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8月1日甲午中日战争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强,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本军队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急电,建议李“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火药,作地雷”,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枪支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自杀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于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在湖广、两江总督任上,张之洞颇得一部分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好感,并任用其中一些人充当幕僚。戊戌变法时期,起先以支持维新活动的面目出现。1895年秋京师强学会成立时,捐金五千为助;未几上海强学分会成立,被推为会长,并派旧属汪康年助办《时务报》;同时对湖南南学会和《湘学新报》亦颇表赞助。但当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新旧斗争渐趋激化后,即表明与维新派的分歧,登报声明自除会长之名,对《时务报》的进步言论大加干涉,并严斥积极支持变法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等。1898年4月,撰《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护封建纲常,宣传洋务主张,攻击维新思想,反对变法运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主张“安内乃可攘外”,多次上书清廷,要求对义和团严加镇压。是年夏,八国联军进逼京津,清政府对外宣战,乃于地方拥兵自重,并在英国策动下,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抚,同外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九条,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治安秩序由各省督抚负责。8月间,在汉口通过英国领事,破获设于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捕杀唐才常等人。随后又在鄂、湘、皖镇压了由维新派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联络长江中下游哥老会发动的自立军起义。
不咋好
洋务运动之前 李鸿章有淮军 张之洞主张守内陆,李鸿章主张海防
虽然张之洞曾在新疆为清廷立过功,但是朝廷还是喜欢李鸿章多一些
后来签一些条约都是李鸿章出面的。
后来洋务运动李鸿章北洋舰队,张之洞主持建设重工业。
什么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湖北织布局。功劳不比李鸿章少。
总之,尽管二位都入阁拜相,都是“中堂大人”,但李鸿章更得朝廷的心,张之洞嘴上不说 ,可心里当然不舒坦了。
所以应该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