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如何分析《长恨歌》主题及作者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的态度？

《长恨歌》主题是古典爱情诗，作者认为爱情应该回开长地久、缠绵不绝答，爱情与君王身份无法，与政治斗争无关。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

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该诗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扩展资料：

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

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

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全诗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喻与同情的交织，其主题应该是双重性的。
首先，从作品本身看，以“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为界，全诗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表现出批判和暴露的倾向是不言自明的。后半部分写李杨爱情，思念之切，上天入地，感人至深，表面看来写爱情为主，其实也不乏讽喻。作者的思想用意，作品的悲剧意义在于告诫世人，尽管可以开天入境，但现实中的悲剧是无法挽回的。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如果不加以明察和借鉴，那就只有与天地永存的悲痛。由此可见，同情与批判相辅相成，双重主题得到好的发展。
其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来，尽管安史之乱是唐玄宗重用奸人所致，但他毕竟在战争中失去皇位，失去爱情，加上他有开元之治的政绩，所以他也成了人们同情的对象，在他被迫还都的时候，百姓“夹道欢呼靡不流涕”。可见人们对他的态度是批判与同情兼有的。白居易写这首诗是在安史之乱几十年之后，对这样的民情，他不但很清楚而且也受影响，何况他本人很佩服玄宗，常把玄宗和太宗相提并论，而当时同情李杨爱情的传说大量产生，对于“深于诗，多于情”的白居易来说，难免会批判中兼有同情的个人色彩体现在作品中。一部好的作品，尤其是悲剧色彩十分浓厚的作品不会只有一种主题思想。
从作者的创作意图看，大约意在讽论当时和以后的统治者应以李隆基为戒，不要因“重色”而荒淫误国，造成“长恨”。但在后一部份，作者把失掉政权后的李隆基写得那麽感伤凄苦、一心思念妃子；把幻境中的杨妃对明皇的感情写得那么纯洁专一、坚贞不渝；而那些情景交融、音韵悠扬的诗句又那么缠绵悱恻，富于艺术感染力；就客观效果说，自然引起读者对李、杨生死相思的同情。

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
写《
》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
故事，而是以“情”作为
，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

形象的审美意义。

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
被授
尉，当时，他与好友
、王质夫同游
，听到当地民间流传

与
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
的长篇

。
为此诗撰写了一篇《
》。
以其标格
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
以“我诵得

”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
》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
；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
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
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
》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
前，
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
”的
纪。贵纪进宫后
，不但自己“新承
”，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
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
。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
动地来”至“回看
相和流”，写
，玄宗逃难，被迫
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
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
》“惩
，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
不曾来人梦”，描述了
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
见月，

，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
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
，
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
。第四层从“
道士鸿都客”至“
”，写

觅
之
，重在表现
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
上让贵妃以“
寂寞泪
，
”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
间的感情
，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
”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
，和爱情被
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
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
＞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
间的
，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
之
，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
在历史真实与
之间，或者把对
的评价同
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
，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
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
、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
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
，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
》、《
》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
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
，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
，李、
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
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
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
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
集中于李、
间
、
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

”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
”之类
。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
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
史事件的中心和
。由于
的
、
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
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
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
、

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
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
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
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
》的《
》、《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
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
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
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
”。但在
《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
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
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

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
歌日：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
。“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
，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
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
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
”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
、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
，“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
赋》)，它们是一个完整
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
、为风鹏，并与
大力倡导
。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
，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
”来总结
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
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
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
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
使其上升为
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
、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
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
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
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
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
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
善”
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
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
的执著，甚至于在
世界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
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
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
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学。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
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
相反，贵妃的
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
洗
”，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
地发生了变化。“

”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
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
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
”，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
》中的
， 《
》中的
，甚至《
》中的
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
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
。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
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
了。与西方的女性
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
”的
所
，被
形象或
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
》、
到
，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
》
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
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
，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
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
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
直至
中更为
、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
，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
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
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
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
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
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
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
，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
——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
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
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
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
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
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
”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长恨歌》是古典爱情诗，通过写实叙事手法，表述了什么是爱情。爱情应该开长地久、缠绵不绝，爱情与君王身份无法，与政治斗争无关。
　　作者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理解应该是他们的爱情已然超脱于物质，属于纯精神范畴，这在作者所处的年代应该是一种新观念，也是以君王作为主角，所以才会被广为传颂。