱，但在家庭中却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而且越是在外面受辱受压，就越是在家庭中称王称霸。"精神胜利法"作为弱势群体的一种精神特征，不仅揭示出了中国国民性的病根，而且也揭示出了人类普遍的共同特征，因此，阿Q形象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典型。
《阿Q正传》在前三章中充分表现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从第四章"恋爱的悲剧"后，阿Q的性格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第七章"革命"和第八章"不准革命"中，则集中表现了阿Q的革命，表现了以阿Q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在社会动荡时期的种种变化，在更深层面和更广泛的意义上，进一步揭示了国民性的缺陷和弊端。所以，阿Q性格中的革命要求与他的"精神胜利法"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着的。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谈到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时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Q的革命，是其性格复杂性的表现，也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封建思想的毒害下，他虽然对造反"深恶而痛绝"，但是，当赵太爷等统治者对革命感到恐慌时，他不仅开始"神往"革命，并且也要投身进去"革这伙妈妈的命"了。
阿Q的革命，作为对"精神胜利法"的反叛，实际上，正是农民从愚昧走向觉醒的开始。但是，阿Q的革命只是最初阶段的"自发革命"，只是一种想拿点东西式的革命，改朝换代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即使成功了，改变的也只是皇帝的姓氏，只是皇帝和其他少数人的身份，社会仍旧，传统的思想也仍旧。这就是中国社会不能进步，封建统治可以延续几千年的一个根本原因。
然而，辛亥革命不是阿Q的革命，不是中国农民的革命。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不但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仍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而且即使有阿Q这样的极少数下层农民急于改变自己的地位而投身革命，也因为改良派的反对和统治者的报复而最终被拒之门外，甚至像阿Q这样成为"示众"的材料和屈死冤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阿Q越是起劲地进行革命，便越是加速他的死期的到来。正是在这个意义，阿Q的被杀，表现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态度，也是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做出的总结。
《阿Q正传》最后一章第九章"大团圆"，表明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同时也表明了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失望。他不仅通过阿Q不为自己被抓被杀而担心，反而为自己画圆圈画得不圆而羞愧和释然，以及他在游街示众过程中，面对众多的看客，"无师自通"地喊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豪言壮语，让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了最后表演的机会，而且更通过看客们因为没有听到他们所熟悉的戏文而遗憾，深刻而沉重地表现了人们的麻木和愚昧，表现了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仍然死寂和黑暗的现实。
鲁迅小说的成就
鲁迅小说之所以既是现代小说的开端，又是现代小说的成熟的标志，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五四"启蒙运动和思想革命的时代要求，而且还在于它将西方小说的手法技巧与中国传统小说的艺术精神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题材、构思、心理描写，以及小说的体式和语言等方面都对传统小说进行了革命性的突破，实现了中国小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鲁迅小说最重要的贡献是题材上的突破。
中国的传统小说历来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绿林好汉的世界，即使是描写人世间的生活，也是不离其神仙鬼怪，以追求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的曲折性为特色。然而，鲁迅的小说，大多取自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即使是表现当时社会上的重大事件，也常常是通过人们司空见惯的一些小事和生活场景来实现的。
《狂人日记》写的是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吃人本质，却只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的日记来披露。《孔乙己》写的是造成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屈辱历史的科举制度的危害，讲的只是一个乡村读书人的几个片断。《药》写的是启蒙不被人们理解的悲剧，讲的也仅仅是一个"人血馒头"的故事。《风波》写辛亥革命在农村的影响，讲的却只是一场乡场上的"辫子的风波"。《阿Q正传》写的是中国人的灵魂，讲的也只是一个乡村流浪汉的生与死。小说题材的变化反映了社会风尚和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在五四时期，鲁迅将小说的题材集中于主要承担启蒙任务的知识分子和长期处于愚昧状态的农民，则具有十分突出的时代意义。
鲁迅小说在五四时期众多取材于普通人生的小说中一枝独秀，则在于它总是能够从大家熟悉的生活中发现并揭示出生活中所蕴含的"一切的永久的悲哀"（张定璜：《鲁迅先生》，《现代评论》，1925年1月号），并形成独特的冷峻风格。
在《祝福》中，作者讲述了一个在江南农村随处可见的故事，一个连自己姓名都没有的女人"祥林嫂"，丈夫祥林去世后，婆婆却行使"家长"的权利，逼她改嫁。经中人介绍，祥林嫂逃到鲁四老爷家做帮工，可还是被婆婆卖到了贺家。然而，她第二个丈夫也去世了，惟一的一个孩子也被山里的狼叼了去，她又回到了鲁四老爷家，可她却成了大家眼中的"瘟神"，一年中最重要的祭祖活动"祝福"都不再让她沾边，她只能求助于神，在庙里捐了门槛作为自己的替身，以赎自己再嫁的罪过。然而，她并没有因此而得到鲁家的宽恕，最后，她带着对灵魂是否存在的怀疑，在热烈的爆竹声中静静地死去。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祥林嫂"的故事，而且，更看到了她无论怎样反抗、挣扎，也无法逃脱的悲惨命运。她的第一任丈夫小她11岁，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可婆婆要她再嫁时，她却逃跑、以死相抗，她不愿违背"从一而终"的伦理道德。她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时，暂时做稳了奴隶，所以，不久脸色就红润了起来。可她第二次到鲁四老爷家时，却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了。一个寻常故事，经过鲁迅的讲述，却总是让人沉思，让人不安，甚至让人震惊。
鲁迅的小说常常让人震惊，不是因为它在题材上有所突破，也不是因为它在人物的心理描写上有多么细腻，而是通过心理描写配合言行描写"画"出了一个人的精神和灵魂。《药》中的华老栓的愚昧，是通过他去杀人现场买人血馒头的过程，特别是他用手摸藏在内衣口袋里的"硬硬的"银元和在现场专注在馒头上的眼神表现出来的。《肥皂》中的四铭封建道学家的虚伪脸嘴，也主要是通过他与妻子和几位同道的对话表现出来的。然而，在这些人的话语和行为中，越是具有生活阅历的人，就越是能读出更多更丰富的"潜台词"，读出人物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和潜意识。这被后人们看作是中国小说向现代转型的显著特征之一，对后来的现代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鲁迅小说最显著的特点，是他在小说体式和语言上的艺术创新。
中国传统小说是在文人的史传文学和勾栏瓦舍里的说书艺术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既重视人物的语言和行为，也重视故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鲁迅小说继承了传统小说重视人物的语言和行为的优点，却打破重视故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的常规，从西方小说那里学习到了截取生活"横断面"的方式，打破时空的顺序，而根据内容需要安排情节，并借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创造出了种种不同的小说体式，如抒情诗式的《伤逝》，散文式的《故乡》，独幕剧式的《孔乙己》等。
《狂人日记》一发表，就以其"格式的特别"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它的特别，主要就在于它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中从来没有过的"日记体"。中国传统小说中，大多是笔记体和章回体，并多采用第三人称，而日记体采用第一人称，整篇作品都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作品中的语言，小序是标准的文言文，正文却是标准的白话文，其白话文概括的力度和含义的深度又绝不亚于文言文，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现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狂人日记》虽然从题目和体式上都借鉴了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但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内容上都很好地表现了中国本民族的生活、思想和意识，创造出了一种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而且，鲁迅小说在体式上总是不断地推陈出新，正如茅盾在1923年的《读〈呐喊〉》中说的："至于青年方面，《狂人日记》的最大影响却在体裁上；因为这分明给青年们一个暗示，使他们抛弃了'旧酒瓶'，努力用新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许多人们上去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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