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王玄策出使印度,消灭中天竺。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帝国派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一行30人出使天竺(印度),四天竺国王多派使者带着财物来,准备与王玄策一起到唐朝朝贡。恰逢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于是发动所有军队以拒王玄策。跟随王玄策的30骑兵与敌人交战,失败被擒获,敌人趁机劫掠诸国贡献的财物。王玄策逃离,到达吐蕃。王玄策发檄文征召军队,得到1200吐蕃兵、7000泥婆罗(今尼泊尔)骑兵。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吐蕃、泥婆罗的军队进攻到中天竺的茶镈和罗城,作战三天,攻破茶镈和罗城,斩首三千余级,敌人被溺死的约1万人。阿罗那顺逃走,收拢散兵再次交战,蒋师仁擒获阿罗那顺,俘斩敌人数以千计。余众跟随国王的妻子在乾陀卫江抵抗,蒋师仁击败他们,俘获其妃、王子,又俘虏男女一万两千人,各种牲畜三万,五百八十座城邑投降。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军,还送来了弓、刀、宝缨络。迦没路国献异物,并送上地图,请求得到老子像。天竺震惊、害怕。贞观二十二年,五月,王玄策把俘获的阿罗那顺及王妃、子等,俘虏的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二万余送到长安献俘。唐太宗封王玄策为朝散大夫。王玄策带回了天竺方土那迩娑婆寐,自称寿命两百岁,有长生之术。经过数月,那迩娑婆寐造出延年之药。当时唐太宗病重,吃了其他的药没有效果,于是吃那迩娑婆寐造的药,但是没有任何效果(既没有好的效果,也没有坏的效果)。后来唐太宗是因为病而死。那迩娑婆寐被放还回国。唐太宗葬于昭陵。唐朝并没有把天竺当做强大的对手,王玄策在天竺取得的胜利也因此不受重视。而且与当时其他唐朝将领的众多对外大胜相比,王玄策所做的事也并不出众。虽为曾经立下“世界史上空前绝后奇功”的唐代使节,王玄策三度出使天竺的经历却在史书上鲜有记载。究其原因,日本作家,《银河英雄传说》的作者田中芳树表示,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玄奘法师西天取经的夺目光彩淹没了与之同时代的王玄策,而且他的官位比较低,在正史当中不可能单独为他树碑立传。一个人出名是要靠宣传的,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这位英雄最终为世人所遗忘。
2.631年(贞观五年)新州刺史高表仁作为使节,回访日本,因与日本天皇争礼,要求其面朝北跪拜接其唐皇旨意而遭到拒绝,愤而挥袖而去,不肯宣布唐帝国命令。631年(贞观五年)新州刺史高表仁奉命回访日本,陪送日本遣唐使犬上三田耜回国,日本学问僧灵云、僧旻并新罗送使同行,8月到对马岛,10月4日至难波津。也就是今天的大阪。舒明天皇因为他的使团在唐朝受到了高规格接待,对唐朝来使也极为重视。日本政府派遣大臣大伴鸟养特意安排了32艘船,在海港进口一字排开,32艘船上还插满了彩旗,迎宾的士兵鼓乐齐奏,十分隆重,而后大臣难波吉士小槻、大河内直矢伏引导高表仁至驿馆,再由大臣伊岐史乙等、难波吉士八牛引导进入驿馆,赐给神酒。高表仁由日本大臣引领,来到舒明皇帝而前,一番寒暄后,高表仁拿出大唐圣谕准备宣读。但要求舒明皇帝应该君臣之礼,跪接圣谕,向长安遥拜。日本皇帝当即拒绝,高表仁见日本皇帝不按规矩行事,非常生气,不宣读圣谕,直接转身拂袖而去,于633年正月归国。
3.唐朝外交简述。唐朝建立了从中央至地方较为完善的外交制度,外交使节作为沟通内外信息的传播者,在外交史上起着重要的历史作用,是唐对外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和贯彻者。
(1)唐外交使节的概况。唐王朝派遣的使者种类很多,他们的使命也很复杂,涉及到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根据唐外交使节出使使命的不同有十几种之多,其中史书明确提到的使名主要有:册立使、吊祭使、告哀使、告册立使、宣慰使、安抚使、和亲使、会盟使、答贺正使、报聘使、责让使等。唐外交使节的管理机构多而不乱,从中央到地方构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系统,且职能分工明确、细致,基本上能相互配合协调。
(2)唐外交使节的选任制度。唐王朝对外交往频繁,为了更好的推行其外交政策,维护国家利益,唐对外交使节的选择非常慎重,唐王朝择使的基本条件主要有:体貌丰伟,言辞辩证,讲求仪容风度;熟悉蕃情,有专对之能者;有胆略,敢于任事者;注重选拔有名望的世家大臣。唐王朝在派遣使节时还很注重外交使节的资格与资序:以文职官员为主,武职官员为辅;多为皇帝身边的近臣;多带宪职出使。唐代外交使节的选派不仅有严格的选任制度,在外事活动的实践中还形成了选任的惯例和标准,这是唐代外交制度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唐代外交使节的选派,例由门下省总领。此外,皇帝、执宰还可以直接任命使节,其他方式还有“募”。
1.文成公主进藏是指唐朝贞观年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派遣大相噶尔东赞(即禄东赞)为请婚使者,赴长安请婚。唐太宗将远支宗女封为文成公主,下嫁松赞干布,并诏令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主婚使,持节护送文成公主入蕃。
2.鉴真东渡,是指僧人鉴真前往东瀛传授佛教。鉴真曾六次前往东瀛,辛勤不懈地传播唐朝多方面的文化成就,并带去了大量书籍文物。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使佛教更为广泛的传播。
唐朝时,很多中国人为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作出了贡献。他们当中,最突出的是高僧鉴真。他不畏艰险,东渡日本,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佛学、医学、建筑和雕塑水平的提高,受到中日人民和佛学界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