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是俄罗斯伟大的心魂,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还是一个为许多人所爱戴的真诚的朋友.他的作品与他的生命紧紧联在一起,他的一生都在进行着紧张的探索.
列夫?托尔斯泰1828年8月28日出生在俄国图拉省的贵族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他的母亲去世时,托尔斯泰还不足两岁.九岁时,他的父亲又离开人世.父亲的死让他“第一次懂得悲苦的现实,心魂中充满了绝望”.托尔斯泰的两位姑母成了他的监护人,姑母虔诚而富有爱心,这些卑微的心灵帮助他认识到爱以及爱所带来的快乐,对托尔斯泰的一生影响巨大
1844年,托尔斯泰进入喀山大学读书（傅雷译为“卡赞”）.这期间他的头脑处于狂热的境界中,他不断地试验各种人生观念和学说,矛盾对立的理论让他固有的信念动摇了,各种幻想不时占据他的头脑.在年轻混乱的心底,一个不变的东西是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绝对的真诚.他毫不留情地进行自我分析与解剖,坦白自己的一切想法和行为,他后来还将自己年青不道德的生活记录拿给妻子看.由于不满于学校的教育,他自动退学回家进行农庄改革,这些内容在他的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里都有反映,小说中的涅赫留多夫是他自己的艺术写照.1851年,托尔斯泰去高加索,随同当了军官的哥哥尼古拉服兵役.高加索美丽的自然风光激发了他的艺术天才,他的自传体作品《童年》（1852）、《少年》（1854）等都是这时期的产物.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托尔斯泰1854年到了塞瓦斯托波尔,在炮兵连服役.他勇敢尽职,常处于危险之境.在隆隆的炮声中,在生与死的激烈交锋中,他写作了《塞瓦斯托波尔纪事》,对战争的残酷、俄罗斯士兵的爱国主义思想、对战争中表露出来的人们的复杂心理都作了真实的描绘.
1855年底,他回到彼得堡.周旋于文人之间,托尔斯泰对他们非常憎恶、轻蔑,发现他们都是卑劣虚伪的.1857年他去国外旅行,所见所闻让他对资产阶级的文明、博爱、民主十分失望.他在瑞士小城卢塞恩看到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手施舍,明白资产阶级的“文明”不过是华美的谎言,他愤怒地写了短篇名作《卢塞恩》.
回到俄国,托尔斯泰重新开始他的农事改革,希望通过兴办教育来提高农民的觉悟,促进社会进步.哥哥尼古拉的死让他震惊,他又一次思考死亡问题.
1862年,托尔斯泰与索菲娅?别尔斯结婚.幸福的婚姻生活使托尔斯泰迅速进入创作的高产期.在爱情的荫庇下,他完成了《战争与和平》（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等代表性作品的创作.《战争与和平》被誉为是可以与荷马史诗比肩的作品,它的光荣和伟大在于托尔斯泰使俄国19世纪初的历史重新复活了,小说对卫国战争的描写和主要人物的塑造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安娜?卡列尼娜》在技巧上更加成熟,丰富的艺术经验支配着作品的思想,人类的欲望在这里暴露无疑.小说的主要意义除了安娜的悲剧和当时俄国社会的描写外,还带有明显的传记色彩,列文便是他的化身,列文的苦恼正是托尔斯泰的苦恼.在《安娜?卡列尼娜》还未完稿前,他已经厌倦了,陷入死的眩惑之中,他有一种巨大的虚无感,有强烈的死的欲望.他害怕自己会突然自杀,便把房间的绳子藏起来,不敢带猎枪打猎.在宗教狂乱之后,他发现民众的简单生活和信仰才是生活的真理
紧张的精神探索又遭遇惨痛的社会现实.1882年他参加人口调查工作,第一次真切地看到了俄国大地上的满目疮痍,他哭喊着,挥动拳头说：“人们不能这样地生活!”他改变了自己的贵族生活,根绝一切享乐,自己去锯木、煮汤、缝靴子,要用自己额上流着的汗来换取面包,并终生与文明的罪恶和谎言对抗.他的妻子和家人不能理解托尔斯泰的这些行为,夫妇之间经常为此争吵.全欧洲的艺术家都希望他回到文学创作上来,认为托尔斯泰是在毁灭自己的艺术天才.但是,托尔斯泰不但没有毁灭艺术,反而把艺术中一向静止的力量激动起来,他的宗教信仰不但没有灭绝他的艺术天才,反而把它革新了.在《我们应当做什么?》（1884-1886）里,他说：“只有为了团结而工作的才是真正的艺术.”
他后期的重要作品有《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89）和《复活》（1899）等.《复活》可以说是他艺术上的遗嘱,是他整个创作生涯中最后也是最高的山峰.七十高龄的托尔斯泰以伟人的姿态注视着他的过去、他的世界,《复活》是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最真实的诗.
1900-1910间,他最主要的精力都消耗在社会问题的论战中,他反对谎言,反对暴力,抨击各种迷信.他的思想使他与家人之间的沟壑越来越深,1910年10月28日,82岁的托尔斯泰突然离家出走.11月20日清晨,这位世界文豪和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在阿斯塔波沃车站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对身边的人说：“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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