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的经典博文

高考作弊每年喊打，可却每年出新。6月8日，湖南省江永县一中高考考点视频监控人员和监考教师发现，该县教育局局长毛华东违反回避制度，违规进入其子所在的考室，并涉嫌协助其子考试作弊。（中国青年报6月14日）
毛局长的作弊是很“疯狂”的，作为一名教育局局长，他绝对知道回避制度，也绝对知道自己的孩子在考场考试，而自己却走进考场，是把违规公开化。
这说明什么呢？毛局长是不怕公开违规的。或许他认为在当地的教育系统，自己可以一手遮天，在自己的地盘上，校长是自己任命的，老师的未来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老师们会对其做法敢怒不敢言，也会十分“配合”自己，助其儿子顺利高考。所以，有网友说，毛局长事情败露——其实用“败露”不合适——主要因为局长大人太张扬、太无顾忌。
在这一作弊事件发生之后，有专家再次提议，应该实行更大程度的利益回避，调整考试组织，由当地组考、监考改为异地组考、监考，即由另一个地区的教育部门来安排考场、公安部门来维护考场秩序，另一个地区的老师来监考。这样，当地教育部门官员参与作弊的难度就加大，同时，买通官员、巡考、监考的可能性也减少。
这种异地组考，对于毛局长们有用吗？难说。毛局长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违反规定进考场，那么，他难道不会动用手中的权力，去摆平异地组考的教育部门人员？——毕竟，在一省或一市范围内，教育系统的官员们还不是兄弟？而那样一来，毛局长明目张胆的违规，就变成人不知鬼不觉的幕后操作，成功几率或更大，那时出了事，才谈得上“败露”。
每年高考作弊中，当地官员参与作弊，已成为一大特点。治理这种现象，根本之策是招考分离，即将考试由政府部门组织，转变为由社会专业机构组织。
总体而言，我国的考试组织基本上都是以行政部门为主导，无论是国家教育考试，还是职称资格考试，并没有社会化、专业化，考试的权威性不是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形成，而是由政府部门的许可获得。由于没有竞争，考试组织者并不重视考试质量，每年的高考出题质量都饱受质疑，但由于仅此一家，考生来年也必须选择，我国考生很难像美国学生那样，既可选择SAT，又可选择ACT，还可选择AP考试——这些由社会机构组织的考试之间，完全是竞争、争夺招生高校认同和考生认同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监督不够，各类考试中都存在较为严重的作弊问题。
在考试制度改革方面，我国教改《规划纲要》指出，“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考试招生制度。”这一描述明确界定了政府、社会机构、学校和考生的权责，而问题是，仅有这样的描述还远远不够。
政府教育部门退出考试组织领域，其一，必须排除既得利益的阻力，打破政府部门对考试组织的垄断，交出考试权和评价权。拥有考试权和评价权，势必掌握教育与考试的主导权，对此，行政部门是难以主动放权的。要让行政部门放权，必须从国家改革层面调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责，剥离这些机构原来拥有的权力。
其二，应积极培育考试组织的公平竞争环境。我国也号称在推进这方面的改革，比如各地都相继组建教育考试院。政府教育部门也称教育考试院是专业的考试机构，但实质上，教育考试院还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具有十分强的政府性质，而高考、中考等考试的具体组织，都依托当地的教育局和学校，考试社会化改革也就“换汤不换药”。由于政府力量极强，社会中介组织难以生长，这反过来又成为政府部门不愿意放权的借口——社会机构力量薄弱，公信力、权威性不够，很有可能一放即乱——而实际上，只有行政退出，社会中介机构才可能有生长、发育空间，而在逐渐生长、发育中，这些社会专业机构将在考试竞争中确立公信力，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依法监管。 1提问:出现这样的事情到底是社会的责任还是学校的责任
搜狐微博@熊丙奇：出现这样的问题，学校、家庭和社会度应该反思自身的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学校责任、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但有多少规定得到落实呢？
2提问:素质教育提倡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一点效果都没有
搜狐微博@熊丙奇：我们推行的是虚伪的、形式主义的素质教育，而不是针对个体的个性化教育，素质教育不是在高考科目学习之外，增加一些课外活动，而是要将公民教育、生活教育贯穿在整个教育过程中。
3提问:教育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搜狐微博@熊丙奇：教育的本质是让人们生活更美好，教育应该首先让孩子们学会做人、学会对自己负责。
4提问:上学的时候，老师经常会惩罚犯错误的学生跑圈子站墙角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也没什么呀。为什么小孩就什么不能打不能骂呢？
搜狐微博@熊丙奇：以前觉得正常，那是因为大家的权利意识淡薄，如今觉得不正常，是因为权利意识开始萌芽。因此，教师的批评教育，应该在尊重学生的权利情况下进行。其中，最重要的是说理教育。
5提问:这些年一直喊教育改革，究竟改的怎样？
搜狐微博@熊丙奇：雷声很大，雨点很小，遇到很多既得利益者的阻力 国内高校“抢生源”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而分析具体的“抢生源”行为，这种“抢生源”还停留在十分低级的层次，变为“圈生源”运动。 大学“抢生源”，总体看来，有三种不同的境界。
第一种境界是，学生和大学双向自主选择，允许学生同时拿到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然后根据学校的教育质量以及提供的教育服务，由学生自主确认。在这一过程中，选择主动权在学生手中，大学能用来抢生源的只有教育质量、奖学金。我们所见的美国大学录取，就是这种方式。国内学生选择美国大学，有不少是同时手握几张名校录取通知书，再“挑挑拣拣”。学校既不会限定申请该校的学生不能再申请他校（想限定也无权力，而且限定可能导致该校无人申请），甚至对拿到自己录取通知书的学生，能采取的办法，也就是在确认时间之前耐心等待学生做出选择。
第二种境界是，大学利用政策录取优惠，对报考该校的学生，实行降分录取。这主要发生我国的自主招生中。目前我国大学的自主招生，采取与集中录取嫁接的方式，获得学校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要求必须再参加高考，并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把该校填报为A志愿或者第一志愿，在录取过程中，可以获得达到当地一本线，或低于该校在当地的录取分20~60分的录取优惠。这种方式中，大学拥有选择学生的权力，通过录取优惠政策，把“生源”圈进来，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如果放弃，还被学校认为不诚信。据说还会影响到大学对当地整体教育的评价。
第三种境界是，大学利用各种手段限制、欺诈学生，诸如将选拔考试时间放在同一时间，给学生校内优惠加分同时欺骗学生必须把该校填报在第一志愿，在集中录取阶段无责任地承诺“预录取”，这就是我国大学的状况。在自主招生中，自主招生高校“有意无意”将笔试和面试时间放在同一时间，迫使学生做选择，已经让大家见识了大学的心胸。而按照现行招生录取规则，获得大学校内优惠加分的考生，在平行志愿填报时是完全可以填报在A、B、C、D任何志愿位置，另外，学校承诺学生“预录取”也是无法律效力的。
与美国大学允许学生手握多张录取通知书相比，我国大学却宣称某个学生被该校“预录取”就是自己的生源，这是很荒谬和可笑的。事实上，在美国大学，学生就是报到后，还可以自由选择转学，大学如果不重视教育质量，不提高学生对自己的满意度，学生随时可“以脚投票”。
学生只能被一所大学录取，而且，填报志愿（无论是平行志愿和传统志愿）都有因考生去向不明的风险，进而才有考生和家长焦虑能否被某所大学录取。在这一过程中，大学也就有了利用政策、玩手段的空间。 提高我国大学的办学质量，必须建立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而这一机制的核心，就是学校平等自由竞争，考生拥有充分的选择权——可以自由选择教育、自由选择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考虑的就不再是在录取环节上玩手段，而只能是在发放给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怎样吸引学生选择确认自己。如果这一机制不建立，我国内地大学会一直停留在第二、三种境界，貌似十分重视生源，实则关注的是自己在计划体系中的江湖地位，不是为教育质量着想，也非扩大考生选择权，为所有考生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