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学生如何适对外开放的要求

2024-11-21 2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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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关于中国的贸易竞争力问题

要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一国贸易竞争力的源泉究竟来之于何处？古典贸易理论告诉我们，一冲笑大个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是由其绝对的生产成本的高低所决定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贸易竞争力是由其相对成本，也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种“比较优势”可以来源于一国禀赋的结构变化，也可以来源于一国的技术创新，前者可以称之为禀赋的结构性冲击，而后者则可以称之为熊彼特式的创新冲击；最后，当国际贸易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从而可以带来各种类型的租金时（比如由规模经济产生的租金、由产业集聚产生的租金、以及由市场垄断所产生的租金等），一国还可以通过政府的战略性干预来提高本国的国际贸易竞争力。在对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源泉做一简要分析以后散竖，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中的劳动要素密集产业的分工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提高中国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正确之举。我们的这一结论源可以从中国现实的禀赋中找到根据。中国目前的禀赋状况是：劳动要素严重过剩、资本要素仍然供给不足、企业制度相对落后造成企业家资源高度稀缺、国家在教育和研究方面的投入也是非常不足的。所有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目前在资本要素密集和知识要素密集的产业领域中是缺乏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并且，由于中国企业家资源的高度稀缺，以及由此造成的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不足，使得中国的企业很难在国际市场中获得垄断地位，所以也难以通过政府的战略性干预来提高中国企业国际贸易竞争力。受以上这些存量禀赋的约束，中国目前在国际贸易中最具有竞争力的显然只能是劳动要素密集的制造业。而且，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正是由于中国的资本供给不足（在这里，我们必须提请人们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国民储蓄并不等于国内的资本供给，因为国民储蓄能否转化成为实际的资本供给，还要看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否有效，而中国目前的问题恰好是金融体系非常糟糕，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政府对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进行补贴的一种工具，而不是一个能够对稀缺的金融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市场），即使中国要按照

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竞争优势去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制造业，也不得不需要采取大量引进外

国资本和外国企业的做法才能实现。如果再进一步考虑到由中国自然资源高度稀缺所造成的

增长约束，我们还不得不通过发展加工贸易的方法来实现和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

竞争能力。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感谢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假

如没有经济全球化，或者中国仍然坚持传统的对外封闭的经济政策，那么，即使中国拥有世

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大量过剩劳动，中国也是不可能实现或者提高其在世界劳动要素密集产

业生产与贸易中的竞争力的。由于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借助于大量外国要素和企业的进入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区分中国贸易增长中不同要素、不同所有者和不同国家的企业所做出的贡献之大小是有必要的，但这最多也只是一个贸易所得的分配问题，或者说只是一个经济福利问题，而不是竞争力强或者弱的问题。全球化可以通过要素流动来促使同一要素的价格均等化，但是却没有能力实现不同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因为各种要素的稀缺性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用中国的劳动收入与发达国家的资本收入作比较，并且因为资本的收益高于劳动的收益而得出中国的贸易是没有竞争力的结升瞎论，显然是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至于中国能够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获得多大的经济福利，这是由中国的禀赋结构来决定的，我们要想增加中国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经济福利，就必须尽快改变我们的禀赋结构。随着禀赋结构的变化，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模式也就必须随之发生变化，如果将来中国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要素的存量有了明显的增加，到那时，中国仍然坚持目前这样的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分工，那才是没有竞争力的。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一国贸易的竞争力不是在于它想要做什么，而是在现有的禀赋结构下，它能够做什么，若要想改变现行的分工模式，那么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存量的禀赋结构，否则不仅会导致其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下降，而且还会导致其巨大的福利损失。

二、“有出口而无产业”的说法能够成立吗？

张幼文教授在评价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时，对中国出口贸易中比例过高的加工贸易表示极大的担心，认为发展加工贸易不仅不能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而且还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出现“有出口而无产业”的现象。

这样的命题究竟是否可以成立，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思考的。根据以往的经验，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大致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第一，从静态的角度讲，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分工中做什么，不是取决于其美好的愿望，而是取决于它的既定的禀赋结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做了分析，就不再赘言；第二，从动态的角度来讲，一个国家能够在国际分工中做什么，将取决于其现有的禀赋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演进。但是，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因为各个国家可以通过对外开放、促进要素的国际流动来改变分工模式，比如一个劳动要素丰裕的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国际资本来打破本国既定的禀赋约束而较快地实现经济结构的演进与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然而，考虑到各种要素的国际流动性高度不对称这一事实，特别是劳动要素几乎不能跨境流动、以及自然稀缺要素的跨国流动成本极高等事实，各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归根到底还是要受到禀赋的约束，特别是受那些不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要素的禀赋约束。假如以上的逻辑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崛起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这是因为：中国的对外开放为大量国际资本进入中国提供了可能，但是，中国的过剩劳动却是无法通过国际移民予以消除的，再加上中国的自然资源高度匮乏，于是就只有利用外资来做加工贸易，借以达到增加就业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

接着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中国发展加工贸易是否会出现“有出口而无产业”的现象呢？无论是国际经济理论，还是现实世界的经验都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全球化正在使得国际分工越来越来朝着产业内和公司内的方向发展，这两种新的国际分工模式的出现使得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产品都已经迅速地演变成为“万国”产品，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参加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国家都被卷入到由这两种新型国际分工模式所造成的垂直分工体系之中，区别只是在于各个国家在这样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做什么而已。而且，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反复强调的那样，各个国家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中究竟做什么，并不取决于它们的主观意愿，而是取决于各自的禀赋特征。在今天这种垂直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国际分工的一般规律是：知识要素丰裕的国家做高端；人力资本丰裕的国家做中端；而劳动要素丰裕的国家则做低端。既然在一个垂直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整地生产一个产品，那么把中国通过做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方法说成是“有出口而无产业”就没有道理了，因为照此推理，即使是那些做高端与中端的国家，只要它们参与了垂直化的国际分工，那么它们最终也将会变成一个个没有产业的国家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经济全球化对各个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是对等的。

最后，如果说是因为在中国做加工贸易的产业不是控制在中国自己的手里，而是因为控制在外国人的手里而导致了中国没有产业的现象发生，那么中国会因为发展加工贸易而造成“有出口而没有产业”的命题仍然不能成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中国有没有产业，而是在于中国有没有企业。然而，要解决中国没有企业或者企业发展极其落后问题，关键显然在于企业制度的改革，而不是在于中国究竟要不要做加工贸易。所以，我们的看法是，中国发展加工贸易并不等于中国没有产业，至于中国的产业控制在谁的手里，关键在于企业制度的改革，因此，我们不赞成那种把由于中国企业制度改革滞后所产生的问题归罪于与此基本无关的加工贸易的做法。如果我们不是尽快而又彻底地进行企业制度改革，反而迁怒于发展迅速的加工贸易，那么我们就会把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件关系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的大事整个地做反了。

三、中国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的国家利益究竟是什么？

张幼文教授在文章提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即中国大规模发展劳动密集产业将会使中国在国际分工与贸易中处在不利地位。其主要理由是：发达国家通过发展资本与技术要素密集的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可以为世界各国带来技术扩散等为正的外部溢出效应；而中国通过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则有可能给世界带来就业替代这样的为负的溢出效应，因此，只要中国继续坚持现有的以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来参与国际分工，那么势必会受到世界各国的贸易制裁。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正确看待呢？

首先，就像本文反复强调的那样，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优势在于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因此，这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不仅如此，考虑到中国存在数量庞大的失业人口这一禀赋要素，中国通过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对于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社会公平性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失业会造成贫困，而当社会能够实现充分就业时，问题只是在于收入分配的多少，而不会有贫困，而且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时，一个国家的政府就有能力通过一系列不伤害经济增长的公平收入分配或者再分配政策来消除这样的差距，借以避免那些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社会经济问题。

其次，从国际范围看，当中国作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时，那么那些在劳动要素密集产业中丧失了竞争力的国家就应当通过结构调整和改革来重建它们的竞争力，而且，当它们一旦选择了这样的调整路径，那么它们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福利都将会因为这样的调整而得到大大的改进，而不是相反。比如当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领导国家以后，英国就逐步地演变成为一个专门为世界提供金融服务的大国，而当日本替代美国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以后，美国则通过IT 产业革命而重建了其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和领导者地位。有鉴于此，我们不妨把由中国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而引起的国际贸易摩擦看作是一种具有过渡性的现象，因为经济规律最终会发挥作用，它会迫使各个国家重新在国际分工中找到它们的具有竞争力的分工地位。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整个世界的分工结构与经济增长就是如此演进的。至于在这种结构演进所发生的贸易战，说到底只是一个调整过渡期中的暂时性现象。

因此，结论是清楚的，从长期的观点来看问题，中国目前以劳动要素密集产业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不仅对于中国自己是有利的，而且对于整个世界也是有利的。中国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社会稳定，世界可以通过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动力。假如我们因为害怕调整过渡期的贸易摩擦而放弃既定分工模式，那么不仅会牺牲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且也会牺牲整个世界的长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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