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文学理论与韩愈的主张基本相同,但各有其特殊的贡献。他提倡“文者以明道”,要求形式为内容服务,而这个“道”却不专宗儒家一说,主张把百家之说“通而同之”。他强调发挥文学“辅时及物”的社会功能,鲜明地提出“文之用,辞令褒贬,异扬讽喻而已”。他特别重视作家的创作思想和社会实践问题,认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明确指出那种“不知耕农之勤苦,物役之艰难”而“专弄文墨”的人,在文学上绝不会有什么成就。此外,柳宗元对作家的写作态度、继承与创新、文学源流、艺术风格、写作技巧、语言运用等问题,都有许多具体而深刻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