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反映了社会悲剧

【思想内容】
《红楼梦》是一部内涵丰厚的作品，《好了歌》和《红楼梦十二支曲》提示着贾宝玉所经历的三重悲剧。作者将贾宝玉和一群身份、地位不同的少女放在大观园这个既是诗化的、又是真实的小说世界里，来展示她们的青春生命和美的被毁灭的悲剧。作品极为深刻之处在于，并没有把这个悲剧完全归于恶人的残暴，其中一部分悲剧是封建势力的直接摧残，如鸳鸯、晴雯、司棋这些人物的悲惨下场，但是更多的悲剧是封建伦理关系中的“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所造成的，是几千年积淀而凝固下来的正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造成的人生悲剧。小说描绘了上至皇宫、下及乡村的广阔历史画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复杂深刻的矛盾冲突，显示了封建贵族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衰败的历史命运。尤其深刻的是，在小说展示的贾府的生活图画里，显示出维持着这个贵族之家的等级、名分、长幼、男女等关系的礼法习俗的荒谬，揭开了封建家族“温情脉脉面纱”内里的种种激烈的矛盾和斗争。
《红楼梦》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使读者预感到它必然要走向覆灭的命运；同时小说还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的理想。在我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把爱情的悲剧写得像《红楼梦》那样富有激动人心的力量；也没有一部作品能像它那样把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揭示得如此全面、深刻，从而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最深刻有力的批判。
【作者简介】
曹雪芹（约1715-约1763），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作者，籍贯沈阳（一说辽阳），生于南京，约十四岁时迁回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
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至雍正六年（1728），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曹雪芹素性放达，爱好广泛，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均有所研究。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

人物的悲剧性决定于人物所处的悲剧性的冲突。悲剧是一个冲突过程，一部作品的悲剧性 总是蕴藏在作为情节基础的冲突之中。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红楼梦》是摆脱了大团圆传统格局的彻底的悲剧。过去有人把它的悲剧根源归结为命运，归结为福善祸淫，因果报应， ⑴那是回避社会矛盾，企图用超社会超自然的神秘的命运来解释悲剧；还有人认为人生本来就是悲剧，要避免悲剧，世界最好是回到混沌状态里去，没有欲望，没有生活，也就没有苦痛了⑵。这当然更是一种悲观主义的议论了。这些解释与《红楼梦》作品的实际是相去甚远的。《红楼梦》悲剧的根源在于社会冲突。这个社会冲突不但表现为各种人物之间的矛盾，而且渗透在矛盾着的人物的性格之中。这部长篇小说描写了贾宝玉及其周围的一群女子的悲剧。曹雪芹在小说的第一回里说，这些悲剧人物“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并不是什么盖世英才、绝代佳人。而她们的悲剧遭遇也是生活中实际的样子，“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才使作品得以冲破“瞒和骗”这个中国封建传统文艺思想的网罗，在平常生活的描写中揭示出社会矛盾的真相，在矛盾冲突中完成了各种人物的悲剧历程。这些悲剧人物主要的可分为三类：一是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是封建叛逆者；二是晴雯、鸳鸯这类具有反抗精神的女奴；三是属于封建正统方面的贵族妇女，如薛宝钗、贾探春、王熙凤等，所有这些人物的悲剧，都是发端于社会冲突，完成于社会冲突，他们的悲剧是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悲 剧。

《红楼梦》很客观的描述了封建社会中的生活特征，社会变化实质，虽然它只详细描述了贾府的兴衰史，但足以概括了整个封建社会的社会实际，让人欣赏和深刻认识了当时的封建社会生活变化实况。封建社会的整个阶段都是人类必经的历史阶段，若要说贾府中的历史变化是个悲剧，其实应认为整个封建史也是人类必经的历史悲剧。看待历史之悲与不悲，不应用现在的文明标准来衡量，而应站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来衡量，因而可以认为，《红楼梦》一书所反映的是历史真实，无所谓悲与不悲，那是历史的必然和自然，是历史的进程，是人类的不断文明与进步的真实过程。

古今中外许多美学家对悲剧的论述，总是具备这样一个基本特征：从幸福到苦难，从追求到幻灭，从有价值到毁灭。根据悲剧的这一基本特征，一部《红楼梦》，我们可以看出其悲剧性具有三重意义。即从写作题材的表层意义看，全书是通过贾府兴衰过程及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来写时代悲剧；从写作题材的深层意义看，是通过几个女子的毁灭过程来写文化悲剧；从写作题材的象征意义看，是通过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变迁过程来写人生悲剧。下面具体谈谈悲剧的三重意义。
一、时代悲剧：如果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思想钳制造成的精神悲剧的话，那么，曹雪芹通过封建贵族世家盛衰的描写，则较全面地表现了清王朝腐朽没落造成的时代悲剧。
纵观《红楼梦》全书，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荒淫，是贾府这个贵族世家衰败的原因之一。一方面，贾府上下的男人大都生活腐败，道德沦丧，荒淫在这个贵族世家被视为平常之事。贾珍的公媳乱伦，贾琏的“包二奶”，贾赦对鸳鸯的企图，甚至连王煦凤与侄辈贾蓉也有染，等等这些，正应证了老仆人焦大的那句“爬灰的爬灰，养小叔的养小叔”的话。另一方面，由荒淫所引起的人事纠纷、甚至恶毒的残杀，更是不断地动摇着这座封建大厦。虽然也有不少清白的女儿家门努力地在这罪恶的泥潭里挣扎反抗，但最终也都与这腐朽的家族同归于尽，几乎没能有一个落得好下场的。
奢侈，是这个贵族之家衰败的原因之二。且不说那些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如何填满这个家族的每个角落，也不说那些精心烹调的美味珍馐如何充塞这个家庭的每个盛筵，单就秦可卿之丧事与贾元春之省亲，那奢华靡费程度就够惊人的了。虽然凤姐、探春等人在最后已感到家庭经济危机的来临，但这时谁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了。。
“一代不如一代”，更是这个贵族之家的致命伤。贾敬访道，贾赦淫乐，贾政的迂腐无能、头脑古板，贾珍、贾琏、贾蓉等纨绔子弟个个沉湎酒色，毫无廉耻，诸如此类，大观园中比比皆是。家族的种种腐朽已无可救药，唯一较有灵性的贾宝玉也只能痛苦地呼吸着这令人窒息的悲凉之雾。而他与封建传统的不相容必然导致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在这个时代不容纳他们，他们也不屈从时代的悲剧冲突中，随着腐朽力量的由盛转衰，新生力量也落了个由萌芽到夭折的结局。这是《红楼梦》告诉我们的那个时代的悲剧，人人概莫能外。
由此看来，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腐朽”有可能萌发“新生”，却不可能催化“新生”，相反，当“腐朽”势力还相当强大时，还会扼杀“新生”。可以说，《红楼梦》的家庭婚姻生活正是从这一角度折射出时代的悲剧。纵观中国历史，正是在上层社会蔓延的种种腐败现象，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当时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以至导致国力的衰微、王朝的没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府的悲剧正是时代悲剧的一面镜。
二、文化悲剧：通过作品的深层意义，可以看到《红楼梦》中并非所有悲剧都是恶人作梗或对前途的迷惘。而归根结底是几千年积淀凝固下来的正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造成的性格悲剧。
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如“天人合一”，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意识，并非西方文艺复兴时提出的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强调个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这种缺乏个性意识的“人学”就难免造成了逆来顺受、自我压缩的人格，造成了不冷不热、不生不死的生存状态。我们从书中几个女子的毁灭看到了这一点。
迎春，很善良，但也很懦弱。从乳母偷她的螺金凤这件事及她的态度就可见出她逆来顺受的性格，这种性格往往使自己对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增加，对受别人摆布、控制和欺负的敏感度降低。而且，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结果是迎春成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沦为其父贾赦偿还债务的替罪羊，自己的不幸，至死也不觉悟。可见，迎春之不幸，多由于性格。
再看黛玉的悲剧，难道完全是外力与环境造成的？其实不然，人们往往看到她秉承优秀传统而生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她深具传统文化性格而死的一面。由于传统文化个性意识的缺乏，在传统文学中往往表现为人的依附性，即一个弱者的主体性往往必须依附在家庭、父母或一个强者身上。在灵魂深处，她已被这种依附性折腾得精疲力尽，她时刻感到失去依附的痛苦、离家的凄凉甚至生的绝望。于是她的病日益加重，以致心力交瘁，在爱情尚未毁灭之前，她的生命却已走到尽头。所以说，黛玉爱情的毁灭，既是无情世道的他毁，也是悲剧性格的自毁。
关于薛宝钗的悲剧，一般认为是一个努力迎合时代的人竟也不为世道所容，所以是社会悲剧。但从文化角度看，她也是封建文化之树上一颗必然的苦果。 封建文化要求每个“个体”去做的事最好不要去符合心中的欲望，这样才会获得社会的好评。薛宝钗就是这种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这种做人理想的其中一个。爱情上、才学上、生活上，宝钗已被封建文化磨去了自己应有的个性锋芒；自己对所爱的人与物不敢有太强烈的追求，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与事也不敢断然决裂，生命处于一种不生不死的浑沌状态。这种自我压缩使她的生命过早地枯萎了。我们从这一形象的毁灭过程，可以看到封建文化深层意识是如何蚕食人的灵魂与消磨人的个性。曹雪芹这种历史沉郁中的文学的思考，的确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觉醒。
三、人生悲剧：时代悲剧侧重从横断面去解剖当时社会，文化悲剧侧重从纵深处去反思民族的文化，而人生悲剧则是从哲学上去思考生命的本质。《红楼梦》一书的出现，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几乎不思考有关个人的存在等基本哲学问题，这也是《红楼梦》能跨越时空的思想魅力。
“人之生也，与忧俱在。”生命的欢乐往往是在痛苦的追求之中才实现。这种痛苦的程度与知识同步增长。以宝玉为例，开始宝玉并不惧怕生活，而是正视生活，对生活以及自身在生活中具体的存在价值、存在目的还抱着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然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现世中，他总是深深感到：不但事物无常，人生易老，就是感情也不能永久保存。于是陷于失望之深渊，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终于抛下一切远离尘嚣，这是他对生命的个体价值与人生理想的沉思后的毅然抉择。人生总是这样，总是不美满，总是有所欠缺，而生命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复原，这是人人概莫能外的悲剧。
以上是从宝玉的形象来看人生悲剧的意义。从整部作品看，也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这侧重表现在许多曲、词的咏叹之中。如“多情公子空牵连”，“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风流灵巧招人怨”，“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等等，都体现为美的毁灭。人生有如此多的缺陷，当我们超越题材的表层意义来体会时，便会感到这种缺陷的揭示能激发人们更加珍惜时光，执着现世，具有强烈的劝世作用，当然，倘若消极对待的话，就会走向丧失意志，悲观厌世的另一端。作品似乎在告诉人们必须作出正确的选择。话又说回来，在那样一个悲剧的大时代里，作为凡夫俗子的大观园里的儿女们，无论怎样选择，又能有什么好的结局呢？
见者真故知者深，由于曹雪芹深刻体验到人世的痛苦和人生之“大哀”，故能将这种痛苦提升到一种人类痛苦的高度加以艺术概括和表现。必须指出，这种悲剧感是不同于儒家的忧患意识的，儒家的忧患意识来源于群体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责任心和义务感，而曹雪芹更直接的是与庄子的思想相通，他对人生之忧远胜于对家国之忧。因此，这种人生悲剧感也远比屈原、杜甫的“离忧”更具深沉特质、更具普遍的人生内涵。
从《红楼梦》的三重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对现实、文化、人生的批判、反思与探索精神。然而他毕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中，与旧的、传统的、落后的东西也还是有丝丝缕缕的联系，于是批判现实与希望中兴，意识中反传统与潜意识中维护传统，出世与入世，便成了对应着三重悲剧的三对矛盾。

命运悲剧
作者从女性角度入手描写了贾府女子的婚姻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